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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第2页）

&hM。Swon'sHeada'sTail:MingdtheFirstGreatEastAsianWar:1592-1598，NormayofOklahoma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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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nbull，SamuraiInvasion:Japan'sKoreanWar，1592-1598。Loary，2002。

中文方面，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王崇武先生发表过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论文，现在依然有价值。其他论著主要有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94页），李光涛编辑过《壬辰倭乱史料》（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五册和《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册封日本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以及郑棵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这几种是最为重要的中文论著了。最近十年，有刘子敏、苗威合著《明代抗倭援朝战争》（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200余页），梳理了明代抗倭援朝战争的发展脉络；杨海英《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黄学佳《抗倭英雄陈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91页）。这三部著作，第一部是通论性

的著作，第二部比较精深，是以南兵为主的专题研究，第三部是本普及性的小书。这就是中文学术界有关这场战争几乎全部的专著，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水准，与日韩甚至美国都无法相比。

学术著作之外，中国出版了几部历史小说。如宋毅《壬辰决战朝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高拙音《万历朝鲜战争：中日大决战》（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马伯庸和汗青《帝国最后的荣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另外，翻译了高丽大学崔官教授的《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金锦善、魏大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学术界为何对这场战争研究如此之少，原因何在?先看看相关史料吧。

三中日韩三国有关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始史料介绍

有关这场战争最为重要的史籍，皆是用汉文书写的。当时三国的汉籍对相关战争史实的书写，有着如此的不同，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比勘对照，才能获知战争的真相。

中国（明清两朝）:明人有关朝鲜战事的史书不少，除明廷官方所编之《明神宗实录》外，私家所撰的有：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十四卷、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五卷、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五卷、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十四卷、萧应宫《朝鲜征倭纪略》一卷、王士琦《封贡纪略》一卷、钱世桢《征东实纪》一卷、侯继国《两浙兵制》四卷、黄俣卿《倭患考原》二卷等。这是关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最为原始的史书，和明朝私家所作中最重要的史书。其中宋应昌、萧应宫、王士琦与钱世桢等皆是曾经在战场上征战过的明朝将领，他们的记录乃第一手材料，其中又以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最为重要。此外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锡爵《召见纪事》一卷、赵志皋《召见纪事》一卷、方从哲《乙卯召对录》三卷、董其昌《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皆或多或少涉及明征战朝鲜之事。清朝私家史书有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官方的则以张廷玉《明史》为主。

韩国（朝鲜王朝）:相关史料有《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官修史书以及不少文书留存。如姜大杰、徐仁汉编《壬辰倭乱史料丛书》（晋州博物馆影印出版，2002年）历史十册，包括柳成龙《惩毖录》、李舜臣《李忠武功全书》、吴希文《琐尾录》、赵庆南《乱中杂录》、申灵《再造藩邦志》、郑庆云《孤台日记》;文学十册（有五册汉文史料、五册韩文史料）;《事大文轨》（朝鲜宣祖、光海君两朝与明朝的往来文书汇编）。还有许多笔记史料与文集中的资料，如黄慎《日本往还日记》《壬辰录》等不可胜数。从数量与质量来说，韩国所存的资料要远远高于明朝的资料。

日本：有许多文书散落在各个图书馆与家族之中。另外专书也不少，例如，《史料综览》卷十二至十三、《多闻院日记》《毛利家文书》《朝鲜军记大全》《朝鲜阵物语》《朝鲜物语》《丰太阁征韩秘录》《将军家谱·丰臣秀吉》《正实朝鲜征讨始末记》《太阁记》、川口长孺《征韩伟略》等。日本的材料应有很多，我看到的相当有限，因为日本没有韩国这样整理成丛书出版，尚需要好好搜集。

这些史料有几个特点：

第一，以汉籍史料为主，不管在哪个国家，汉籍史料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料，日文和韩文史料作为补充。从数量上讲，韩国与日本所藏的原始汉文史料，要远远多于中国。中国现在所存史料，有先天性的不足。最为重要的只有《明实录》，但是《明实录》中对于此次战争的记载只有一鳞半爪，很不全面，况且本身就有许多问题。其他参与战争的将领所编的史料虽然也有些，但远远比不上韩、日的同类史料，因而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必须全面占有三国史料，方有可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第二，明清更替之后，清朝出于一些原因，对于这场战争的再现，基本上是采取贬抑与否定的态度，对于相关人物的评价也极为低下，在官修《明史》中，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将领，大多不作传，个别有传的也是因为家世或者其他原因，而对这场战争的基本定位是否定与抹杀。所以中国史料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记述很值得研究。而在朝鲜王朝，尤其是明朝灭亡以后，这场战争成为他们反复追述和研究的历史，在《朝鲜王朝实录》及相关的史书中，有很多非常详细的论述，可以极大地弥补明清史料的不足与缺陷。日本方面，尽管也历经了政权的动**，但是其原始的文书与档案资料基本得以保存，对于呈现这段历史也可以给予很大的依靠与支撑。当然，日本的资料还有很大的整理空间。

第三，研究者应以客观求真的态度，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从东亚整体的视角，综合三国原始史料，兼取三国学术研究之长，方有可能对这场战争做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四这场战争对东亚的影响与研究的意义

