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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传奇性和历史（第1页）

第三节传奇性和历史

一、历史：传奇化的往昔

海登·怀特认为：一切历史都源于叙事。[51]

历史不可能独立于叙述和文本之外。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历史和绝对客体的历史，只存在“作为文本的历史”和“被叙述的历史”。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说出他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52]历史叙事的本质是：它是关于历史的修辞、虚构和想象。

莫言笔下的历史不是教科书中落实的官方叙述，或是充满阶级斗争和“群众”主体的历史，而是由个体的生命力量建构的充满了野性和欲望的个人史和家族史。如同大仲马所说，历史只是他悬挂小说的钉子。莫言的历史叙述也展现出这样的面貌。《红高粱家族》讲述的自1923年至1976年关于“我爷爷”、“我父亲”的家族史。《**肥臀》则叙述了以母亲和她的儿女们、女婿们构成的庞大家族在近代百年历史变迁中的兴盛衰落和悲欢离合。《生死疲劳》则通过讲述西门闹和蓝脸两个家族在土地改革历史中的命运起伏，来展示历史在官方叙述之外的另一种面貌。在莫言的历史叙述中，个体总是顽强地凸显在历史的地平线上，长久地占据着读者的视野。在莫言笔下，教科书中的历史事件只是烘托人物形象的背景，莫言笔力落实在人物上，而非历史事件。这体现了莫言朴素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历史观。历史叙述如果脱离了具体的个体生命，那么它只是宏大而虚妄的修辞活动。历史的真实需要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来得以呈现，否则，历史只是按照一定时间顺序排列的编年体史实。编年体的历史叙述带给读者的只是一般的框架和轮廓，读者不会懂得它的生命力。而“理解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在历史中，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沉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新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53]。莫言把历史从刻板的事实陈述中解放出来，将它还原为生命的原始状态，充满了欲望、暴力、性的原始状态。

历史叙述是以个体的自主意识为主体的书写。即使是历史学家，“他在他的概念与语词里注入了他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它们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54]。莫言作为小说家，他书写历史的方式则表现为对历史的传奇化处理，或者说将传奇视为历史的另一种叙述和修辞方式。莫言坦言，“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55]。

相较于传说（传奇），记载在书本上的史实，是相对稳定的。传说则永远表现出成长变化的形态。传说如同草木，扎根于往昔，有时枝丫枯干，有时又枝繁叶茂。从传说中内容的增减、变化中，读者可以窥视时间的进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变革给传说铭刻下的痕迹。从史料价值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传说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流传于人们口头的传说居于书面记载的历史和书面形式的文学之间。传说与历史、传说与文学的距离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生时而靠近，时而疏远的动态变化。传说是未完成的、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叙述，它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和叙述时的情绪等各种复杂因素，呈现出生长的态势。它提供给人们了解历史的另一个途径。传说呈现出叙述者鲜明的叙述个性。莫言小说中的历史，实则为传说。莫言以传说对抗官方的书面历史，通过描述时代长河中的个体生命，以低下的肉体物质性原则，揭开了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历史堂皇的假面，颠覆了革命历史叙事蕴含的内在等级和秩序，如革命历史叙事中常见的二元论价值观，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进步和倒退等。莫言笔下传说化的历史叙述，寻找的是驱动生命的原始和本能的力量。《红高粱家族》中的历史不再是虚妄的历史主体“人民”战胜外敌入侵的历史，而是“我爷爷”、“我奶奶”爱恨情仇的浪漫史，也是“我爷爷”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土匪史。传说中的历史，呈现出远比官方历史要复杂、暧昧的面貌，正如人性和生命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肥臀》中的历史不再是恢宏的大叙事，而是以母亲为代表的大家庭成员在乱世中求生存，交织着性和暴力的生命叙事。

