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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改革与婢女问题（第1页）

第二节社会改革与婢女问题

婢女与妓、妾紧密相连，她们常被视作妇女中三个最苦难的群体，是妇女地位低下的重要例证。自清末以来，婢女问题时常出现在社会改革者的话语中，尤其是五四时期，婢女与妓、妾等恶俗都在被扫**之列。而且，如果婢女问题不解决，妓、妾的解放也难以实现。在社会改革中，蓄婢还被认为是没有道德的体现，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蓄婢不仅会影响到国家的强弱，还会影响到民族的未来。

一、婢女与妓、妾

婢女与妓女、与妾的关系，主要是指婢女与妓、妾之间的流动。在社会改革者看来，婢女的存在，是妓和妾增多的原因，因为“婢女长大以后，大概总是辗转售卖，流入这样的境遇”[51]。“美国解奴为其虐待，背人道也，而蓄婢之结果不仅虐待而已，将来为妾为妓皆自蓄婢始，故在人道主义之下，决不容有蓄婢之制。”[52]

有论者曾指出，“中国家庭的罪恶莫如蓄妾，蓄婢只是蓄妾的过渡，所以蓄婢也是罪恶之媒介，蓄婢是小事，而家庭之罪恶往往出于蓄婢”[53]。清以前，为妾者多为妓女、婢女和贫苦民家的女儿。民国时期，妾的出身已经有了复杂化的趋向，已不限于妓、婢等，但由妓女、婢女而为妾者仍不在少数，“她们甚至以自身得为候补姨太太为莫大之荣幸”[54]，“官场太太们在一起时，也经常谈论，谁谁家的婢女又被收房做了姨太太”[55]，所以说，“蓄婢恶习，就很容易助长娶妾的风习，因为在如今风习较通的时代，甘为人妾的女子，实在绝无仅有”，因此“一般无耻的阔少**虫之类，就不得不转其方向来**他们所蓄的婢了”[56]。“奴婢的惨淡生活，不知经历了若干年，到了终局，不过是两种：一是为妾。因为婢、妾本已连成一片，而婢子的结果，大概是作人侍妾，因为他身价虽是卑下，他的见闻却都是奢侈的，中下配偶，既所不愿，只能做妾了。婢女得其所的就是作妾，其次的，丧心的主人卖到不良的地方，高得身价那就终身陷入深井了。”[57]

要实行社会改革，消除妾的制度，婢女问题就必须革除。由婢而妾是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权富者多买贫家女子为婢，养大以后，就纳为妾，所以可以说婢妾是相依的”[58]，如果蓄婢的习俗不能革除，则与之有着连带关系的纳妾问题也无从解决。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要除去野蛮的‘妾’的制度，就不得不努力去做根本的解放婢女的运动”[59]。提倡改革者呼吁，“凡赞成妾婢解放的人，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尽力做这件事，监督各方面，实行那‘人不准买卖’的法律”，“解除一切已做了妾婢的契约，凡妾婢自愿恢复自由的，都应该准许他”，如果主人“拿契约到官厅控诉，一概不予受理”。[60]

改革者关于婢女向妾的流动的说法属于事实，而对婢女向妓的流动的看法有点牵强，因为，从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在北京，许多蓄婢家庭出于家风、脸面以及对婢女负责的考虑，对婢女的管束较为严格，婢女不致再被卖入娼寮，也很少有蓄婢家庭亲自将婢女卖入娼寮的例证。即便有婢女被人引诱转卖为妓女，蓄婢家庭了解情况后，也会将嫌疑人告上法庭。[61]抑或有蓄婢家庭了解到婢女被人拐卖，进入娼寮，他们也会设法将婢女救出来。[62]香港政府所发表的报告书也认为，婢女制度不但不会使婢女沦为娼妓，而且可以保护她们不被卖入妓院，因为穷苦人家在经济困难面前，不得不牺牲其女儿时，第一步必先把她卖给人家做婢女或养女，到了这条路走不通时，才把她们卖入妓院。[63]1933年，国联东方妇孺贩卖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也持这种观点。[64]

