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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洪秀全尚未萌生反清意向时，广西社会便已民变蜂起，急剧动**；“动乱”的源头并不是来自洪秀全。相反，正是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的驱策下，洪秀全才最终走上反清道路。

洪秀全的早年经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科考、皈依上帝、立志反清。科场失意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但这只是他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起点或诱因。通过阅读《劝世良言》接触到基督教，进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播上帝信仰，这是洪秀全的一大转折。[42]洪秀全劝人拜上帝，其主旨无非是劝人做正人、行善事。这不但对清政府统治构不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益的。在洪秀全同期撰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中，非礼四勿、忠孝廉耻、富贵浮云、知命安贫之类的文字俯拾即是，并且明确表示“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丝毫没有鼓动造反的意识。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展信徒，虽然在形式上触犯了私下“拜会”之大忌，但就其具体行为分析，并没有对抗官府的意图。

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现存体制和统治秩序而言，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属于离心力。基于独尊上帝的信条，洪秀全反对孔子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习俗是相冲突的。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又开始采用激进手段排斥偶像崇拜，亲自率人到象州捣毁甘王庙；紫荆山区的雷庙、土地庙等也被打毁。此外，随着入会人数越来越多，上帝会在紫荆山一带逐渐坐大，成为一股新兴势力。所有这些均对现实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从而引起当地乡绅的不安和敌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在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后，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与骨干信徒卢六遂被解送到县。卢六不久在羁押中病亡。冯云山一案延宕半年之久才告了结。时隔数月，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

从冯云山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看，上帝会在这场冲突中并不落下风：王作新事后因害怕遭到报复，被迫离家避风；官府对冲突双方也没有偏袒，最终宣布以“无籍游**”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原籍，草草结案。洪秀全等人之所以在事后不久萌生反清念头，与此时广西局势的急剧变化有直接关联。作为当地乡绅对上帝会的一场蓄意挑衅和迫害，该事件使洪秀全明白一个道理：用道德说教的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即便在紫荆山也行不通。另一方面，在广西“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的背景下，已在周边数县拥有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无法超然物外，不得不针对动**的时局做出调整或抉择。洪秀全在确立反清意向后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43]这正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变化。而杨秀清、萧朝贵均出身贫寒，在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生；上帝会成员也以穷苦人居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蓄积已久。洪秀全等人称起义建国时为“太平时”，以及后来立国号为“太平天国”，均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光景的向往。洪秀全起兵之所以得到积极响应，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挤压而走投无路，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故而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使金田起义很快便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44]

总之，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45]

原载《福建论坛》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摘登。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1]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庆成《金田起义记》（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彭大雍等《论清道光朝以前广西人口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凡上述论著已有较多论述的内容，本文从略。

[2]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0、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按：清顺治年间广西耕地面积约500万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1000万亩以上，随后基本持平并呈减少之势，咸丰元年为896万亩。另一方面，顺治十六年（1659年）广西纳赋丁口为11。6万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人口为197。6万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骤增至629。4万人，咸丰元年为782。3万人。参见李文治前引书，9～10、60～61页。

[3]社会的急剧分化和穷民、流民的大量出现，是嘉道年间全国的普遍现象，是社会动**不安的前兆。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辑，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汪士铎亦慨叹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还分析说，“患起人多，人多故弥望皆村庄，弥望皆穷人，急之则生变，任之则掣肘”；“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需]人”，“地不足以养之，不为乱不止”（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16页；卷3，26、27页，1936年明斋丛刻本）。

[4]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1，《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5]覃玉成：《宜北县志》第八编，民国二十六年刊。

[6]黄志勋、龙泰任：《融县志》第六编，民国二十五年刊。

[7]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17页，光绪四年京师刊本。按：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有该省“通计土著十之三四”一说。可见，到咸丰初年，广西土著的总人口已低于客民。

[8]魏笃：《浔州府志》卷4，同治十三年刊。

[9]温德浦、曾唯儒：《武鸣县志》卷10，民国四年刊。按：土客械斗客观上刺激了民间的尚武之风。广西后来民变蜂起，官方应对时颇感棘手，与此有一定关联。

[10]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227～22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1]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

[13]欧仰义、梁崇鼎：《贵县志》卷4，民国二十三年重修。

[14]《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79页。按：在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折中，鸿胪寺卿吕贤基亦认为，“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8页）。

[15]《清实录》第33册《宣宗实录》第1册卷12，道光元年正月壬戌，2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按：因为广西林峦甚密，易于藏匿，且官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广东、湖南等省民人犯事后，常避实就虚，选择广西落脚。就此而论，广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邻省的社会矛盾。又，文中“添弟”系“天地”之避改字。

[16]《乡约条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9～21页。

[17]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首、《带江园杂著草》卷5，《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31、34页。

[18]相比之下，后来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以及李文茂率广东天地会武装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其影响与冲击力远在此之上。

[19]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