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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第2页)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是1941年作的。你想想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还很小,条件也很艰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就提出来,要重视历史,要重视历史的研究。由此可见,历史研究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占有多么高的地位。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组成了我们党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那么,为什么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提出要从事历史研究呢?(停顿、思考)这是因为历史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历史对于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十分重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在管理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功能。

第一,历史学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得到揭示。“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刘少奇说的。对于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不了解历史,不研究历史,不研究透历史,那是不能正确认识的。

从维柯的《新科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白寿彝的《中国通史》,都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他们提供的许多规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或者得到了很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启示。

所以我们说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观察事物的发展。这个太重要了。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知道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代的司马迁对他有过评价,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但从历史的角度讲,当我们把历史往西方慢慢展开的时候就会发现,汉武帝的地位可能比司马迁给他的定位要高得多。因为汉武帝当时主要面对、打击的是人和骑兵相结合的匈奴。而汉武帝保护的是农耕社会体制下的农民,或者说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农耕文明和骑马的草原文明之间的战争打了数十年,最后把骑兵打败了。后者逐步往西部迁移,这样就保证了汉朝中原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骑兵在中国的汉朝被打败了,但是恰恰在同样强大的罗马帝国面前打赢了,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且赢得很漂亮。

众所周知,罗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国家,最初只有3300个男人,经过五百年的奋战把整个意大利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再过一百余年的征战,又征服了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再过一百多年的扩张,埃及、叙利亚以及两河流域都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据保守的统计,强盛时期的罗马人口大致是5400万,和中国汉朝强盛时期的人口差不多。公元前2世纪的阿里斯提德斯对罗马的发展赞不绝口。他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好像是在欢度假期一样,脱下了古时的战袍,穿上了自由欢乐的锦袍。所有的城市都已经放弃了它们旧有的争端,希望在一件单纯的事情上取胜,那就是每个城市都希望使它自己变得更快乐、更美丽。到处都是游乐场、林园、神庙、工场和学校。……所有城市都充满着光明和美丽,整个大地都好似元首的花园一样。友好的烽火从平原升起,而战争的硝烟随风飘至山海以外,代替它们的是说不尽的美景和欢快。……今天,希腊人和外国人都可以空着手,或是满载着金钱,随意旅行,犹如生活在自己家中一样,安全自由。……只要做了罗马人,或者是陛下的臣民,就有了安全的保障。荷马曾经说过大地是属于大家的,而您却使这句话变成了现实,因为您已经测量了整个世界,架桥梁于河川之上,开驿道于山地之间,建基地于沙漠之中,使万物都有了文明,使万物都有了纪律和生命。”从这么小的一个小国变成了这么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以地中海作为桥梁的大帝国,在人类征服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这么大的帝国的形成当然有它的先进性,但是它的先进性恰恰在人与马结合的哥特骑兵的进攻面前被冲垮了。公元378年,罗马人与西哥特人在亚德里亚堡大战。罗马人成功的法宝,即步兵的优越性被骑兵彻底击败。当时罗马元首瓦伦斯带了6万步兵与哥特人作战,结果罗马的4万余步兵被人和马组合的西哥特骑兵所杀,瓦伦斯自己也在这一次战役中战死。此后罗马人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支步兵的力量与骑兵进行抗争,罗马帝国从此四分五裂。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所以当历史画卷向西展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和马结合的骑兵对农耕社会的巨大冲击,由此也可以看到汉武帝抗击匈奴的价值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唯有历史学,可以更好地观察事物的发展。同时,也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定位政治家的功绩。有一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对政治家来说,很可能盖棺不能定论。因为政治家的思想、行为和在他倡导下形成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事政治的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必须要思考两步:第一是现实,第二是未来,要对历史负责。

罗马历史上有一个文献材料叫《奥古斯都自传》。众所周知,奥古斯都(生于公元前63年,卒于公元14年)是罗马强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元首,在罗马最主要的岗位上执政44年,对罗马社会影响深远。他在76岁时,写了《奥古斯都自传》,留下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希望用自己的自传为自己定位。

《奥古斯都自传》实际上是奥古斯都自己向罗马人民提交的一份“成绩单”。奥古斯都在自传的1~14段概括了他自己历任的官职和所获得的荣誉,在15~24段总结了他为罗马和公民所做的各种好事,在25~35段阐述了他在战争和和平时期为罗马做出的伟大业绩。因为《奥古斯都自传》为奥古斯都去世前一年完成,其价值显然无法估量。