二、蓄婢与妇女人格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的序幕。经过辛亥革命后几年的沉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志士们的大力倡导下，妇女解放的呼声又重新活跃起来，呈现出日渐高涨的景象。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指出，妇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人格的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65]恢复妇女的独立人格，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潘公展在《中国妇女是有人格吗》一文中指出，“中国妇女的身体，除了少数受过教育能够自立的女子以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不能独立，这是中国妇女没有人格的第一证据。那些卖身作婢作妾的，父母生了他们，不将他们当‘人’看待，以为他们的身体是父母给的，父母要把他们卖就卖了，要吩咐他们死，他们就不得不死。等到他们做了婢妾之后，他们的身体又是归于主人了。主人要虐待就虐待，要贩卖就贩卖，为什么呢？因为主人是出了身价银子的。他们身体的不独立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除了服从主人外，完全不许有自己的意志，他们没有生活的智识，做事的本能”[66]。所以，婢女是“完全没有人格”的，为了“妇女的人格”起见，应当解放婢女。[67]

于是，一部分知识女性开始将蓄婢与妇女人格联系起来，切实认知妇女的人格问题。高王若梅女士在《我们应当自己作的一件事》中谈道，“我们要想获得解放，就要自己去争取人格的独立”[68]，“女人应当奋力去提倡，若是我们先自己轻视我们，我们先自己不承认自己有人格，那么，虽人人心里存着解放，友人作我们的援助，终究也没有解放的可能”[69]；蓄婢，就是“我们自己轻视我们，我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有人格”[70]的凭据，因为“家庭中的主人，就是主母，他有支配家人的权利，主母若不蓄婢，这种恶俗，便可以去掉了；常见作主母的，出门时必揣有美婢，偶有客来家，也必定有美婢奔走客前；所以北方有一句‘肥狗胖丫头’的话。唉！蓄婢是不合人道，是减灭人格的，婢和主母，同是女人，贫富尊卑，虽不相同，人格是一般的可贵；主母主张蓄婢，这不是自己轻视自己么？不是自己不承认自己有人格吗”[71]；所以，“我们不要解放、不要人格则已，如果想着解放，想要人格，那么，免除蓄婢这件事，我们当自己去提倡着做，即便有家长或自己丈夫的意思，然因为女人人格的关系，我们也要据理相争，况说是我们自己的事呢”[72]。

虽然“现在要破除蓄婢的习惯，问题固然极复杂，但务使太太身份的妇女们，能够明白人类关系的道理，知道把人口作商品买卖是人类的污点，把同类的人如牛马般的供驱使，不但有伤人道，而且有辱自己的人格”[73]。上海禁娼，是因为“娼妓有害风化，堕落人格”，而蓄婢的结果，不仅仅是让婢女沦为娼妓，“凡是足以丧失女子人格的举动，都源自蓄婢，所以在平等主义之下，也决不能再有蓄婢的制度”。[74]

人们蓄婢，不仅使婢女丧失了人格，而且削夺了人类的天赋特权，因为“婢女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一切都须听从主人的命令，否则，就会受到种种不合人道的虐待，小而辱骂，大而鞭挞”[75]。古代法律，是以“不平等的原则来规定婢女的身份，剥夺婢女的女权，至于自由买卖婢女和苛待婢女，也是蔑视女权的一种。总而言之，有了蓄婢的实行，就不能保持女权的存在了”[76]。况且，“女子解放的声浪也是一天高似一天，寻求婢女的解放也是女子解放事业的最急迫的部分，因为这群女子是被他人束缚了，完全夺弃了他们的自由权，而且所处的境遇是很苦的。我们要讲人道主义，为何不先解放这般在地狱里的人呢？而且这般人不解放，不但他们自己受苦，便是他人也间接受苦”[77]。因此，要改造社会，必须解放婢女，要想谋取妇女解放，争取妇女人格，必须谋求婢女的解放，否则，妇女解放就有问题，妇女运动的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

