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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莫言小说的时间形态及其彰显（第1页）

第一节莫言小说的时间形态及其彰显

一、个人时间对史诗时间的反叛：以《**肥臀》和《生死疲劳》为例

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异常丰富的经验和写作素材，尤其是自1949年至今的当代历史，充满了巨变和断裂性的现代性经验。这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是一种生逢其时的幸运，也是一种挑战。20世纪的中国史诗如何书写？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史诗的内容和形式。”[4]史诗展现了现实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历史规律，它是民族国家叙事的载体。而具有史诗品格的现代小说与史诗的类似之处在于此类小说与史诗一样反映了民族国家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的伟大事迹。保罗·麦线特认为，现代小说是史诗的一种间接形式。现代小说继承了史诗中“超越现实的时空界限”和“包含历史”两个因素。[5]史诗与史诗性现代小说的共性在于展示广阔的文化时空，并在叙述中体现某些必然的历史规律。但具有史诗风格的现代小说在对史诗继承的同时，又对史诗构成了某种反叛。

卢卡奇指出：“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就必须因为历史哲学的原因而符合同样的艺术意图。”[6]史诗所描绘的是一个完满、和谐、自足自律的英雄岁月，一个一去不回的黄金时代，而小说叙述的是人类自觉意识发展的必然形式，描述的不再是和谐、完美、统一，而是分裂、异化和对立。具有史诗性风格的现代小说继承了古代史诗的民族国家叙事主题，但现代小说又无法找到古典史诗中神或英雄式的主人公。现代小说中的世俗的人、普通的人置换了古典史诗中的神和英雄。这些普通人的任务在于以“个人史诗”去观照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并通过个人心灵的自我建构，克服客体世界的分裂、破碎和荒诞，去找寻个人主观意识的完整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涌现了大量具有史诗性风格的小说。这些史诗性的小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现实主义史诗小说；一类是属于高度个体化的“个人史诗”小说。前一类小说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进化论的，符合某种进步的历史理性。而后一类小说则因写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历史观念的不同，呈现出因人不同的风貌。

莫言的文学作品始终以强烈的介入情怀书写了从清朝末年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的百年历史。《**肥臀》和《生死疲劳》是其中两部最具典型意义的史诗性小说。

《**肥臀》和《生死疲劳》的史诗性和悲剧性的美学品格来源于它的长度，这两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近代以来广博的历史。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因为长度，历史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而不是仅有阶段性的呈现却不见对历史总体性的概括和思考。这两部作品分别以“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般的个人生命时间和古典叙事中永恒循环的时间理念，统摄了被人为区别并赋予价值判断的历史阶段和分期，从而使其对时间的叙述和理解超越了革命进化论和政治历史阶段论的“政治时间”。《**肥臀》和《生死疲劳》的时间不再呈现出革命进化叙事下的分裂和断层，历史被放置在一个足够的长度，甚至是放在一个宗教时间框架下去观照、审视。由此，革命进化论和政治历史阶段论的时间逻辑被消解在充满感伤的个人本体生命论的时间观念以及宗教般超然的时间观念中，并展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品质，“人生代代无穷尽，江河年年只相似”，“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肥臀》和《生死疲劳》中的时间叙述是没有预设价值立场的。前进与倒退、进步与落伍、光明与黑暗式的二元进化论的“政治时间”对于母亲顽强求生的个人生命时间和西门闹、蓝脸们强大的个人意志而言，是不适用的。《**肥臀》的时间是不具有历史价值判断的，它的时间只与个体的出生、青春、衰老、死亡相关，它是属于私人领域的，而非政治生活领域。政局变迁、社会变革等历史事件如同自然界的气候，它们是个体生命无从逃避，必须要承受的一切。而它们的存在也凸显出人类历经苦难仍能生存下去的坚韧和强悍。这两部作品所采取的时间体系迥异于革命历史叙事和政治叙事中的时间体系。《**肥臀》采取的是个人本体生命时间体系，是生—死—生—死循环的，与自然万物物我为一的时间体系。《生死疲劳》采取的是宗教般的时间体系。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欲望的终结意味着时间轮回的终结，也意味着人类可以达到佛一般超越了时间的脱俗入圣的境地。

这两部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意义在于它们展现出迥异于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时间逻辑，即二元进化论的时间价值判断消失了。个人本体生命时间和宗教时间置换了史诗时间，并构成了对史诗时间的抗拒和反叛。

