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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4（第1页）

“五族共和”之外04

论证了“白夷”解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后，李仕安接着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措施：首先，各地“白夷”分别联盟，各自选出领袖3～5名；其次，各地领袖负责向政府及汉族呼吁；最后，向“黑夷”提出解放之意。手段方面，战争、和平、和战并行，因人而异，视“黑夷”的态度而定。解放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废除阶级，与“黑夷”脱离主奴关系，允许双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确定黑白“夷”之间对于土地等财产的产权，原则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白夷”直接归政府管理。最后，李先生动情地呼吁：“我们的祖先正盼望我们一洗奴隶的耻辱，我们的国家正盼望我们向新生的路上前进，我们的情人——黑夷姑娘更在那里期望着打破阶级后与我们度自由甜蜜的生活哩！努力吧，白夷同胞们！”

“白夷”由政府直接管理，既达到自身解放之目的，又能给政府带来实质利益。为了突出这一行动策略，李先生还提出了四大口号：第一，打倒统治“白夷”的“黑夷”；第二，争取自由平等；第三，拥护中央政府；第四，大中华民国万岁。[200]希望政府支持的诉求，更直接地表达在《吁请政府及汉族同胞》中，在该篇中，李先生也抱怨了“夷族”得不到承认的现状：

谁都知道，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家，但同时又谁都知道，中华民国的西南川、康、滇、黔、湘、桂、粤几省有着一些所谓夷、苗、黎、傜、僮、僚的民族……（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共和国的组成分子……是野蛮人，不该在堂堂华胄的中国人之列。

该文同样连载于《新康报》[201]，发表之后，李先生意犹未尽，立即又写了《告夷族同胞书》，呼吁所有“夷族”奋起自救，废除不良习俗，建设经济，学习技术知识。[202]

李先生提出的“白夷”解放，若能实现，将实质性地扩大政府在“夷区”的统治权力，策略不可谓不巧妙，但他没有意识到，面临着共产革命威胁的国民政府，更加难以容忍的是下层人民的“造反有理”，他寄望政府的设想，可谓一厢情愿。文章发表60多年后，李先生对我说：

我有两大未遂愿望：一个是组织凉山彝人抗日军，那个没成功；第二个就是《白夷解放宣言》，放了空炮，也没成功。写好后，我先寄给《大公报》，大公报退了稿，好像是说，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刚刚平静，为了稳定后方，我们不讲这个话题。没办法我就只好在《新康报》发表。编辑一看就劝我说：“干不得，凉山哪个不认识你？这样对你不好。”是的，凉山有四大白彝，四大白彝我算一个，包括黑彝和土司，哪个不晓得我？他的名字我不晓得，他也晓得我，我当时就有那么狂妄。岭光电也说：“干不得。”但我的想法是，我已准备离开西昌，得罪完你黑彝也不怕，如果我继续在西昌，当然就不能得罪他们。发表《白夷解放宣言》过后大概两三个月，我就离开了。其实黑彝也不大可能知道，哪个读这篇文章呢？还是白彝。黑彝中当时几乎没人读书，就有这样落后。读过书的岭光电的那些学生，都是白彝，他们读了，不管同不同意，总之我是代他们说话。

系列文章发表后，当时接受过教育的“白夷”中，有十多位致信李先生表示拥护和支持，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金阳县县长的蒋大伦、孙学刚。“黑夷”好友罗正洪也表示要带头解放自家的奴隶。成、渝等地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如《新新新闻》《建设日报》也报道了“白夷”要革命的消息。西昌行辕秘书刘希武闻讯，亲自到李先生家中，质问他为何要写这样的文章。行辕主任张笃伦甚至对刘元瑄说：“《新康报》内有共产党。”[203]张笃伦猜得没错，可惜想象力还不够，实际情况比他以为的要严重得多，《新康报》及其后身《西方日报》，从编辑到印刷工人，地下党员比比皆是，但李先生不在其中。两份报纸的大老板都是刘文辉之侄刘元瑄，叔侄二人对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心知肚明，默不作声。据传刘文辉私下曾说：“得罪蒋介石，没有今天；得罪共产党，可能没有未来。”