三、蓄婢与社会文明

根据天赋人权说，“凡含生秉性者，皆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虽然人有智愚，业有分工，但无高低贵贱之别。有同等生存之权，无任受剥夺自由之理。根据国家立法之原则，举凡同一法治国下之人民，当然享有天经地义之法益。无论谁何，不能侵犯法律之神圣，即不能侵犯他人之身体自由也”[78]。根据革命人权说，“凡革命唯一之目的，在援救被压迫者，而解除其痛苦，是故除却逆天毁法与反动，便谁不能**人权。**人权，不是逆天，即是毁法，即是反动”[79]。然而，婢女问题，是“**人权”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蓄奴制度为封建时代之残骸，而婢女来源，或由经济压迫，以致鬻女卖儿，或由强夺拐带，变成盗藏掠卖，或由幼失怙恃，势迫寄生沦落，是负的一面原因。而以人为货，蓄婢使奴，恶习相沿，皆有封建思想所左右，乃正的一面原因。”[80]蓄婢最大的弊端还在于，“弱质女儿作过度之劳动，受严酷之敲责，命如鸡犬，苦若牛马，综合虐婢之惨案，多于恒河之沙数。尤其甚者，每因主人丧心贪财，辗转而充商女之阎矣。硬推而入姬妾之室矣，人生幸运，彼此告休”[81]。

民国时期，正是政治解放、劳工解放、妇女解放、思想解放、阶级解放时期，人道主义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婢女问题，“是人类解放与男女平等运动所必须推及的问题”[82]。况且，在民主政体之下，人类相处，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大总统之于民，尚无复有阶级之分；讵仆之于主，仍未平等也；不知仆之较主，不过少银钱而已；仆若有钱，亦将为人之主矣，故主之于仆，不可再用专制手段也”[83]，“断不容予人以非人的差遣，可是被人雇用的婢仆，有几个不被视为奴隶，待若牛马的？这样的违背人道的制度，在现社会上还有存在的余地吗”[84]，“我们天天讲人道，可是倒把这个百般受人凌虐的婢女，列于‘这’之外，而毫不理会。婢女是一个人，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眼睁睁看见社会上这一般曾受压迫的妇女而不设法援助，难道就是谈人道者所应有的态度吗”[85]。

如今，“在高唱人道主义的今日，对女子辗转买卖，视为货利犬马，合乎人道吗？以未成年女子，靳予教育，闭听塞明，使任烦剧之工作，比长时蠢如鹿豕，一生永为奴隶，是果合于人道否也？则人而曰蓄，把人看作牛马，这样合乎人道吗？既女子一经为婢，天赋人格，殆已剥夺净尽，驯至婚姻问题，也须受主人买卖式之支配，不能得丝毫自由，合乎人道吗”[86]。本来中国就是“专制流毒，阶级之见，中人甚深，至今日释放人类大声疾呼之际，尚有违反人道的恶制度存在。可胜慨叹”[87]。有的主人“拿婢女不当人，将她虐待，譬如牛马一般，有的比牛马还不如，他们婢女有苦无处诉，若拿人道主义的眼光看起来，实在不对”[88]。所以，从人道主义讲，婢女制度，应该革除，“凡有婢女稍受虐待，不愿跟随他的主人的，都应该送他到公共教养机关去（像济良所之类），如果一定要保护那主母的‘所有权’，在人道上固然讲不去，就是法律也似乎不应该这样”[89]。