传说是立足当下的对历史的口头叙说，它使得历史与当下得以在传说中相遇和对话。传说提供了历史与当下对话的一个空间和场域。传说是对人类以往经验的总结，叙述者通过将当下的时代思想和叙述者的主体意识融入到对往昔经验的叙说中，而使得传说与当下得以连接，并向未来敞开了大门。

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给蒜薹浇水抗旱的这个场景中，插入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张家湾里蛤蟆不叫”的传说。传说讲述了穷酸书生张九五本是做皇帝的命，但因为女人多嘴泄漏了天机，玉皇大帝就派人将张九五的一身龙骨换成了鳖骨。但因为张九五提前得知了自己的命运，所以忍痛没有叫唤，就留下了一口金口玉牙，让张家湾的蛤蟆闭嘴不叫，蛤蟆们就不敢再叫。这个看似闲笔的传说与小说的叙述主线没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但传说本身却包含了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下现实的讽喻，从而产生了对当下甚至是未来的启示性和寓言性。“张家湾里蛤蟆不叫”的传说所抒发的对于命运无常的慨叹也正是叙述者对于高马、高羊悲惨命运的叹息。传说中对人性和世事的理解和洞察也同样适用于当下。“皇帝不会胡说，真要说了，那马也不敢不生角。打个比方吧，乡里的王书记，连个七品芝麻官都够不上，你看他那个威风，不也是说四个牙没有敢扒开口看的吗？”[56]

在莫言的小说中，历史以传说的方式得以呈现。莫言遵从了民间说书人的传统，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旁生枝叶地将真实与虚构、庄严与荒诞、文明与野蛮、圣洁与污秽并存的历史（往昔）以“传说”的形式和盘托出。传说是未经意识形态规训的历史叙述，它体现了叙述者的个人好恶，民间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的想象。它是不断生长的庞杂暧昧的存在，它随着一代代人的传诵，不断地添加细节，越传越奇，遂成传奇，成为正史之外、官方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莫言笔下的传说化的历史叙事以“奇”为特征。奇人奇事构成了莫言历史叙事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莫言以“奇”来叙述历史，其原因有二。原因之一，唯有人之奇事之奇，才能凸显出历史的真正主体——个人。莫言传奇化的历史叙事中有一个“奇人”谱系。《红高粱家族》的余占鳌就是“奇男子”的祖先。在他之后，还有《野种》中的豆官、《**肥臀》中的司马库、《檀香刑》中的孙丙、《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等。“奇女子”谱系以“我奶奶”戴凤莲为开端，之后有《十三步》中的李玉婵、《老枪》中的母亲、《**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檀香刑》中的眉娘等后辈跟上。这些奇人以其强烈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欲望，穿透了历史的宏大叙事，揭开了被政治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的隐秘和曲折。

莫言多采用奇人奇事来书写“传奇化”的历史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人类对起源的迷恋和执着，对逝去的往昔和历史的崇拜。这是一种古老的拜物崇拜。人类倾向于将历史传奇化甚至神圣化的原因，根源于人类为了个体的存在感和荣誉感而选择对祖先和历史进行神化、崇高化的心理动机。“这是一种好古的**，在其中，过去的价值体现到某些具体的古物之中，而且，在其中，保存的行为不知不觉地转变为获得的行为。”[57]

二、人畜共处的有情历史

“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58]莫言笔下的历史是交织着动物和人的传说的历史。莫言通过将动物与人并置在历史中，赋予动物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使其与人类共同成为历史的叙述主体，并以动物喻人，以动物比照人类，写下了关于动物的寓言，更是关于人与历史的寓言。

莫言的文学体现出万物平等的朴素理念。人有兽性，动物有人性。动物有时甚至要比人还要高明。

在莫言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以动物的形态来对人进行的描写。“她的眼神如河马的眼神一样流露着追思热带河流与沼泽的神秘光芒。”[59]“她抖动着睫毛，甩掉残余的泪水，像爬上岸的马驹抖动鬃毛和尾巴甩掉沾在身上的河水一样。”[60]莫言通过以动物的形态来摹写人，折射出他对人身上隐藏着的兽性的深刻洞察。“人，其实都跟畜生差不多，最坏的畜生也坏不过人。”[61]《红高粱家族》中孙五活剥罗汉大爷的皮的一幕即是对人性中潜伏着的兽性的极致体现。

