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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域古代史的难民视角（第2页）

1。“骑马民族”与日本建立

日本列岛古代不乏外来文化的影响，如马具与骑马风习，以至于江上波夫得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L211且一度盛行。当然，考古发现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间没有断层，使江上波夫的某些说法不能成立

l221，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期古坟出现那些大陆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我认为，有关日本国家建立和大和统一，江上波夫从考古文物、记纪[231神话和历史背景三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只是把外来人群进入的作用解释为骑马民族军事征服仍然令人生疑。我注意到，江上波夫想要解决日本统一国家建立的问题124，却没有讨论日本太阳神崇拜及其由来，这明显是其研究的重大缺陷。近年我在从事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东部欧亚（EastEurasia）中古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族群，其崛兴无须外族入侵的战争征服，而是经由代表人物的努力，借助外来宗教信仰（大多都受波斯文化影响）建构共同的祖先神话，选择编织新的历史记忆，以及神话最高首领和贯彻“正道”（实施善法），从而突破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完成新的族群凝聚，实现新的国家认同。我已经研究过存在这种现象的族群有突厥、吐蕃、回纥、契丹、蒙古。1251然而，顺着这一思路追索下去，我发现东部欧亚还有一些族群的历史也存在类似现象的痕迹，例如噘哒、柔然、高句丽以及渤海、女真、南诏等；其实，列岛古坟时代中期的日本建国及大和统一也可以和这些历史现象予以同样认识。

众所周知，日本所谓“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裔孙，而天照大神就是太阳神。那么，日本的太阳神崇拜从何而来呢?江上波夫曾比较夫余、高句丽的建国传说与所谓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发现有三点相似：一是离国渡河或渡海，二是有鳖或乘鳖神人相助，三是高句丽始祖“父为天，母为河神女；神武也是天孙，其母是海神之女”[271。于是推测建立日本的族群（天神族天孙支）来自韩半岛，其渊源也许在于“东满和北鲜”即半岛北部甚至东北内陆。I281其实，如果这一联想能够成立，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日本太阳神崇拜的由来。

据我研究，尽管史书历来以高句丽为“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I291，但仔细勘比史料记载其始祖的内容，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同。最重要的变化是夫余始祖为传统的东夷“卵生”传说，高句丽则在此之外加上了“感日而孕”（“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的神话1301;而且高句丽始祖朱蒙宣称“我是日（之）子”即太阳之子，《好太王碑》中则作“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和“皇天之子”。尽管碑文没有提到感日而孕的情节，但“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这样的表述与《魏书·高句丽传》中“我是日子，河伯外孙”相应一致，可以认为前者即是后者的史料来源。因此，所谓“天帝之子”意即太阳之子，很有可能就是要宣示其不同于夫余而新接受的“日火崇拜”即波斯或古代伊朗文化世界所传之拜火宗教。

由于同样有把太阳神视为天帝的思想，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日本的太阳神崇拜传自高句丽，亦即来自中古波斯的拜火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族群一样，拜火教在这里也可以起一种催化促进作用，它使得获取和掌握了外来发达文化的群体凭借改宗而突破传统，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推广统一。因此，所谓日本，最初应该就是指倭人中改信了拜火教的群体——以太阳神崇拜为其勃兴之本。所谓统一，就是倭人诸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的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所以统一完成以后，日本就成了统一的倭国大王（天皇）政权的名称。联想到前述高句丽《好太王碑》中“天帝之子”=“皇天之子”=“日（太阳）之子”的表述，可以认为，天皇一名就来自天帝+皇天的二位一体，以此宣示他是太阳神下凡或说是其子孙。可见日本的国名、帝号都与太阳神密切相关，其起始也应该与该国开始崇奉太阳神的时间一致。

那么，日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宗奉太阳神的呢?专家的研究认为，征服诸小国，统一倭国的事业，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这是经历了（倭王）武的祖父辈讀、珍两代倭王才完成的艰巨事业。[311也就是说主要是在应神和仁德两代天皇时期实现的。132]“应神天皇的年代大约处于五王1331时代和古坟时代中期的初期，是实在性很强的人物。”1341统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的铭文所示，已被地方的王尊称为‘大王’——诸王中最大的王”1351。所以我认为，日本正是在这时候（4、5世纪之交）应国家统一的需要，为了进行族群凝聚和强化国家认同而开始其太阳神崇拜的。所谓此前的始祖神武天皇及其东征活动等，不过是为了神话应神天皇及其统一活动而编造出来的1361，正如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为了神话自己父祖的统一活动而编造始祖聂赤赞普以及后来止贡赞普的类似业绩一样[371。