李先生解放“白夷”的未遂愿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实现了。他说：

共产党来了后，白彝是最大的力量，为啥子这样说呢？黑彝不上学，当翻译当啥子这些都是白彝。解放军派工作队，翻译是白彝，你说白彝替黑彝说话还是替白彝说话？所以黑彝吃亏。解放后民主改革，黑彝就被打倒了，第一个就是推翻奴隶主。黑彝里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奴隶主。但黑彝中也有没得奴隶的，有家里面很穷的，这种就叫劳动奴隶主。

李仕安（1950年随军进西昌时的照片）

讲到“劳动奴隶主”这个提法[204]，李先生笑了许久。他又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个说法，是郭沫若定的调，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

解放后，凉山要实行民主改革，谁是斗争对象，谁是朋友，谁是我们自己，这是肯定要解决的问题。汉区嘛，打倒地主，团结中农，凉山就要定这个调，不定调不行。所以就定凉山为奴隶社会，有政策上的需要。

4。边民的呼声

讲到郭沫若，李先生说：“我是认识他的。”1940年，他与几个“夷人”青年，披着擦尔瓦，从峨边乘船，到乐山沙湾时，船夫说要装米，至少需两小时，让他们上岸休息。他想，郭沫若就是沙湾人，便去访他，正逢郭沫若父丧家居，他自我介绍后，对郭说他读过郭的书，讲了一通。郭很惊讶：想不到凉山“夷人”也有读他的书的。高兴之余，郭沫若拿出酒来，他也就趁势与郭高谈阔论。仕安先生性情之豁达开朗，毫不怯场，大率如此。他还向我描述认识于右任的场景，1948年在南京开国大，他与一些川、康籍代表同游秦淮河，上船一掀开布帘，发现于右任长须飘飘，正与朋友们开怀畅饮，生性好酒的他马上上前，拿起桌上的美酒自斟一碗，对于右任说：“美髯公，我代表夷族同胞敬您。”于氏大笑，宾主尽欢。

仕安先生也深深记得他见蒋介石的情景。我们是从一篇《边民的呼声》谈起此事的，1945年9月底，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巡视西昌，正好《新康报》的机器坏了，原拟停刊10天左右，听说蒋来了，连夜抢修。10月1日，报社总编辑许成章来找李先生，请他撰稿。李先生深知机会难得，当即应承，写了《边民的呼声》，报社又单独为他印刷该文100份。“许成章为何要找我呢？我同他关系好。《新康报》的头条我写了很多，许成章经常给我打电话：没得头条了。我就赶紧写。主要就是彝人抢汉人，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这些头条消息，我不晓得写了多少。”

《边民的呼声》明确指向西南非汉人群的政治承认。文章一开头便暗贬实夸，声称川康边区的“倮罗”对抗战贡献甚少，仅仅参加了修筑乐西公路与建设西昌小庙机场云云。接着又说抗战胜利了，国家将履行诺言，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倮罗”在中华民族中，称得上是一个大宗支，分布在云南的有三百多万，川康约二百万，贵州约八十万，广西五六万，再加上同族而形式上分了家的苗族、彝族、黎族等，总人数在三千万以上，远较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为多。因此国家不应忘记他们，要教育他们，使用他们，而现在国民参政会中没有他们，县参议会中没有他们，全国代表大会没有他们，几乎所有的机关都在歧视他们。“一县几万汉人，省参议员代他说话，一个职业团体，也有代表代他说话，但我们二百万人却完全成了哑巴，没有地方诉苦！”[205]

《边民的呼声》是写给蒋介石看的，所以并不长，只有1100余字。文章发表后，如何能“上达天听”呢？仕安先生找刘元瑄帮忙。正好10月5日行辕主任张笃伦为蒋举行宴会，刘元瑄作陪，就把李先生也带去，在望远室进见了蒋。进见之前，先见到蒋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他赶紧把报纸递过去，说：“我是军校学生，《边民的呼声》是我写的，费心，请转呈校长一阅。”蒋落座后，俞果然递上报纸。“不过，我注意到蒋并未翻阅，只是把它放在茶几上。”李先生回忆说。

