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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辖政区行政职能的行使及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第2页）

2。民人呈控具有选择性。在本案中，赵田氏就近选择富村驿巡检衙门诉讼，而被告赵国正则远赴县衙。富村驿巡检并未因政教乡不在本司分辖范围之内而不予受理，知县亦不因政教乡距分司衙门更近而交予巡检全权受理。在光绪年间张元恺呈控张奉干一案中，巡检就颇为无奈的声称:“该民动辄争讼，一经卑职核夺批准，该民旋即并未赴案投讯，匿往县城，砌词朦准，希图注销以泄其忿。似此刁风日长，遇案即销，不惟卑职弹压无由，且必因驿案酿成县案，不受累反行拖累”[33]。

3。巡检、知县在司法案件中的分工与协作。一旦知县拟准受理，则将札饬巡检将原有案件注销。巡检在司法活动中负有查核案件详情并申详知县的义务。

4。巡检因势单力薄，在受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受到家族势力的干涉，并迫使其将案件上移至知县受理。本案中，巡检衙门仅六名弓兵，其势原不足以弹压赵国正等大家族，巡检被迫转请知县详究。这也说明了巡检在处理司法事务时的局限性。对于已经知县审查之案，巡检亦呈知县请示如何办理。如光绪间盐亭县杨仕选等具告南部县李德昌等募伐禁树事，自道光时，即争讼不已，迭经驿县审断。此次又向富村驿分司具控，巡检即申详知县，“窃思两造执拗，万难断结。既系宪署有案，未知前案如何断法，理合备录两造原呈大概供词，具文详情宪台俯赐查核，可否勘唤讯结”[34]。

遇有民人不服巡检判罚，亦可至知县处“翻控”，如光绪年间张元恺具控张奉干等藐抗霸争水田事:

钦加同知衔直隶州用署理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许

为札行撤销事。案据政教乡民张元恺以藐抗霸争等情，禀恳张奉干一案，禀称情余四月十九民控张奉干、张正兴妄争串搕一案，奉批另录，民见批谕，仰体仁恩爱民，无讼德政。民遵批示，投中张兴干署契寻界。实被奉干等搬毁老界，私立新界，越占民水田三尺余，宽五丈长，理令奉干照旧理出。奉干见控批驳，赌禀不准欺藐抗理、任意霸争，反挟控仇控词，诬告富驿，串驿差曹贵来家，将民父张永干押至花罐子，滥食恶搕，中劝莫何，特再恳恩赏准勘唤讯究稍虚反坐等情。据此，当批现值农忙停松之时候，行驿撤票并侯中证，禀覆再行核夺外，合就装录原词札行，为此，札仰巡检官攒查照来札事理，现值农忙停讼之时，希将张奉干等具控张元恺等之案即行撤票注销，毋听差役弊朦，滥食恶搕[35]。

南部县在司法上所形成的双重格局，必然导致巡检、知县在司法分工上的冲突，这种现象，南部档案中将其称为“岐控”、“岐累”，即原告与被告各向巡检与知县衙门控告的行为。如犹正福、犹国恩互控案:

署富村驿巡检为申请饬发犹正福藉捏犹登义出名岐控犹国恩原□讯明申缴一案验折

署富村驿巡检为据情详请饬发以省岐累而儆刁藐事。本年十二月初二日案据县民犹国恩以霸加逆殴控准背越恳称:情民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具控民同堂犹正福以伊田先当犹国秀，国秀转当民耕。二十三日正福不思当田并非伊手，加价亦宜理议。伊仗本县学习仵作书，目无叔伦，殴民头额皆伤。□民家贫，畏伊恶霸，就近呈控恩案，沐饬验伤传唤。犹正福闻民控准，有识情虚，仗书恶势，潜往县辕诬控捏造，藉以毫无影响之犹登信故绝添编，与民素相和睦之犹登义出钱三串，买留绝遗草房，称民干预登信之事，估价登义树株，声云登义年迈，伊为代告，背越控准。虽蒙县批实究虚坐，但民贫朴，候案日久，但于二十七日始行编词控县，似此一事两累民，何其堪为此。禀恳作主矜民受伤受累，具文请案发驿就讯，民稍有不符，愿甘结坐以剪口悬而省岐累，为此，恳乞等情。据此，卑职覆查十一月二十三日犹国恩具控犹正福之案，当经验明犹国恩头额眼角俱有伤痕，令其在驿候养，一面饬差传唤去后，兹据犹国恩呈恳前来，但犹正福既充仵书，有无逆殴叔辈，霸加当价各等情，应宜就近来驿候讯，何得闻控外匿暗往县城造捏虚词，藉以犹登义毫不相关之事背藐。卑职控准复捏词朦控宪台案下，不但刁侵□□，其贫民难堪，似此岐累殃良。卑职到任日浅，将来相率效尤，难资弹压，理合备录原恳呈词具文申请，仰祈宪台俯赐查核，可否矜怜犹国恩贫朴良民，遭其逆兄受伤受累，先已控准驿候多日，后被犹正福仗书捏控，不堪岐累之处，出自宪恩将仵书犹正福饬交来役并藉控犹登义岐控犹国恩原□发驿就近集讯，是否虚实，俟讯明后再将讯结缘由以及原□申缴归档，以省岐累[36]。