江上波夫把日本的建国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第一次建国）是从韩半岛移居北九州，主角是崇神天皇；第二个时期（第二次建国）是从北九州挺进畿内，主角是应神天皇1381。但据研究，“记纪中的宫廷‘物语’（故事、传说），应神天皇以前神话、传说的色彩很浓，以后则似有一定史实作为依据，因而可信成分增加”L391。所以，所谓崇神天皇的事迹不能完全指实[401，应神天皇以前的时期只能是太阳神崇拜由半岛传入列岛开始传播的时期，还谈不到日本的建国。考虑到这一信仰崇拜来自北方的高句丽这一情况，可以认为，将太阳神崇拜传入列岛的是来自高句丽而沦落半岛南部的难民群体[41]。

有意思的是，4、5世纪之交正是高句丽历史上最以武功著称的广开土王（即好太王，374—413）活跃时期。在执政期间（391—413），广开土王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对外扩张战争，并屡获胜利，开疆拓土，因而谥号为广开土王（全称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据现存于中国集安的《好太王碑》记载，此王在位时期，倭人在半岛的活动主要有：391年，倭兵渡海，进攻百济和新罗；393年5月，倭兵围攻新罗金城，与此同时，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新罗结盟，进攻百济；397年，百济与倭结盟，以太子腆支为人质；399年，倭进攻新罗，“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400年，高句丽派步骑五万救新罗，倭方撤兵；402年，新罗王欲与倭通好，以勿奈王子未斯欣为人质，但倭仍不断侵扰新罗国境。1421活动这样密集，倭人很有可能将高句丽战俘和难民带回列岛，其太阳神崇拜于是传播开来，为大和政权中以应神天皇为首的河内贵族集团所利用431，借此凝聚群体，建立日本，推行统一。

2。白江口战后的“归化人”与日本文化

7世纪70年代，半岛东部的新罗为了一统三韩故地，先是招请唐朝援兵攻灭半岛西部的百济（660），随后又和唐军联兵在白江口之战消灭了援助百济复国的倭国海军（663）。668年，为了收复被高句丽占据的百济故地（所谓“高句丽南境”[441），新罗又协同唐军消灭了据有半岛北部的高句丽。1451高句丽之灭标志着半岛上统一新罗

（668—935）的成立，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其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46]

然而，这些战争造成的百济、高句丽难民，有很多流入了日本列岛。白江口战败，倭国扶立的百济王扶余丰脱逃投奔高句丽471，《旧唐书·刘仁轨传》说：“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日本书纪》卷二七天智天皇三年（664）三月条记载：“以百济王善光王等居于难波。”很可能就是逃走的百济王子扶余勇及其属下，避难倭国并为其所利用1481。据该书记载，此后两年倭国还有几次安置百济难民的行动。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倭王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加上亡国后逃奔倭国的百济难民推波助澜，就造成了作为战败一方的倭国的紧张反应。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使贵族集团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危及列岛的安全。据《日本书纪》记载，664年5月，唐朝百济镇将遣郭务惊出使倭国。12月，郭离开后，倭王便下令在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并在筑紫国造水城。第二年8月，又在筑紫国造大野、基肆两座山城，以防唐军侵袭。667年11月，唐使司马法聪抵倭。不久，倭国即在对马岛造金田城，甚至在濑户内海沿岸设置烽火，建屋岛、高安等城。据研究，这些防卫设施很多就是由百济难民设计建造的。1491668年唐朝与新罗共灭高句丽，于是盛传唐朝将出兵倭国，倭方一面派河内鲸出使唐朝探听虚实，一面坚固高安城等。天智天皇就是在这种惶恐的国际环境下，积忧成疾而去世的。[50]

