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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国家传统02（第2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22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正统十二年六月甲子”；卷二百三十八之《景泰附录》第五十六，“景泰五年二月辛丑”；卷二百四十八之《景泰附录》第六十六，“景泰五年十二壬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七的“正统十四年四月壬子”“正统十四年五月癸未”，《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五十八的“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丙辰”、卷四百九十六的“嘉靖四十五年乙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景泰附录》第十三的“景泰元年八月壬申”条，等等，《明实录》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明嘉靖年间镇压黔东、湘西“苗乱”的各种公文中，叛乱者全部被称为苗，如“黑苗”“恶苗”，首领则被称为“主苗”“苗头”等。指挥剿苗的总督张岳称：“贵州苗地，纵横不过百五十里。”（见张岳的《小山类稿》卷十《答杨佥宪》），可见在张岳的心中，包括黔西北在内的许多地区与“苗地”无关。这一看法同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的看法相似，郭氏所撰《黔记》卷五十九云：“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自贵阳而西者，罗罗为伙，而黑罗为悍。”“罗罗”在20世纪50年代被识别为彝族。

[5]民国《威宁县志》卷十七《杂事志·土司并苗蛮》，毕节地区档案局复制油印本，1964。这里的“夷”显然是指娄素，直到现在，威宁的娄素（彝族）尚有黑、白之分。

[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五《建昌桐槽黑骨诸夷列传》，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7]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1页。

[8]参见陆裕民：《云南中甸彝族的调查》，见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广西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9]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一十四，“天顺四年四月庚午”。

[10]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三，“天顺四年十二月癸酉”。

[11]参见《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戊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12]以上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23～26页。

[13]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载《民族研究》，2007（5）。

[14]明代在此设立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见上文。

[15]在今贵州赫章、威宁二县，明代在此设立乌撒军民土府。

[16]在今云南东川、会泽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东川军民土府。

[17]在今云南镇雄一带，明代在此建立镇雄军民土府。

[18]在今云南昭通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乌蒙军民土府。

[19]即磨弥部，在今云南宣威一带，明政府在此设立沾益土州。

[20]即娄娄勾部，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明代先后在此设立普安安抚司、普安州。

[21]在今贵州安顺一带，明代先后在此设立普定府、安顺州、安顺军民府。

[22]在今四川古蔺一带，明代在此设立永宁宣抚司。

[23]例如，朱元璋曾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称：“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传一》80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娄”即“娄素”或“娄素濮”的简称，前者是书面语，后者是口语。

[25]以上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7～9、113页。关于武定的叙述参见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17、36～37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明代张元忭的《南京工部尚书新昌吕公光洵行状》（收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二《南京工部一》），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对凤氏反叛的记载，《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六的“嘉靖七年三月戊戌”条，等等。

[26]参见《范成大年谱简编》，见（宋）范成大著，姜剑云、闫潇宏、毛桂香解评：《范成大集》，附录，194～195页，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27]参见（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见（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说郛一百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8]《宋史》卷一百九十八云：“（绍兴）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自杞诸蕃本自无马。”

[29]关于自杞，可参见杨永明：《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载《学术探索》，2002（6）。

[30]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3～6页。

[31]参见（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参见史继忠：《罗殿国非罗氏鬼国辨》，载《贵州民族研究》，1982（4）。

[3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二，“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丁酉”。

[34]（明）宋濂等：《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乌撒乌蒙宣慰司》，14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5]参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09页注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阿沽社武：《乌撒政权结构试析》，见贵州彝学研究会编：《贵州彝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6]参见贵州省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彝族源流》第1～4卷，110～111页注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37]参见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前言、145～161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38]《谷邳赖》，见阿洛兴德搜集整理翻译，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曲谷精选》，3～5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类似的情歌尚有《陡朵》《恒佑阿买》《祖摩阿纪家》《才尼》《诃合曲谷》（以上均收入《曲谷精选》）、《北方君长道》（见王继超、文朝志主编：《阿买恳》，439～440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等。

[39]阿洛兴德整理翻译，王继超主编：《苏巨黎咪》，9～10、16、24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黔西北民间流传的“曲谷”对君、臣、布的权力分工亦有反映，如《陡朵》（见阿洛兴德搜集整理翻译，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曲谷精选》，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