“岐控”现象的发生是分防佐杂与知县在刑责划分上的制度性困境。一方面，按照清代律例，佐杂本身并不具备完全“合法化”的审判权力，即使得到官方授权，允准受理，但亦不构成不可逾越的层级，故县民往往藉由制度规定的疏漏，根据“于己有利”的原则，或去巡检衙门，或去知县衙门，这样就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37]。清代南部县虽意识到了这一制度性困境，但缺少制度化的对策，一旦呈控至县，必须由知县依据案情，或令巡检销案，由县亲自审理，或发交巡检审理。如王在品具告马希荣一案，原是马希荣到富村驿巡检处控告其妻、妻叔殴打自己至重伤，尚未审讯，王在品即赴县呈控原告证人马希朝，巡检不得不请示知县，“请将王在品等在县具告马希朝等之案发驿并讯，以省两累”，认为“马希荣在驿具告王在品等之案本同夫妻角口细故，若经来驿投讯即可了结，而王坤又支王在品等往县翻控递呈，未识蒙批准否?”[38]知县最后批准了由富村驿巡检两案并讯之请[39]。

除司法以外，巡检在分辖区内同样担负着其他繁杂多样的行政职能。从保留下来的档案看，巡检在分辖区内承担的职能主要有:

1。严查私铸毛钱。如光绪七年，南部县正堂饬札巡检严查私铸毛钱的札文中，称“查富义、永丰、安仁三乡为该巡检专管地面，自应协力查拿，以期尽绝根株”并令该巡检“传谕该管各乡场市，遵照本县示谕，一律禁章不准再用毛钱”[40]。

2。查拿匪徒。如光绪八年富村驿巡检冯耀祖为查拿结盟烧会成员，遵照知县札饬，“将发来告示十张分派差役，当发于分属之小元山、赛金场、神坝场、光木山、金峰寺、坵垭场、店子垭、分水岭、碧山庙以及本驿等处遍帖示谕并即派若干役协同保甲照示严拿前项匪徒”[41]。

（二）县丞行政职能试析

第一，盐务。早在县丞仍驻富村驿时，便承担盐务事宜。乾隆五十三年，南部县李坤生等新井见咸榷课增引一案，南部县即转令富村驿分县，令将该井投实之人、充商承办、起始年份、互保各结等造册呈县[42]。乾隆五十四年时，南部县灶民黄万仕禀称新报下则庙子井一眼“竹漏腔崩，修淘不活”，蒲宽、刘文焕、雍高义、谢广元、谢建儒、杨勋、何朝、富敬聪、罗何等十名竹腔崩漏，修淘不活，奏请开除课税，亦是奏报富村驿县丞衙门，该衙门逐加亲勘，确如所请均坍塌，故奏请县衙并转保宁府开除[43]。

早在新镇坝县丞上任之初，南部县盐房便将奏请新设新镇坝县丞及其将经管盐务等事转饬各盐商知晓，“该县丞向止查核井灶，今移新镇坝兼管验引缉私，应请饬令各州县转饬各盐商于持引采配之时，由该县验明引张，转移该县丞一体查验登号，再饬赴厂采配，以便按引盘验”[44]。该移文发送对象为“大竹县、仪陇县、营山县、渠县、蓬州、南充县、达县、平武县、西充县”，均为临近南部县的绥定府、顺庆府、龙安府县份。但新镇坝县丞兼管盐务的地域范围并非仅仅是其分管的三乡之地，而是整个南部县，其主要盐务职能是“查验登号”。