张笃伦还安排彝族青年为蒋献上节目，他们唱着民族歌谣，载歌载舞，由李先生将歌词翻译给蒋氏夫妇。所谓“翻译”，其实就是即兴创作，因为那些抒发男情女爱的歌词实在不够应景，所以李先生“翻译”为赞美蒋宋，称颂太平的颂歌，并且煞有介事地对蒋说：“彝语中没有‘委员长’一词，他们是把您称为皇帝。”三年后在南京开国大竞选总统，为了给丈夫拉票，宋美龄在会场门口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李先生身着民族服装，紧紧握住宋氏的手不放，说：“夫人你还记得我不？你在西昌时，彝族献歌献舞，我当翻译。”宋美龄回答说：“记得，记得。”讲完这段经历，李先生大笑：“我那时还是狡猾的，和她说点话多握一会儿手，让记者可以拍照，借此扩大我的影响嘛。”

5。国大代表

李先生当选国大代表的过程非常有趣。那时他刚刚进入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他坦言，自己没上过高中，未必考得上，通过刘文辉的关系，教育部直接安排他读华西大学。1946年，经杨砥中等人的努力，已明确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中应有“由滇川黔康湘桂六省土著民族选出之代表”。这一成果被吸收进此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但表述上有变化，“土著民族”的提法被删除了。在论述国民大会时，对非汉人群的代表有三条规定：一条是“蒙古选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别旗一人”；一条是“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一条是“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此条显然不仅适用于上述六省，而且也涵盖了满族、回族二族。[206]1948年召开国大时，情况又稍有变化：蒙古代表34名；西藏代表24名[207]；“边疆民族代表”有11名，其中，云南4名，西康3名，四川2名，广西1名，湖南1名；“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代表11人，这指的是回族群众；“边疆民族满民”17人。[208]显然，满族与回族事实上被单列。

李先生是四川边疆民族国大代表，但这与他籍属四川雷波县并无必然联系。在户籍制度并不特别森严的时代，在偏远的川康边地，李先生想当西康省代表同样可行，而且刘文辉也明确表达了此意。李先生说，当时川康的边疆民族代表，谈不上真正的竞选。这倒不是执政者有意阻拦，而是广大的“夷人”，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游离在国家的控制之外，政府能管辖的“夷人”，也都基本不读书，“凉山那些彝族，也不晓得当国大代表有什么意思，所以哪个当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主要就是在寥寥可数的若干位彝人精英中选择。李先生最初想当立法委员，为此杨砥中还在重庆帮助他办过记者招待会。后来刘文辉对他说：“你当啥子立法委员哦，要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不能兼职，你这么年轻，当立法委员还能做什么？学啥子东西？立法委员要岁数大的，你当国大代表。”李先生就改变主意了。

当时国大代表候选人有“政党提名”与“签署提名”两种，前者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分头提名推荐和介绍人选，并且规定在某些地区，民、青两党的提名代表保证当选；后者即凡能有500人以上签名推举的，都可参加竞选。刘文辉以政党提名的方式，让李先生当西康省昭觉县国大代表（而非边疆民族国大代表）候选人，通知都下来了，同属“白夷”的宁属靖边司令部副司令孙子汶（又名孙仿，彝名斯兹伍各）在竞选国大代表的路上遇到了麻烦，他想竞选西昌县国大代表，当地汉人坚决反对。李仕安从岭光电口中得知此事后，决定让出西康政党提名代表的机会给孙。刘文辉问：“那你怎么办？”李先生答称：“我回四川去选。”他又对刘文辉说：“以后省长要选，你可以选西康省主席，但西康前途哪有四川好，最好回四川选省主席。我当四川代表，到时至少给你拉几票。”于是刘文辉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四川竞选边疆民族国大代表。我问他，四川省的边疆民族代表只有两个名额，你这么有把握能选上？他回答说：“四川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的这些彝人，哪个影响有我大？哪个争得过我？”