莫言不仅描写了人性中隐藏的兽性，更借助对动物的描述，完成了对人性寓言和政治寓言的书写。小说《复仇记》中有一段关于饲养场里一头会直立行走的小母猪的描述。莫言在这段虚实相间富有梦幻色彩的叙事中，借助猪的口道出了人性的寓言：“别说是有权有势的人，就是有权有势的猪，也不敢得罪啊。”[62]

莫言通过对动物的摹写，寄寓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但莫言小说中的动物叙事并不止于此，莫言更让动物作为历史的叙述主体参与了对历史的叙述。

在《红高粱家族》“狗道”一章中，动物以与人类平等的地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战争在释放出人的兽性的同时，也使动物焕发出人类一般的情感和智慧。“红狗想起，在为烧酒锅主人看家护院时的安宁生活”[63]，“它组织的这次进攻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连智慧的人类也无可挑剔。”[64]“狗道”一章中所描述的人狗大战是一个超越了善与恶、公平与不义等传统道德评判的，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原始场景。在这一场景中，人和动物都被取消了一切人为的外在的权力、地位的虚饰，而只是作为两个自然的物种，置身于生死存亡的自然竞技场中，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进行物种选择。在这场残酷的人狗大战中，动物表现出的智慧和才能甚至超过了人类。豆官被咬掉一个睾丸的情节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它在展示出动物的力量和智慧的同时，也展现出人类脆弱和无力的一面。

《野种》这部小说是莫言计划中的家族历史长篇系列中的一部分。故事承接了《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讲述了国内战争时期“我父亲”豆官帮助解放军运军粮到前线的故事。在《野种》中，莫言将“我父亲”负责照顾的小驴子塑造为一个“人物”。它会说人语，常与“我父亲”对话，在思想和情感上与人类并无两样。在运粮途中，众人饥饿难忍，但又不能吃军粮，只能杀死小驴子。于是，《野种》中就出现了一段饶有趣味的人与动物的对话。

父亲说：“不是我要杀你，是革命要你的肉吃。”驴说：“我的肉只给你吃，不给革命吃。”父亲说：“你这伙计，整个一个文盲，革命不是人，是革命。”驴说：“是人不是人我不管，反正不许你把我的肉喂革命。”……父亲说：“实在没有办法了，要不我怎么忍心杀你。”驴说：“我理解你，为了保卫老百姓的庄稼地，开枪吧！”父亲泪眼模糊，掏出匣枪，顶上火儿。驴说：“让我喊句口号吗？”父亲说：“喊吧。”[65]

这段对话展现出莫言一贯的诙谐幽默的风格，甚至还带有孩子般戏耍打闹的天真口吻，让读者读后不免有笑中带泪之感。莫言借小驴子的有情有义反衬出人类的冷酷和麻木。民兵们为了保障解放军的军粮，不惜枪杀讨要粮食的女饥民。尽管这是一个“革命任务”和“人性”的两难命题，但枪杀女饥民的残忍行为是否可以因为要完成“革命任务”的“高尚”动机而被谅解，仍然令人生疑。

动物作为叙述主体参与对历史的叙述，突出表现在《生死疲劳》中。小说一开篇，西门闹即被视为“反动分子”而被枪毙在桥头。他成为被历史边缘化的不能发声的主体。但莫言借助六道轮回的理念，让西门闹的冤魂得以以动物的形体重返人间，并参与到历史的叙事中去。在“猪撒欢”一章，猪十六更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杏树上表演特技的场景中，莫言恶作剧地让猪站在了杏树枝上，以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人类，并揭开了掩饰在严肃堂皇的假面下的人类愚蠢、庸俗和虚伪的一面。