战争过后，明朝方面，损兵数万，国库空虚，而此时，建州女真借机壮大起来，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日本元气大伤，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加速了整个丰臣政权的衰亡，1600年德川家康与丰臣家族展开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大获全胜。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1615年大阪夏之阵，德川家康彻底歼灭丰臣家。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朝鲜更是三国损失最惨重的一国，由于战事在其境内发生，以致山河破碎，城郭崩坏，百姓流离失所，加上日军屡屡屠城，人口锐减，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代价，国防空虚，兵源不足。总之，此役对中国、日本、朝鲜三地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从这场战争的研究来看，采用东亚视野就是要尽可能做到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的立场，站在全局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研究问题，其重要表现与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资料上来说，要尽可能地收集中、日、韩三国资料，互相比证甄别，决不能只执一端，不及其余，否则难以获得历史真相。

古代中国，有关周边国家方面的史料失之粗疏，且有些不求甚解。有关这场战争的记载，参与战争的有明朝将领，而所率领的部队也是明军的主力，但是事情发生在朝鲜半岛。明朝出兵朝鲜半岛，原本是近世东亚世界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是在明清两朝看起来，这似乎并不大重要。明朝只是把它看成是万历三大征之一，所以《明实录》等史书对其记载就十分简略。因为作为天朝大国的实录，载录本朝皇帝起居、本朝政事、制度沿革、官员任免等内容才是最为关键的。即便载录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事情况，也是因为涉及明朝将领的任免与奖赏，才给予一定的关注，所以对于整个战争的历程，并没有给予十分的重视，因而载录史料就挂一漏万，相当粗疏且零乱。同时，实录的编撰者，往往借机党同伐异，甚至颠倒黑白，故意歪曲事实。明朝实录“不实”的问题，不少明代史家就曾加以批评。就杨镐相关的史事来说，尽管丁应泰弹劾杨镐，但是朝鲜国王、总督邢瑜、监军御史陈效以及明朝诸多将领，纷纷上疏为杨镐辩白，但是《神宗实录》只是详载丁应泰之疏文，其他疏文一概略之，这样选择史料，就不是一种公正平实的态度，而是有很大的偏见。故而，《神宗实录》就将蔚山之战定为败仗，由此也就奠定了以后史书的基调。因为编完《实录》以后，其他史料很难得以完整保存，后人无法获得全面的资料，历史的面目也将扭曲。相比其他史料而言，《实录》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后来史书依从的范本，以后的史书，无论是《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还是《明史》《明通鉴》，基本上就是因袭《明神宗实录》的说法，对其进行或多或少的修补，甚至是全文抄袭。于是不仅否定杨镐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功，进而否定整个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的功绩，将战争的胜利归结于丰臣秀吉之死。因为史料的错误，最终否定整个战争中明军的功绩，实在是极其荒谬的。

此次战争，对于朝鲜王朝来说就完全不一样，因而他们的记录十分详尽。他们将这次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是关涉朝鲜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当然十分重视。而朝鲜王朝又是明朝的藩国，与明朝往来，是朝中最为重要的大事，原本就十分关注与明朝的关系。更何况，丁酉战争，就发生在朝鲜半岛上，发生在其王朝的本土内，因而对于明朝将领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予十分细致的载录。明朝将领的战功直接关涉朝鲜半岛是否能够光复，王朝是否能够早日安宁，因而《朝鲜实录》中关于杨镐的记载就十分详尽，不仅是其行动、语言，甚至衣着都有细致的载录。可以说，《朝鲜宣祖实录》以及相关文集，对于杨镐的记载不仅细致、系统、详尽，而且要更为客观正确。

第二，朝鲜战场上的事情，与明朝国内政局息息相关，也与日本政局的变化关系紧密，因而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战场上事情的真相，必须联系国内政坛的变化。如平壤大捷，李如松明明有大功，却处处受到弹劾诬告，其根本原因乃是朝中党争的结果，主和与主战、南人与北人、文人与武将、南兵与北兵，各种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只有细细把握其中的奥秘，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真相。这是研究这场战争必须要把握的原则，因为李如松的悲剧，随后几乎发生在每一位明朝将领身上，甚至朝鲜国王也难以置身事外，几度辩诬。

第三，要重视周边各国的史料的关联性及史料作者的动机。对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来说，朝鲜史料尤其重要。每一条材料的写作者，皆有其背后的动机。与明史料批评李如松不同，作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朝鲜处处在维护李如松，为他求情说好话，这本身就说明其材料是可信的。对于中朝史料之比勘，也并不是说，一旦发现记载不同，朝鲜方面的史料就一定正确。如果是与朝鲜相关的史实，大多是朝鲜方面的记载既详细，也更接近真实；如果是中国王朝的内政，那就不一定了，反而是朝鲜方面道听途说的为多。明清两朝，朝鲜经常派使臣前往北京，每次使行，使臣们都要向国王上报状启，报告沿途所见所闻；回国以后，也要向国王汇报。这种汇报与状启中，当然有不少的真实情况，但也有不少是道听途说，甚至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因此，就需要用明清方面的史料来加以比勘，以剔除其谬误，还其真相。因此，当我们“从周边看中国”41的同时，也有一个“从中国看周边”的视角，哪一种都不绝对，哪一种都有局限，关键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此才能够用多重史料、从多重视角，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