刘文辉为人慷慨，给李先生的钱不少，但他没怎么花。西方日报社免费帮他印了1000个信封与2000张“仕安竞选专用笺”，他写了几百封信寄到相关县份的县长、朋友处，请他们帮忙，就算拉票了。有些县长的名字，还是到省民政厅找来的。我好奇地问：“只要是彝人就可以投票吗？政府怎么知道有多少彝人？选票怎么发下去？”李先生笑答：

选票是正式的，是县选举委员会发下来的，我不是在一县，是在雷、马、屏、峨、沐（川）等十五个县选，这些县都有边疆民族。彝人就可以投票，但这些票都是水的，彝人连户口都没有，你从哪里找？好多票都根本没人投就填上去了，许多人都不知道投票的，请几个人来填起就行。雷波的票是我二哥帮我办，他请了几个原来教我的老师，抽着大烟，就开始胡乱填起名字，几天就填好了。那个时候有啥子人都不晓得，有那个人没那个人都不晓得，选票给你，就随便填吧。其他各县，我把各县关系搞好，屏山县总共投了40票，全部给我了。好几个县都这样搞定，其他不熟悉的县，我既然写了信，多少也得投我几票吧。

显然，这样的竞选，取得候选人资格才是关键，投票反而不那么重要。于是我好奇地问他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李先生提到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黄季陆，时任四川大学校长，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任委员。1940年，李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大小凉山琐记》，引起了黄季陆的注意，他一度打算让李先生给自己当秘书，后来因李先生太年轻而作罢。他对李先生有过一个评价：“这个李仕安，放到汉人里面都要算精灵的那一起。”李先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李精灵”。这次李先生找他，是要四川省党部通过政党提名的方式，让他成为候选人。恰逢国民党中央组织选举的专员来四川视察，李先生把情况给他一说，专员当场表态：“你这个候选没问题。”黄季陆那里自然也没有问题了。结果总共两位候选人竞选两个代表名额，一位即仕安先生，一位是阿坝的索观瀛。

李仕安（1948年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时摄）

对这个结果，李先生大有意见。索观瀛是著名的瓦寺土司，族别为藏。李先生认为，藏族已有专门的代表名额，索不应再来抢边疆民族的名额。为此，他在《西方日报》上连发了两篇文章，一篇为我没找到的《反对跨族竞选》，一篇为《论边民参政问题》。他的论证逻辑是，边疆民族的人口远多于蒙古族、藏族，对于国家的贡献也不少于他们，而蒙古族和藏族不但享有边疆民族没有的监察权，且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名额，也多于边疆民族二三倍，极不公平。现在藏族土司又来跨族竞选，抢占边疆民族少得可怜的名额，边疆民族自然群情激昂。历史上，边民没有参政权利，对于国家，他们可以依附，但也可以脱离甚至敌对。今后边民既已参政，就意味着接受国家的约束，因此边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义务，政府必须明白这不是给予小民族的恩惠。[209]

李先生此番大做文章，不止针对索观瀛，也是在为自己的土司杨代蒂鸣不平。杨在雷波想竞选立法委员，过程非常曲折，这要从她的丈夫岭光电讲起。1946年，岭光电到年轻貌美的凉山大土司杨代蒂家上门，代蒂不知道，岭此时已有妻室。讲到此处，李先生呵呵大笑：“这个媒是我做的，但这也不能怪我。”他解释说，杨是土司，又接受过现代教育，不嫁岭光电的话就无人可嫁了，也不能嫁给汉人和“白夷”啊，只有岭光电和她般配。李先生又说，这其中还有政治联姻的考量。鉴于凉山四分五裂、内斗严重的状况，李先生一直想策划统一凉山，建立现代政府，推动凉山进步。而统一的“真命天子”，非岭光电莫属。岭是土司，只有土司在凉山才有号召力，“白夷”再有本事都不行。但其他土司也不行，因为岭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同川、康政要乃至中央都关系融洽，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李先生的想法，得到不少“夷人”精英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手握宁属靖边司令部兵权的“白夷”孙子汶[210]，如果再与凉山大土司联姻，统一的基础与条件就大致具备了。1948年，孙子汶跟邓秀廷之子邓德亮兵戎相见，李先生坚决支持孙，其一个想法就是解决了邓家之后，拥岭光电当靖边司令，为统一打下基础，但打了半年，不分胜负。李先生与岭光电等人也相信，政府是会支持他们的计划的，因为凉山统一了，许多政府控制之外的人群可以真正成为国家的公民与百姓。他们万万没想到，行动还没真正开始，国民政府就完蛋了，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到数年就深入凉山，解决了历代政府都束手无策的大难题。