婢女问题不仅不合人道，也影响世界人类的文明。“奴隶制度的废除，曾见于德国柏林的国际会议，黑奴买卖的争端，曾经流淌着南北美十三州战士的热血。如今文明各国，都将人口买卖，列为禁条。”[90]况且，“解放运动，又是当今时代精神的中枢，离此中枢，便是违背时代使命，使进化窒息，文明没落，而人类互助生存之价值，也就**然无存。而现在横亘进化的前途，玷污文明的面目，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婢女问题，则是社会影片中最显而易见者”[91]。所以，文明的国家，为尊重人道和人格，必须禁止买卖奴婢。[92]如果中国不解放婢女，就会与文明背道而驰。

四、蓄婢与国家民族

近代中国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许多评论家都在考虑如何使中国强大的问题。改造民众、培养符合现代国家需要的国民，是中国自强的重要手段。而要想自强，还须找到中国贫弱的根基。许多评论家发现，从缠足、文盲等问题中反映出的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是中国贫弱的一个集中体现。表现在婢女问题上，首先，“婢女失教育、无学识，自由既被剥夺，人格所存者几何”[93]；其次，“为婢者之人格，剥夺已尽，为人妾所生之子，又不能与嫡子享平等之权利，故间接视之，谓为减低中国国民之人格”[94]；最后，“婢女成人之后，就会成为国民之母。她们幼时没有接受教育，不讲卫生，毫无学识，身体孱弱，将来所育子女自然属于落伍者。这样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国家前途，何堪设想”[95]。蓄婢陋习，使中国一部分人丧失了人格，“中国地大物博，人又至众，何为一弱至此？就是有人格的人少，没有人格的人多”[96]，“中国既然有此多数奴颜婢膝、丧失人格的人，国家又安得不弱”[97]。

蓄婢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强弱，而且也有辱国体。清末时，“曾下放奴令，然而对于妇女漠然视之。国体共和，人类平等，对于婢女依然寂然无声”[98]。婢女生活，是“囚徒的刑罚，狗彘的饮食，娼妓的污辱，性命等于蝼蚁，充贱役如马牛”[99]。“现在是什么时候，不是中华民国九年么？抛去专制国头衔，不也有九年了么？何以种种不平等、不自由、惨无人道底事体，仍然层见迭出，有增无减。”[100]既然“民国成立，推翻了专制，国号改为共和，实行民主制度，男女平权，人们却还在养婢，这不仅有伤国体，自贬人格，而且造成的罪恶，走尽天涯，也无此怪论。所以必须要铲除陋习，解放婢女，一则为着国家光荣，二则维持人道，拯救女子命运”[101]。

如果说，以上是蓄婢陋习对国家的间接危害，那么，蓄婢陋习对国家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妨碍国家的治安。因为蓄婢，“必有虐待案件发生，则政府人员，必须分其时间精神，为此等事调查处置。有蓄婢者，就必有买卖人口发生，则拐带与放白鸽谋生之歹人，必藏聚此间，从中作弊，安分良民家的子女，致遭拐骗危险，而政府办事人员查探，为此等事之侦缉，实属废时失事不少”[102]。如今，“拐带事件无所忌惮，法庭受理的案件也是堆积如山，女子失踪无论早晚，几曾见过，有合浦珠还；总之，婢制留存，无一可赞，风化攸关，足见一班，扰乱治安，增长匪患”[103]。

另外，婢女制度还对民族进化造成恶果。因为，妇女“在进化上的职务，不但要产生小孩，兼且是自然的教师，她的一举一动，能够使小儿受很深的印象”[104]，蓄婢家庭中，“主人不以谦和平等待人，养成一种严酷骄慢的性情，做奴婢的，从小得不到人道的待遇，也养成一种阴险狡猾的习惯”[105]，所以，即便婢女没有为妾、为娼，只要“主人与奴婢间互相养成的恶习，染到将来世代的儿童上去”[106]，对整个民族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为民族的未来着想，必须废除婢女制度，解放婢女，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国体，保全人格”，也“等于是间接救国”。[107]

社会改革中，废除婢女制度，既有男性话语的论调，又有女性自身的呐喊。婢女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被反复使用，既代表了民族衰弱的根源，也体现了解放婢女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