新镇坝盐务管理范围以全县为单位，并非局限于分辖的三乡之地，前据设置时所奏即知，在实践中也是如此。如光绪九年，南部县正堂令分县查照井灶事宜:

尽先前补用同知直隶州特授四川保宁府南部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随带加三级记大功七次张

为移知查勘事。案据安仁乡灶民李先锡、李先第禀称:情民等故祖早凿石盘井、双石井共二眼，认完帮输二户云云禀乞等情。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移请查勘。为此，合移贵分县，请烦查照来移事。理希即饬书前往查勘李先锡、李先第开井二眼，现在淘活车煎以外，并无私井。勘明移覆立案□□□帮输二户，望切望速，须至移者[45]。

安仁乡此时归富村驿巡检兼辖，而令县丞查核该乡灶民，说明盐务方面，县丞的管辖权是扩大到全县的。这里，县丞不仅仅作为分辖官，更多方面是呈现出“僚属官”和“二衙”的角色，尽管其衙署已不在县城。

第二，驿务。为传递公文，南部县在县境官道上设立了几处驿站，分别是县城至定水寺四十里设站马一匹，定水寺至老现场四十里设站马一匹，老现场至大桥场三十里设站马一匹，大桥场至金鞍铺六十里设站马一匹，金鞍铺至富村驿三十里设站马一匹，富村驿至盐亭县属灵山铺三十里亦设有马匹、马夫。但大桥场至金鞍铺六十里之地仅设站马一匹，不敷传递公文之用。故令县丞安站添马一匹[46]。

第三，赈济灾民管理米粮交易事宜。道光二十年间，南部县受灾，粮产不足，知县与分县共同“劝捐赈济”[47]。先是，张天寅等具控知县“分主”（即新镇坝县丞）自道光二十年五月间擅立新规，不准该员运米出境，认为“分主例外生例，小民惨中生惨”。知县转饬新镇坝县丞查照回禀。该县丞牒文称:

署南部县分驻新镇坝兼管盐务分县加三级记录五次周

为查明牒复事。本月初九日准堂台移来前事。除有案不录外，后开查照来移事。希即将张天寅等所控情节逐一查明，或虚或实，赐覆过县，以凭核夺。竚切竚切，等由。准此，敝分县奏查五月二十三日，据客总余世瑶等以米价日昂，有碍民食，禀请示禁事，具禀前来。禀称:去岁收成歉丰，民食维艰，全赖他处采粮装运，来坝发卖。今春粮食虽有收成，亦不敷本处民食，近日有等射利之徒，深闻下河米粮价值稍昂，反在本坝贩运米粮出境，以致米价愈见昂贵，贫民受害甚深，为此赴案禀请示禁，不准装运，以保民命。得沐赏准，阖镇沾感，无暨伏乞等情。据此，除禀批示外，当即确查新镇坝向日米价，卖九百余一斗，莞葫豆价钱五百余一斗，近因奸商将米粮返运下河，米价至一千一二百文，莞葫豆至六百余文之多，是以出示禁止，不准将米装载贩运下河，恐其价值愈昂，深为民病。继又访闻本地无聊等辈藉称阻关名色，在于水陆要僻处所，搕索钱文，复行出示，严禁查拿外，并谕赴房颁给照票，以杜恶搕弊端。其照票每张拟以钱笔钱四文，饬房不准多取，出示在案[48]。

在处置私米出境案中，新镇坝县丞塑造的完全是县下“一方之主”的角色。

第四，查铸私钱。光绪年间，保宁府发文令各县严查销毁制钱铸造私钱行为，其中特意点名南部县新镇坝、王家场一带“铸者尤多，计私炉二百余座，甚有富绅巨室亦复给赀租屋，踵弊效尤”，故南部县俱令分县稽查，札文中称“新镇坝为贵分县专管地面，王家场亦距贵处不远，自应会同查捕以期尽绝根株”[49]。如果说查禁新镇坝地带事务是县城作为县辖区长官应尽事宜的话，那么临近的王家场事宜则完全是知县根据就近原则下的临时委派，这也反映了新镇坝县丞作为县辖区长官与知县僚属官的双重角色。

第五，刑名司法。在设置新镇坝县丞时，文书中已称将积上、积下、临江三乡地方除命案以外其他案件交予县丞审理，至于命案，县丞也设有仵作，有协助勘查之责，和巡检功能类似。文书中亦有大量县丞负责各类案件审理的文书。遇到的各类制度性困境，也与巡检极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