《**肥臀》对中国百年历史的叙述，是通过上官鲁氏，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完成的。上官鲁氏于1900年出生，1995年病逝，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百年历史的变迁。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坚守着她的家园，见证着众多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物走马灯似地从她家院落里穿过。她的一生是饱受历史暴政的一生。她作为大地般的存在，无法逃避任何苦难，遵从着生存的欲望，承受各种革命运动、社会变革带来的创伤；她是历史苦难的见证者和收容者。中国百年历史浓缩在母亲个体的生命里。叙述母亲上官鲁氏的生命历程，即是叙述历史。《**肥臀》为历史找到了一种自然质朴而又极其贴切的表述形式，即通过上官鲁氏富有象征意味的个体生命历程，而展示出历史的变迁和隐藏在官方意识形态背后的秘史。

人民总是要如克尔凯戈尔所说“从广场上回家，变成单独的个人”[7]。历史只有在个体身上，才能得到具体化的体现。历史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上。对于上官金童而言，历史表现为食物的丰足或匮乏、母亲乳汁的苦涩或甜蜜。他是从母亲乳汁的味道上，而不是从教科书、政治宣传中，辨别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对于上官鲁氏而言，历史表现为儿女们个人婚姻、命运的起伏变化，表现在家人饮食衣物上具体细致的变化。

正因为莫言将历史叙事拉回到个体生活的现场，母亲以她个人强烈的生存欲望穿透了历史的各种矫饰和虚伪。小说中描述司马库即将被枪毙前夕，母亲和大姐上官来弟对于此事的不同反应。

“娘，他死了，我是不是要殉节？”

母亲训斥她：“疯话，即便是明媒正嫁的，也用不着殉节。”

大姐问到第十二遍时，母亲忍无可忍地、用尖刻的态度说：“来弟，还要脸不要？你跟他，不过是妹夫偷了一次大姨子，见不得人的事！”

大姐愣住了，说：“娘，你变了。”

“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8]

在这段对话中，莫言写出了有关历史和人类的一个重要隐喻，即将历史具体化为与个体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气候。历史中的人，则是自然气候中的植物。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影响，如同植物受到气候的影响。想要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使得人们终是坚守着这片沉默的大地，收获着粮食和新生，埋葬着死亡和腐朽。历史的逻辑、时间的逻辑在母亲这里都转化为自然界的生存逻辑。

《**肥臀》中的时间叙述是用个体的、生存意味上的个人时间置换、对抗抽象的史诗性时间。但莫言对历史的观照和用意并不止于为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发声和主张，他的用意在于试图找到一种逻辑来消弭历史的暴政、时间的暴政带给个人生命的创伤。于是，他找到了一种比拟，将个人时间比拟为自然界万物生长的时间，将历史比拟为影响自然万物生长的气候。气候有时，历史风云变幻有时，但万物生长却生生不息，而人类终将以自然万物“生长—死亡—生长”的永恒逻辑战胜短暂的历史气候带来的苦难。

如果说《**肥臀》的时间叙述呈现出一种根植大地的厚重和朴素的面貌，而《生死疲劳》的时间叙述则因对六道轮回的因果时间观念的借用而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姿态。

蓝千岁是西门闹累经几世轮回后在21世纪的再一次转生。他头颅巨大，通晓古今，无所不知，五岁便能滔滔不绝地讲述前世今生。这是一个半神半魔的人物。因为保留了所有转世的记忆，蓝千岁获得了神灵般俯瞰尘世的视野，他以一种超然的姿态，摆开了说书人的架势，开始了对前生今世的叙述。《生死疲劳》的开端类似于白话小说中的“楔子”；它是一个溯源式的故事开局，也是结局。它是预述，点出了故事的结局，接下来便是仔细叙述故事的过程，讲述故事怎样走到了今天这个结局。

《生死疲劳》实则是一个在宗教时空观念观照下讲述人间叙事的套盒结构，即在宗教时间框架下包含了对中国当代土地历史变迁和轮回的叙述。1949年土地改革后，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后来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生产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等历史阶段，又重新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使用权私有化的状态。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历史是一个长达50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轮回。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没有探究这50年土地历史变迁背后的动力和原因，这不是莫言的意图和写作初衷。莫言的“良史之忧”的情怀始终落在对处在历史剧烈变革中的个体命运的关切上。于是，《生死疲劳》中的史诗时间又一次被置换为个体的生命时间，而推动个体的生命时间叙述的动力来自于人物的欲望。《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和蓝脸则代表了个体对时间和历史的强烈意志和欲望。推动轮回之轮转动的力量来自西门闹的复仇欲望。西门闹不甘心自己无辜枉死的命运，于是他不断地轮回转生，不断地寻求能够解答自身命运的某种解释。随着无数次的轮回，他的仇恨渐渐淡化，动物性取代了人性。当最后一点仇恨和不甘泯灭在强大纯粹的动物性生存欲望时，轮回结束了，他化作蓝千岁开始了新生。而蓝脸对于历史的欲望和意志表现为他出于民间本能的智慧而做出的个体对整个历史潮流的悲剧性抵抗。如果说西门闹通过个体的轮回表现了历史的喧哗和**，而蓝脸则体现了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某种神秘的循环和重复。蓝脸如同一块巨石，伫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固守着他的土地，度过了从年轻、衰老直至死亡的生命时间。蓝脸以他的生命对线性的进化论的时间做出了抗争，并以个体的生命历程印证了历史发展进程与个体生命循环之间惊人的巧合。