无论如何，百济王统虽然从此在半岛上断绝了，但在日本列岛却作为“百济王室”流传了下来，形成了列岛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群体151，甚至在奈良时代出现了很多百济官人1521。作为难民，他们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和东亚地域史上的意义，还值得做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总而言之，“日本古代归化人作为文化的基础和推进者对大和的发展起了莫大的作用，其中他们的巨大功绩，是把汉文汉字传给了日本。以汉字表达日本语的训读方法，当然也主要是他们推行的，这一点大和朝廷也有记载。在国家统治中，为提高文化而发挥的文笔的作用，应当认为是功不可测的。就像粟特人教给突厥人粟特文，创制突厥文字和乃蛮的塔塔统阿教给蒙古人回鹘文字，以及西藏高僧八思巴为蒙古创制八思巴文字一样，汉字引入日本有着极大的文化和政治意义。还有，古代日本的归化人还带来了如纺织品、陶瓷、铸铜、冶铁、土木、建筑、雕刻、绘画等大陆系统的高度技术艺术，以及中国的古典思想、佛教；在大和朝廷的支持下，把它们移植到日本并使之成熟。这一点，必须看到乃是日本最初的高度文明——后期古坟文化的开创与普及的伟大动力。他们就是这样，开辟了直接走向灿烂的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城市文明的大道，并为以后一千几百年日本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31。

三东北内陆的难民潮及其影响——以契丹勃兴为例

前面讨论了古代影响韩半岛和日本列岛历史的难民潮。其实东北内陆古代历史也受到难民潮的很大影响，只是学界过去不太从这样一个视角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这里仅以回鹘汗国崩溃推动契丹勃兴为例作一试探。

公元840年，在漠北蒙古高原立国近百年的回鹘汗国因内部变乱，天灾疫病流行，在同邻部黠戛斯争斗二十年以后终于被其击溃解体，部众星飞云散，形成了向南、向西逃离漠北的两股难民潮。西迁的回鹘后来分别成为中国西北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先民，学界另有专门研究1541。本文主要谈南迁回鹘难民的历史影响。据研究，回鹘南迁按时间先后分为两支：汗国破灭，约在开成五年（840）七、八月间，随即就有特勤愠没斯（九部）及宰相赤心（五部）等先行率众南下，进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东岸赛胡同一带）塞外。“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551，于会昌元年（841）二月南下，十一月到达天德附近。两支难民合计二十七部，以每部约万人计，总人数不下二十七万，加上自行南下的溃兵散卒，最初流落漠南的回鹘难民约有三十万人之多1561。几经冲突打击，这些回鹘难民多数都被唐朝政府在沿边各州就地安置，因俗而治（继续游牧），后来就融入了当地族群；部分战俘则南迁塞内甚至配置江淮。[571造成麻烦且影响较大的是乌介可汗统领的十三部。[581

涉及乌介所领回鹘难民去向的主要是《旧唐书·回纥传》中的这一段：“会昌三年（843），回鹘尚书仆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是夜，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营，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走。丰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帐，因迎归国。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847）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十万，所存止三千已下。乌介嫁妹与室韦，托附之。为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其弟特勤遏捻为可汗，复有众五千以上，其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硕舍朗。大中元年春，张仲武大破奚众，其回鹘无所取给，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王贵臣五百人已下，依室韦。”有关其中史实，早年王国维撰《黑车子室韦考》1591做过很好的考证。据研究，这里的金山指今辽水（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上游，亦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地区；奚王的居地（牙帐）在今赤峰市南（唐饶乐都督府所在地）1601;据《契丹国志》之说，“七姓室韦”即分布于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161。而“和解室韦”据考则为黑车子室韦即七姓室韦之一部。[621这样看来，这支由可汗带领包括“名王贵臣五百人”的难民队伍主要流亡散落在后来的契丹勃兴之地——所谓平地松林一带。[63]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记载有关契丹始祖的“青牛白马”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今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我曾经撰文考证上述传说并非就是原本，而很可能是在阿保机时代与回鹘摩尼教文化进行了

整合的结果1641。现在看来，这一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丹勃兴的地理、历史背景，即作为母系的回鹘人（述律氏萧氏）自平地松林由西向东移徙，同时作为父系的契丹人（迭刺铁勒部的耶律氏）自马盂山（努鲁尔虎山西端）由南向北发展。双方相遇结合，为契丹勃兴带来了契机。上述回鹘难民群在可汗死后于848年左右溃散，而耶律阿保机取代契丹遥辇氏称汗是在907年，双方结合产生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不到六十年。如果考虑到耶律阿保机872年才出生这一情况，契丹勃兴过程显然更为短促。