奥古斯都在自传中写得很实在。我看完《奥古斯都自传》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即这位元首在44年的时间里怎么做了这么多事呀!他几乎把整个罗马都改变了,罗马人的生活、罗马城的面貌等一系列问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他说,“是我把砖瓦的罗马城变成大理石的罗马城”。

但是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奥古斯都似乎忽略了他自己在创制和制定规则等方面对罗马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显然是值得历史工作者特别注意的。奥古斯都把自己定位得太低了,似乎他只是把罗马城改变成了一个用大理石建成的罗马城而已。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建造或者重新建构了两座“罗马”城。第一座是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城市,第二座是以罗马帝国为中心的“城市”。对于后一座城市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而从历史层面上看,这第二座城市比第一座要重要得多。它体现在制度上、管理体系的架构上以及帝国居民对罗马的认同上。这一座以帝国为中心的庞大的罗马城也是奥古斯都将它建立起来的。可惜他自己没有发现它。后来的数百年间,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是按照奥古斯都时期设定的规则运作的。

因此,政治家要有一种意识,即你所决策的肯定是现实问题,解决的也是现实问题,但同时你也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政治家的功绩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能确定,才能看得更清楚。

第二,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句话充分说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历史学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通过历史科学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知兴替,免覆辙”,历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为政治家或管理者或广大民众提供可以选择的智慧。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曾这样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这一段话的大意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如果没有史册,没有史官,那么,贤明者如尧、舜,残暴者如桀、纣,辅佐者如伊尹、周公,篡权夺位者如王莽、董卓,能力强者如伯夷、柳下惠,犯上者如盗跖、庄蹻,孝顺者如曾参、闵损,弑君父者如商臣、冒顿,其身名皆不能为后人所知。坟土犹湿,那些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也将全部被人忘却。然而因各朝各代皆设史官一职,史册又能妥善保存,故而虽然古人已亡,其身也朽,但他活着的时候所做过的事情却为人所知,如同天上的星月那样明晰。后世之学者,凭借阅读史册,就能和古人做思想上的交往;不出门户,却能洞察千年的历史古貌。后人在阅读史册时,见到德才兼备者,便向其学习;见到品德恶劣者,则考虑如何从其身上引以为戒。《春秋》一书编成,乱臣贼子因惧怕遗臭万年而对自己的恶行会有所收敛,而此书也为史家树立了秉笔直书的样板。翟杼弑其君,太史书写其事被杀;其弟再续,又被杀;另一弟再写之。南史氏听说后,准备也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史家不隐恶的优良传统。史官记载史实,实事求是,不饰美,不隐恶,客观上就起到了劝善惩恶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史书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一般百姓可以从中得到为人处世之道,统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因此,历史书籍,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国家,都是相当重要的,不可或缺。

刘知幾的这段话非常透彻地指出了历史学所具有的“断是非、惩恶行”之功能。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说:“往事研究特别富于教益,富于成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始点的或过程中与终点的失误,并将之杜绝。”[4]惩恶劝善既是对史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所在。

尽管历史不能再现,但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可以掌握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少犯一些错误。

除了前面讲的两个价值以外,历史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认为第三个价值在于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

第三,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

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其研究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而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利。因此,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常常也是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术问题。学习历史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5];可以使人在运动和发展中明确方向,定位自己,定位自己的行为;可以使人在矛盾中分辨主次,看清大势,把握发展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同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也有过阐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历史学正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已有基础,管理者若能了解社会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制定有效的政策,就能更顺利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或单位都处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深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今天的决定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重大的规定作用。优秀的管理者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思考问题,承担历史的责任。

众所周知,管理的主体主要是人,提高人的精神创造力是管理者的重要责任。而历史学正好也是以人类的活动作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它能给管理者提供生动的事例、丰富的精神食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这样说道:“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8]这种精神食粮对管理者有教育之能,对被管理者也有示范之效,给人以信心与动力。充分利用历史学的育人功能,培养民众的自觉与自律意识本身就是管理的核心内涵,是管理者增强凝聚力、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途径。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或许会注意到这么一句话,即“少谈一点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这句话显然是不对的。这句话错就错在把主义和问题两者对立起来了。而现实和历史都证明,多谈主义与多研究一些问题并不矛盾,因为主义照样能够解决问题。

当然历史学的价值还有很多,由于对象不同,所以侧重点不同。对于学生来说,历史学对自身训练有价值;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历史学在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提升方面有价值;对于领导者而言,历史学的管理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历史学有这么多价值,但如果人们不去或无法把它利用起来,那么这些价值就会失去作用。下面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学的这些价值呢?接着我们就讲第三个问题。

三、正确认识历史与执政创造力

正确认识历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发展。执政创造力与正确认识历史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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