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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 浪漫派风景画家（第1页）

第二十讲浪漫派风景画家

波生所定的历史风景画的公式，在两世纪中，一直是为法国风景画家尊崇的规律。它对于自然与人物的结构，规定得如是严密，对于古典精神又是如何吻合，没有一个大胆的画家敢加以变易。人们继续着想，说，人类是唯一的艺术素材，唯有靠了人物的安插，自然才显得美。

卢佛宫中充塞着这一个时代的这一类作品。

洛朗（洛兰）是一个长于伟大的景色的画家。但他的《晨曦》，他的《黄昏》，照射着海边的商埠，一切枝节的穿插都表明人类为自然之主宰——这是历史风景画的原则。

十八世纪初叶，华多画着卢森堡花园中的水池，走道树荫。但他的风景画，并非为了风景本身而作的。画幅中的主角，老是成群结队酣歌狂舞的群众。

弗拉高那曾把他的故乡格拉斯的风景穿插在作品中，但他的树木与草地不过为他的人物的背景而已。

当时一部分批评家，在历史风景画之外，曾分别画一种田园风景画。岩石与树木，代以农家的工具。乡人代替了骑士与贵族。而作品的精神却是不变。爱好田园的简单淳朴的境界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画家们亦只是迎合社会心理而制作，并无对于风景画的真实的兴趣。

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在颂赞自然，第特洛亦在歌咏自然：“噢！自然，你多么美丽，多么伟大，多么庄严！”这是当时的哲学，当时的风气。但这哲学还未到开花结果的时期，而风景艺术也只留在那投机取巧的阶段。

弗拉戈纳尔《**秋千》，1767—1768

布面油画，伦敦华莱士收藏馆

一七九六年，当大维特制作巨大的历史画时，一个沙龙批评家在他的论文中写道：“我绝对不提风景画，这是一种不当存在的画品。”

十九世纪初叶，开始有几个画家，看见了荷兰的风景画家与康斯台勃尔（stable，1776—1837，康斯太勃尔）的作品，敢大胆描绘落日、拂晓或薄暮的景色；但官方的批评家还是执著于对历史风景画的成见。当时一个入时的艺术批评家，班尔德（Perthes，佩尔特斯）于一八一七年时为历史风景画下了一个定义，说：“历史风格是一种组合景色的艺术，组合的标准是要选择自然界中最美、最伟大的景致以安插人物，而这种人物的行动或是具有历史性质，或是代表一种思想。在这个场合中，风景必须能帮助人物，使其行为更为动人，更能刺激观众的想象。”这差不多是悲剧的定义了，风景无疑是舞台上的布景。

然而大革命之后，在帝政时代，新时代的人物在艺术上如在文学上一样，创出了新的局面。思想转变了，感觉也改换了。这一群画家中出世最早的是高诃，生于一七九六年；其次是狄阿士（Diaz，迪亚兹），生于一八〇九年；杜泼莱（Dupré，杜佩雷）生于一八一一年；卢梭（ThéodoreRousseau）生于一八一二年。

一八三〇年，正是这些画家达到成熟年龄的时期，亦是浪漫主义文学基础奠定之年；从此以后的三十年中，绘画史上充满着他们的作品与光荣。而造成这光荣的是一种综合地受着历史、文学、艺术各种影响的画品——风景画。

杜泼莱被称为“第一个浪漫派画家”。他的精细的智慧，明晰的头脑，与丰富的思想，使他在他的画友中常居于顾问的地位，给予他们良好的影响。他的作品一部分存于卢佛宫，最知名的一幅是题为《早晨》的风景画。它不独在他个人作品中是件特殊之作，即在全体浪漫派绘画中亦是富于特征的。

其中并无历史风景画所规定的伟大的景色或事件，甚至一个人物也没有。我们只看见一角小溪，溪旁一株橡树，远处更有两株平凡的树在水中映出倒影。

洛兰《海港晨曦》，1648

布面油画，伦敦国家画廊

洛兰《海港黄昏》，1639

布面油画，巴黎卢浮宫

柯罗《阿弗雷城》，1867

布面油画，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这绝非是自然界中的一角幽胜的风景。河流也毫无迂回曲折的景致。橡树也不是百年古树，它的线条毫无尊严巍峨之概。和橡树作伴的只是些形式相同的丛树。溪旁堆着几块乱石，两头麋鹿在饮水。

结构没有典雅的对称，各景的枝节没有装饰的作用。整个主题都安放在图的一面，而全图并无欹斜颠覆之概。其中也没有刻意经营的前景，没有素描准确的，足为全画重心的前景。坚实的骨干在此只有包裹着事物的模糊的轮廓。一草一木好似笼罩在云雾中一般，它们都是借反映的影子来自显的，它们不是真实地存在着，而是令人猜到它们存在着。波生惯在散步时采集花草木石，携回家中作深长的研究。这一种仔细推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天际被描绘得很低，占据了图中最大的地位。

那么，这幅画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是在它所含蓄的诗意上。作者所欲唤引我们的情绪，是在东方既白、晨光熹微、万物方在朦胧的夜色中觉醒转来的境地中所感到的一种不可捉摸的情绪。

弗拉戈纳尔《浴女》，1765

布面油画，巴黎卢浮宫

洛朗曾画过日出的景象。那是光华夺目的庄严伟大的场面。杜泼莱却并无这种宏愿。他的乐谱是更复杂更细腻，因为它是诉之于心的，而情操的调子却比清明的思想更难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