新婚期间，岭光电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11]，惹恼县长，等到杨代蒂竞选立法委员时，县长坚决不干，投票的地方甚至架起了机关枪。后来代蒂找了地方上的绅粮去沟通，才缓和了县长的情绪。不过，竞选仍以失败告终，她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索观瀛的弟媳赵士雅，而赵士雅其实是汉人。赵士雅成功当选，代蒂只弄到一个候补委员。彼时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通常都是一个正式，一个候补，正式的出了问题，候补的可以顶上。有的地方还规定，男的是正式代表，女的是候补代表。结果出来，李先生不干了，去找赵士雅交涉：“你来占边疆民族的名额，你还是汉族！”结果双方就说好，立法院的会，赵士雅与杨代蒂轮流去开。“赵士雅去开了第一次会，第二次还没开，国民党就垮了。杨代蒂就从来没去过。”讲到此处，仕安先生大笑不止。

孙子汶如愿以偿当选国大代表，与李先生结伴赴宁开会。此次国大，由65岁的孙子汶主导，川、康、渝的一些代表曾打算联名上一个提案，声称“西康夷胞自刘文辉主康以来即被汉军压制，毫无自由”，要求“夷族高度自治”，既不属康，又不属汉，“借免以强凌弱而酿成不幸事件”。[212]这样的提案不但得罪刘文辉，而且凸显“夷族”也不受中央待见，自然是不了了之。

赴南京前，西昌警备司令部[213]司令贺国光让相关代表组织“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带领十多位川、康“夷人”前往观光国大。孙子汶、王济民任正、副团长，贺国光派了一位少将参军担任顾问，杨砥中被李先生请来当交际（不是正式团员）。观光团的绝大部分成员，虽非国大代表，但颇受重视，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西康、四川、上海、南京等地的报纸对他们的活动亦有较多记载。对此学界已有研究，此不赘述。[214]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期间，观光团成员连同在宁的“夷族”人士近百人，发起组织了“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协进会”，设总会于南京，选举杨砥中为总会理事长，岭光电等16人为理事和监事。[215]

民国时期的仕安先生，怀有强烈的“夷族”意识，并且深深不满于黑、白“夷”之间的不平等鸿沟。他的整个意识，植根于一种开阔的视野。1945年年初，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西康省宁属剿夷总指挥部”，准备对布拖、普雄的“夷人”用兵，岭光电、孙子汶、李仕安等也参与了行动。但看到指挥部的招牌后，李先生不高兴了：“剿夷，我李仕安是夷，连我都要剿了？孙子汶是靖边司令，你也要剿吗？潘学源、岭光电你们也要剿？”刘元瑄的参谋长很难为情，说“取了取了”，改为“剿匪总指挥部”。我注意到李先生当时发表的文章，1945年2月有《剿夷纪事》，但此后的文章，都改成了“剿匪”。[216]

我问：“参与汉人去打彝人，你心中没有纠结吗？”

“纠结？我为什么要纠结？我就主张打。有些彝人太讨厌了，我不是站在政府角度和汉人角度，那些彝人的讨厌确实不是一般，像岭光电、孙子汶和我们，都是要打那些彝人的。他们太不像话了！当然，我们跟汉军不一样，汉军打彝人，烧了房子，抢了就走了，我们是想为岭光电统一凉山打下基础。”

李先生当时强烈要求黑、白“夷”平等，但他又说：“凉山黑彝体型好高，一米八几的比比皆是，同我关系好的卢占鳌一米九，解放后当过中央委员的伍精华一米九几，他来雅安看我，要低头才能进我家。虽然我是白彝，但黑彝确实是优秀民族，这是我一直都承认的。”

六七十年的光阴过去，走在人生边缘的李先生，豁达的境界愈显宏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

李仕安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