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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第1页）

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

孙卫国

20世纪前，东亚发生过三场席卷中日韩三国的大战。第一场战争，乃是发生在663年的白村江（白江口）之战，唐与新罗联军击败了日本的军队，从而奠定了唐朝在东亚的支配地位，开启了日本向唐朝大规模学习的先声。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年），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是东亚历史上的第二场国际战争。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号称借道朝鲜，以攻明朝，发动大规模的侵朝战争；明朝基于保护藩国的义务，派大军前往救援，使得朝鲜藩邦得以“再造”。但这场战争之中，明朝伤筋动骨，建州女真在此期间崛起，在不到半个世纪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日本也出现了新的政权更替，德川家康建立幕府政权。第三场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了，清朝战败，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解体，朝鲜取得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被日本控制，并最终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

这三场战争，可以说是古代东亚中华世界体系建立、演变、崩塌的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中日之间对东亚支配地位此消彼长的关键性较量。而有关这三场战争的研究，早已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就研究的

原始资料来说，第一场战争原始资料甚少，其持续的时间也短。第三场战争，中日双方资料都不少。唯独第二场战争，主要资料是以汉籍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的东亚是汉字文化圈的时代。尽管中日韩三国皆保有相关资料，但主要资料都是以汉文书写的，汉籍成为研究这场战争的主要资料。

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揭示出汉籍的重要性。张伯伟先生提出域外汉籍的学术意义，可以从三方面来考察：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山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来说，当然可以从域外汉籍中获得很多“新材料”，而“新问题”层面可能更为重要。东亚视野的研究，其史料基石正是大量汉籍的存在，从东亚汉籍中，可以重新认识这场战争中的明朝将士，甚至可以重新评价这场战争的影响，因而东亚汉籍的地位相当重要，是东亚视野的史料基础。

一中日韩历史上有关这场战争的名称

有关这场东亚战争的主要史料是汉籍，但是中日韩三国对这场战争的称谓，则根据各自的历史，有各自不同的名称。

中国方面，有“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不同的说法。最初明朝称之为“朝鲜之役”，与“宁夏之役”l2l“播州之役”[31合称为“万历三大征”。把一场影响整个东亚的战争与两场国内的叛乱相提并论，可见，明朝人对这场战争的重要性认识就不足。由此也就奠定了中国学术界对于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走出认识不清的怪圈。到了20世纪50年代，因为抗美援朝战争之展开，又称这场战争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

朝鲜方面，自朝鲜王朝战争爆发时期开始，将1592年日本的入侵称为“壬辰倭乱”，第二次入侵（1597年）称为“丁酉再乱”，这是因为1592年的干支为壬辰，1597年为丁酉，故而以干支纪年来称这次战争。韩国历史上还有“丁卯胡乱”（1627）、“丙子胡乱”（1636），乃是指清朝征服朝鲜的两次战争。历史上朝鲜国王没有年号，都是用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同时采用干支纪年，所以用干支年来称这两次战争。

日本方面，把第一次战争（1592年）称为“文禄（元年）之役”，第二次（1597年）战争称为“庆长（二年）之役”，或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征伐”之役、“征韩”之役。“文禄、庆长之役”（1591—1598）是日本战国时代最著名的一场战争，也是唯一的跨国战争，并用日本天皇的年号来命名这次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发动，共分两次侵略。

从三国对战争所用的名称看来，就有很大不同。第一，从名称上看，三国都是从本国历史出发来给这场战争定位的，名称上都有本国历史很大的特色。第二，日本“朝鲜征伐”之役的说法，也鲜明地体现了日本是侵略者的特征；而明代称抗倭援朝战争，也是一种被动应对的体现；韩国用干支纪年指称，似乎看不出主动还是被动，实际上也显示一种被宰割的命运。第三，从名称上看，三国如果只局限于从本国历史出发进行研究的话，自然就有许多局限性，所以很有必要在东亚视野下，全方位地研究这场战争，避免只是从本国历史出发的局限性。

二中日韩三国及西方学术界有关这场战争的研究动态

日韩两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都非常重视，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是成果最少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深入全面系统分析这场战争的中文论著作问世，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甚至远远比不上美国学术界。

韩国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甚多，以李炯锡3卷本《壬辰战乱史》（汉城：首尔大学出版部，1967年）为代表，全书两千多页，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亲笔题写书名。现在专题论著相当多，对于李舜臣、柳成龙、元均等重要将领与文臣的研究著作，不胜枚举。即如最近几年的成果，稍举几例。对于地方义兵的研究，如《壬辰倭乱与清州义兵》（《引望母封列牙对蜀去司角》，2014年）;同时，韩国学术界现在将一些重要的史料，都翻译成韩文出版，如柳成龙《惩毖录》、李舜臣《乱中日记》等。也有从东亚世界来进行研究的新著，如《壬辰倭乱与东亚世界的变动》

（《召州对斗岳外外列用引里号》，2009年）、《朝日战争：世界最强海军国朝鲜与世界最强陆军国日本的冲突》

（《玉高封动：别圳到每幼字县安有斗州用到谷每立号望县科音》），等等。

日本研究的著作甚多，以北岛万次为代表，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豐臣政権の対外認識と朝鮮侵略》（東京:校倉書房，1990年）、《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年）、《秀吉の朝鮮侵略と民衆》（東京:株式会社岩波書店，2012年）等。最近这几年也每每有新著出版，如三鬼清一郎《豐臣政権の法と朝鮮出兵》（東京:青史出版，2012年）、井上泰至《秀吉の対外戦争:

变容す歹語りとイメ一ジ:前近代日朝の言説空間》（東京：笠間書院，2011年）。

英文著述最近十几年，也可以举出最具代表性的几种：

Haboush，JaHyuEastAsianWarahoftheKoreanNation，NewYork:biaUyPress，2016;

JamesB。Lewis。ed。TheEastAsianWar，1592-1598:Iioions，

ViolendMemdon，Oxon;NewYe，2015。

Haboush，JaHyunKimahR。Robiranslated。AKoreantiveinJapan，1597-16sofKangHang，NewYork:biaUyPres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