契丹之名最迟在北魏初年已见于文献记载。1651我国古代北方活跃过许多族群，少数得以建国者大都是乍起乍兴，如匈奴、突厥、女真等；更多的是未能建国，作为种族群体活动一段时期便从历史上消失，并入或融合进其他族群或国家中去了。契丹作为种族群体活动了五百余年而没有泯灭，其间屡仆屡起，几经辗转演变，最后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一现象堪称奇迹，值得研究。有关契丹长期发展的历史，前人做过许多工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661社会发展史理论长期为我国学界奉为圭臬，因而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契丹社会发展的内部原因。167至于契丹勃兴的外部条件，日本学者松井等认为，契丹长期受到周围强大民族的压力，直到晚唐时期，由于草原上的回鹘汗国崩溃，唐朝也因藩乱民变而精疲力尽，这才给了契丹崛兴的机会。[681然而，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和条件之外，历史发展主观力量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革命因素。换言之，耶律阿保机凭什么能够超越前人，变革传统，化家为国，从而成为契丹人的民族英雄，这些也有必要做些研究。所以，我曾专门撰文探讨回鹘文化因素在阿保机建立国家过程和契丹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我认为，9世纪中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难民进入契丹社会，给契丹族群注入了新鲜血液；回鹘所奉摩尼教的传入，则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机即以结亲取得回鹘人（很可能把持着商业）的支持，并借其摩尼教神话自己，从而得以突破传统，进行革命，建立国家，实行帝制，改写了契丹人的历史——建立辽朝政权的哈喇契丹实际是以耶律氏为代表的契丹人和以述律氏为代表的回鹘人以摩尼教为工具认同凝聚的新的政治共同体。宗教及文化交流往往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Z?1唐代后期，回鹘人（包括认同回鹘汗国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实际上已经大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J1汗国崩溃以后，回鹘人并没有马上融入变成游牧的契丹人，他们在相当一段时期还作为不同的群体存在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回鹘商业文化对契丹社会发生飞跃变革的影响也值得专门研究。传统的说法认为契丹是农牧二元社会，然而，二元之间有赖商业联系，因而很可能是农、牧、商三元社会，即相当一段时期的汉人及渤海农业、契丹牧业、回鹘商业三足鼎立。诚如是，基于“二元社会”说的一些理论如“征服王朝论”等就有必要重新探讨。

四结语

以上从难民视角考察东北亚地域古代历史涉及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0世纪约两千年时长。通过这一特定视角的历史考察，目前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难民问题或难民潮主要表现为逃避战乱的人口跨境流移寻求生存和由此而来的种族文化关系冲突调整，因而基本上发生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当前东地中海的西亚、中东和欧洲间的难民潮是如此，古代东北亚地域大陆、半岛和列岛乃至蒙古高原和东北内陆间的难民流移也是如此。

（2）难民问题和难民潮都是由于战争动乱产生的。不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时指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罗马人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LZ61。除了蛮族征服外，马、恩还提到了殖民活动的情况。我认为，本文研究的这些古代东北亚地域难民潮也可作如是观，也起到了文明文化交流推动历史演进的作用。

（3）然而我们知道，历史上发生战争造成难民潮的情况很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却较少；而且本文研究的这些难民潮都是单向流动，明显是由文明文化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应该是这些难民潮起到积极社会作用的重要原因。这与当前西亚中东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情况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

（4）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正确了解东北亚地域历史和本地域各地区、各族群、各国关系史，摆脱神话传说和错误观点（三韩=三国、骑马民族征服等）的影响，深入开展人文交流，促进理解和包容。从本文的视角看来，东北亚地域的文明文化共性（如“汉字文化圈”）是经由长久历史发展形成的，值得本地域各族各国倍加珍惜。因为共处同一地域，历史、地理、文化关系特别密切，地域内各种利益相关，更要慎重处理相互关系，尽可能和谐共存、和平共处，以维护本地域各国的共同利益，正确应对文明冲突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