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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2页）

四川凉山无疑是岭光电最感亲切的圈子，并且，他是属于“黑夷”阶层，甚至是比“黑夷”地位还略高的土司，这里用最里层的圈子来表示。第二层圈子意味着，岭光电知道，除四川凉山之外，贵州、云南也有同他一样的人，都是“诺苏”，在贵州和云南的那些君长国地区，当地人有的自称为“娄素”，族称虽有差异，但大都认为我族的范围涵盖了对方。同时，岭光电也有着一种超越的看法，他并不认为黑、白“夷”之分具有族类意义，不管他们身处贵州、四川还是云南，他们都是“诺苏”。第三层圈子表示，岭光电知道在汉文文献系统中，西南非汉人群大致分为“夷”“苗”两类，而且他也在汉语语境中自称“夷人”，因此他认可“夷族”的存在，这构成他与喻杰成等来自非“诺苏”地区的人共同建构“夷族”的基础。他自己写的民族史也有可能会强化他的这种意识，例如，在他的《西南夷族史》中，南诏是“诺苏”的先祖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范围当然也涵盖了众多非“诺苏”地区。第四层圈子表示，为了策略性的需要，他可以赞成西南非汉人群联合为“夷苗民族”去争取政治权利，尽管他内心深知“夷”“苗”之间判然有别。最后，岭光电还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不管是“诺苏”“夷族”还是“夷苗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这就是最外层的圈子。

对本书提及的任何一位精英，都可以画出一幅类似的身份意识圈层图，它随着群体交往类型的增减而不断变化。我们发现，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共同体记忆，层累地体现在“夷人”精英们的身份意识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照单全收，现实之刀，对过去进行了剪裁、增添、调适与组合。

四、选择性共同体的全民化

大的人群共同体都有着建构的性质，但建构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历史时期的西南非汉人群的上层，同样在建构着不同层次的人群范畴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后人的建构，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人们，都会根据所处的情势进行选择、删改与增添，如是而已。在传统时期，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娄素（诺苏）”共同体的建构者们，主要是君长国上层，他们的共同体，将下层排除在外，是一种选择性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民族主义时代经历了“全民化”改造，并且因为要向汉文文献系统中的“夷”靠拢而在地域上有所扩大。民族主义是超越阶层的，它用同胞、公民之类的概念将伟大人物与普罗大众等同、联系起来了。在民族主义时代，岭光电等“夷族”精英要建构的是一个上、下层全体参与的“全民化共同体”，只有将“白夷”等一般民众纳入进来，“夷族”共同体才有意义。本书的主人公们自己带头超越了这种等级的鸿沟，并不断对下层进行启蒙。由于凉山的独立状态及其内部的四分五裂，兼之滇黔“夷人”杂居各处等原因，他们对下层的启蒙远未完成。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大潮并不由他们主导，虽然他们主动投身其中，并努力激起了自己的浪花，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潮流所向，所以，民国时期的“夷族”全民化共同体建构离成功尚远，一直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识别出“彝族”后，这一过程才大致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彝族识别，不能理解为一个全新的创举，它是过去共同体建构的延续，它虽然添加进了时代的新内容，但也受到历史以及历史记忆的限制。看不到这种延续性，将彝族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构出来的人群范畴，无疑是不合理的。本书的研究表明，西南地区的不少非汉人群具有建立地方性政权的悠久传统，至迟从宋代开始，直到清初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今天被识别为彝族的人群中，曾出现若干君长国，君长国之间的交往遍及滇中、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并与四川凉山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及其相关记忆，对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夷族”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民族识别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因此，从族源与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主位”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范围中，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虽然这一认同的范围与今天彝族的范围存在着差异，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延续性显而易见。

[1]JamesC。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AnAnarchistHistoryofUplaAsia，NewHavenLondon，YaleUyPress，2009。

[2]参见中国人类学评论网，http：。100500004。html。

[3]《水西制度》与《水西和扯勒的赋税》尚未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前组长王继超先生为我讲述了两书赋税方面的内容。

[4]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183～223、286～289页。

[5]参见《水西安氏族谱》（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之《罗甸安氏世系》。孟获、安南等显示族谱编修者在以彝书为主的同时，又加进了从汉文史籍中习得的一些知识，显示出族群认同的复杂性。而南诏国是否彝族所建至今在学界仍有争议。

[6]参见高玉柱：《夷苗民族概括》，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7]方治：《为西南夷苗同胞进一言》，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

[8]梁聚五的《苗夷民族发展史》曾于1950年以铅印版流传，1982年贵州民族研究所作为内部资料重新排印时更名为《苗族发展史》。张兆和、李廷贵将该书收入《梁聚五文集》上册。

[9]例如，明代首辅高拱记述安抚水西土司经过的《靖夷纪事》，清代康熙笼春堂刻本改作《靖彝纪事》。事实上，以“彝”代“夷”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乾隆皇帝谕令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的“夷”字作“彝”（《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刘逢禄传》），但在时人所作的各种公文和书籍中使用“彝”字似乎不在禁止之列。

[10]参见李绍明、冯敏：《彝族》，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一说，“彝”有米有丝，象征着彝族有米吃，有丝穿。参见巫达：《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1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11]岭光电：《倮情述论》，63页。

[12]参见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编：《中国人口资料手册》，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内部发行本，1983。

[13]李仕安先生告诉笔者，当时他们在估计“夷族”人口数量时都有夸大的倾向，目的是为了得到重视。

[14]参见安成：《西南夷族不是中国土著吗》，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15]参见岭光电：《以语音看汉夷关系》，载《西方日报》，1948-05-13，第4版。

[16]参见高玉柱：《动员夷苗民族与抗战前途》，载《西南导报》，第1卷，第4期，1938；曲木藏尧：《西南国防与猓夷民族》，载《方志月刊》，第7卷，第5期；曲木藏戈：《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王奋飞：《复兴民族的途径》，载《新夷族》，第1卷，第1期，1936。

[17]参见岭光电：《忆往昔——求学时代》，见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38、247页。

[18]这是岭光电的儿子尔布什哈先生私下同我聊天时提到的。

[19]参见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之《猓夷民族》；高玉柱：《夷苗民族概况》，载《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敬告国人书》，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馆藏号：一般579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