二、情感化的时间形态：以《红高粱家族》为例

莫言小说对时间的呈现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对个人时间的叙述来置换对史诗性时间的叙述，通过对个体生命时间的叙述而展示史诗时间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与历史的对话和抗拒。另一种形式是以个人情感去观照历史和时间，从而使得时间展现出高度个人化、情感化的特质。《红高粱家族》关于时间的叙述就属于后者。

《红高粱家族》是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个“意外”和“惊喜”。相较于中短篇小说，80年代长篇小说的地位远远不如中短篇小说显赫。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仍处在传统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和风格的笼罩下，尽管有部分作品显露出文体创新的特征，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但这些局部的创新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长篇小说的写法。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叙述上，多数作品仍沿用了线性的社会历史时间叙述。而《红高粱家族》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长篇小说时间叙述的定见。《红高粱家族》的时间叙述呈现出高度个人化、情感化的形态。

《红高粱家族》取材自山东高密抗日战争史上一次真实的伏击战。它的故事情节线索并不复杂。但《红高粱家族》却出现了时空交错、跳跃的特质，这是因为莫言叙述历史的意图不在于还原和讲述，而在于借助对历史的回望而“浇胸中之块垒”。正如法国作家大仲马所言：历史只是我挂小说的钉子。[9]抗日战争中的一次伏击战只是小说的背景和底色，底色之上的抒怀才是莫言的用意所在。莫言要借历史上一场伏击战之题，发挥他对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因此，这个本可以按照顺序时间一一展开的故事，却因为叙述者主体意识和情感的干预而呈现出时空交错、不断穿梭、跳跃的特质。《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我”表现出一种想要与祖先和历史对话的强烈欲望。叙述者的情感使得小说的时间叙述出现笔随意至，随心所为，天马行空的特征。

我奶奶剪纸时的奇思妙想，充分说明了她原本就是一个女中豪杰，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栽到鹿背上。每当我看到奶奶的剪纸时，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奶奶正剪着纸，忽听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院子里喊：“掌柜的，雇不雇人？”[10]

在这个段落中，因为叙述者“我”对“我奶奶”性格和为人的评论，中断了线性的时间叙述，从而使得历史和当下得以并置在同一空间，并展开对话。

小说中叙述者“我”类似于传统白话小说中的“说书人”，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和控制者。与此同时，《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我”也因为与故事中的人物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使得叙述者“我”不再处在传统说书人那种超然物外的位置上。如果说传统说书人的立场多是刻板的道德立场或是站在宗教般超越俗世的立场上，《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我”的立场却是血缘和情感的立场。

《红高粱家族》的卷首语，甫一开篇就以其掏心裂肺的强烈情感为小说奠定了情感底色。情感的灌注将叙述者赋形为一个无处不在的游魂，使他得以自由地穿梭于历史和当下。于是，时间在叙述者“游魂”之眼的观看下，呈现出过去和当下自由地拼贴、并置的形态。这种形态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同时性视象”绘画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将从多个角度观察同一物体得来的不同视象组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上的艺术手法。

《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我”浓烈的情感起到了连接、黏合历史与当下的作用。在小说中，历史不再是无法返回的过去，现在也不是孤立的不与历史和未来发生关联的存在。情感使得历史得以折返回到当下，而现实得以返回历史现场与历史对话。《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打破了物理的时间进程，而赋予时间高度情感化、立体化的形态，展现了历史与当下的并置、共生和纠缠。

《红高粱家族》不仅创造了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时间形态，它的贡献更在于将时间塑造成一种情感、一个形象，甚至是一个人物。在小说的结尾处，时间开始向叙述者“我”发出它的声音，这声音来自苍莽的大地，既是“我爷爷”的声音，也是“我父亲”的声音，也是“我”所有家族的亡灵的声音：“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11]

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使得“时间”得以以一株纯种红高粱的立体雕塑形象，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历史和当下互相交织时所发出的启示性的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