《生死疲劳》的历史叙述更因为动物叙述主体的加入，在颠覆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因个体之间存在的复杂血缘亲情关系而使得历史呈现出善恶难解、正邪纠结、复杂暧昧的面貌。在“牛犟劲”一章中，西门牛拒绝为公社耕地，激怒了西门金龙。他在狂怒中烧死了西门牛。而事实上，西门牛是西门闹的转生，西门牛就是西门金龙的父亲。这意味着西门金龙在无意中犯下了杀父的大罪。血缘关系、私人恩怨，模糊并瓦解了革命历史叙事中的阶级论价值体系，并使得历史呈现出含混而复杂的面貌。这也寓言了莫言的历史观是充满了人性观照的历史观。人性的异常复杂性决定了关于历史的书写注定是善恶难解、意义暧昧的叙事。

此外，莫言将动物与人并置在历史中，更欲表达一种“今不如昔，人不如畜”的寓言性的历史慨叹。“今不如昔”很显然与革命历史叙事中进化论的时间观念相悖逆。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历史时间呈线性的、阶段性的进步形态。历史永远朝着更加进步、文明的阶段发展，后一个历史阶段则构成对前一个阶段的进化和超越。

《红高粱家族》的时间叙事呈现出对革命历史叙事中线性的、进化论的时间叙事的背离。《红高粱家族》是一部有关“种的退化”的时间叙事。红高粱家族的后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超越了祖先，相反他们成为带着家兔般懦弱气质的不肖子孙。在《红高粱家族》中有一处看似闲笔的关于耿十八刀和狐狸的故事。耿十八刀被日军刺了十八刀，险些毙命，但他在幻觉中得到一只狐狸的帮助而幸存下来：

他在恍惚中，看到那只红毛狐狸从芦苇里走出来，围着他的身体转了一圈，然后蹲在他的身前，同情地看着他。狐狸的皮毛灿烂极了，狐狸的略微有点斜视的眼睛像两颗绿色的宝石。后来他感到了狐狸的温暖的皮毛凑近了自己的身体，他等待着它的尖利牙齿的撕咬。他知道人一旦背叛信义连畜牲也不如，即使被它咬死他也死而无怨。狐狸伸出凉森森的舌头舔着他的伤口。[66]

耿十八刀坚信这只以德报怨的狐狸救了他。大难不死的耿十八刀熬过了残酷的抗日战争岁月，却在“**”期间，因为得罪了官员而被剥夺了口粮，最终饥寒交迫倒毙在和平时期的大街上。耿十八刀今不如昔的悲惨遭遇，颠覆了革命历史叙述下进化论的时间观念，并深刻地反映出人性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发生本质变化。相较于人类的残酷，动物们却展现出对人类的情义。“没想到我没死在日本鬼子刀下，却要死在和平年代！”莫言借耿十八刀之口表达出“今不如昔，人不如畜”的历史慨叹。

莫言在小说中通过动物与人的并置和比照，深刻地表达出对人性与兽性的思考；而通过赋予动物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使其成为历史的叙述主体参与到叙事中去，则使得莫言笔下的历史呈现出复杂、暧昧、富有个人主体情感色彩的意义形态。但某些进入莫言历史叙述中的动物并没有寓意任何明确的思想立场或价值判断，它们在历史中的存在只是证明了历史中某种难以言说、难以理解的神秘性。

《红高粱家族》中二奶奶的死亡是全书最具神秘色彩的一章。莫言以“奇死”冠名之。黄鼠狼的出现与二奶奶的受辱、死亡之间的神秘关联正是历史中的难解之谜。这种神秘性正是历史众多面孔的一种。对于莫言而言，历史永远不会像自然科学那般明确和显白。它的魅力正在于历史中的个体生命赋予它的暧昧、神秘、歧义，价值的含混和永恒的当下性，即与当下生活不断共生、成长、对话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

[1]（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