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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02（第1页）

二、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02

鉴于此，需要对士大夫重新试作定义。士大夫包括“大夫”与“士”两个分层。就其外延来说，其中的大夫，是指通过考试、门荫、捐纳而出仕的官员，无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停职、致仕乡居官员，均包括在内；其中的士，主要是指通过科举考试、门荫或捐纳而获得一定科名（如国子监监生、生员）的读书人，当然还包括尚未取得科名的布衣文人，这是广义的士大夫。就狭义的士大夫来说，应该仅仅指大夫这一层面，即通过科举考试、门荫、捐纳等途经而已经出仕的在任、停职、致仕的官员。当然，这里所要探讨的士大夫，主要是就广义的士大夫而言。就此而论，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其中的科名，则主要通过科举考试或捐纳而获得，而功名则通过考试、门荫、捐纳而获得；士大夫是知识的拥有者，其中的知识，仅仅限于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儒家经典知识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与此相应的学校，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府、州、县学，均称“儒学”），其外延可以延伸至符合儒家规范的诗文一类的辞章之学，而并未包括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专门知识（与此相应的学校，分称“阴阳学”“医学”“武学”）；士大夫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至于社会声望的获取，既仰仗显赫的官爵之位，又依靠独树一帜的个人品格。[219]

（二）士大夫家族的形成及其地域特点

尽管明代的选官制度，尚有荫、捐纳两途，但士大夫家族的形成，大多借助于科举一途，进而形成了特殊的“世家”，即科举家族，其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迥然有别。

1。士大夫家族的形成

明代科举制度的盛行，无疑造就了新的“世家”大族。换言之，明代所谓的世家，其实就是科举家族。如松江府陆氏家族，陆应寅于嘉靖七年（1528）中乡试举人，出仕后任应天府推官，迁官广东盐课提举，开创了松江陆氏世家。至嘉靖二十年，他的儿子陆从大中进士。他的第二个儿子陆从高，中应天府举人。后其孙陆万锺，中进士；陆万言，中顺天府举人。随之，其家族中人无不成为“彬彬文学之士”，于是当地人称陆氏家族为“世家”。[220]

到了明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导致了社会流动的加快，于是对所谓“衣冠之族”这样一类的“故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假如一个人多行不义，被乡里之人瞧不起，却又自夸家世，每每称自己是“衣冠之族”，那么，对这样的人当作如何评价？这就需要对“故家”“世家”“大家”等概念及其关系作适当的厘定。

元末明初社会变动，对一些世家大族的冲击，进而导致了明初之人对士大夫家族给以新的认识。练子宁通过“杏林书隐”与一些官府王公第宅的比较，不由发出下面诸多的感慨。其意是说，园林、第宅之奢豪，不如书屋之清雅；世家不可永远占有豪宅，但可以通过儒术、诗书知礼而使福泽绵远。[222]

练子宁的感慨，显然已经引出了如何看待“故家”的问题。为此，杨士奇对“故家”的定义显然更便于我们对明代世家大族的理解。他认为，人们通常将一家的先世起自“闾阎畎亩”之间，“或贵或富”，而不管其家族是否有“功行”，即使是“饕诐忮害为豪者”，只要能“沿袭一再世”，则概以“故家”称之，这不过是流俗之见而已。真正的故家，应该是“必其先文行有诸躬，功利及于人，声誉有闻于时，子孙克嗣于后”，而并非仅仅凭借“富贵”。[223]换言之，所谓故家，必须“仁义之行，诗书之业，有肇于前，有承于后，愈远而愈不替”。假若徒恃贵富，“子孙不能自修以善继，又或有忝焉者”，概不能称之为故家。[224]

继杨士奇之后，明末的颜士凤、张履祥，对“故家”与“故家旧族”亦有较为特殊的阐释。在科举考试极其兴盛的明代，民间世俗的看法将“簪缨世禄”与“故家”或“故家旧族”等同起来。其实，并不尽然。按照明季颜士凤的说法，显然已将宦家子弟排斥在“故家”之外。在他看来，故家之所以可贵，其根本在于这些故家自先世以来，就一直“诗书泽长，子弟能礼义自守，端雅醇厚”，从而与“众庶”之家有异。至于那些宦家子弟，大多规矩**然，邪辟无等，甘心做田家之子耻而不为之事，则明显已是“市井小人之不若”，确乎有辱“故家”。[225]张履祥之说，可以作为颜士凤之论的旁证。他对“故家旧族”亦别具新解。他认为，所谓故家旧族，并非“簪缨世禄”之谓。贤明的士大夫，固然可以作为“门户之光”，但如果寡廉鲜耻，败坏名检，适为“门户之累”。究其原因，在张履祥看来，科举仕进不过是“偶至之荣”，如同浮云朝露，当其得之之时，尚且不足恃以为常，及其失之，则无不“与先世俱尽”。[226]由此可见，尽管科举制度的发达，导致明代世代簪缨之家构成了故家、故家大族的主体，但从根本上说，科举家族并不能与故家、故家旧族等同齐观。真正的“世家”，不但在“仁义之行”与“诗书之业”上一脉相承，而且尚有“文辞之事焉”。明末著名诗人吴伟业对世家的看法，堪称是上述之说的一大补充。他认为，过去所谓的世家，并非仅仅因为其家“膴厚”，而是“有文辞之事焉”。为此，他列举诸多例子如下：自春秋时范文子将“立言”称为“三不朽”之一后，至两汉时期，那些“名儒元功”的后人，尽管其爵位不至，然其名望却远远超过其父兄。晋魏以降，如崔、卢、王、谢诸家，“家擅雕龙，人人有集，为当世文人所推奖。贵游子弟，不惟膏粱裙屐之是好，而沾沾于知我之一言，其得之若拱璧，被之若文绣”。[227]基于此，他以《易传》中“非文辞不为功”一句作为总结，借此说明“文辞之事”在世家形成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随之而来者，则是明末清初之人开始对“世家”与“大家”作必要的区分。古云：世家易，大家难。施闰章认为，世俗所谓的世家，仅仅是指“公卿世累缨笏相继”之家。然而，公卿贵人，咄嗟立尽，高门巍阀，同样不乏“生荆棘穴狐兔”，甚至“堕其家声，为先人僇”，族虽大，却无可取之处。只有“户诗书而家礼让，崇本尚实，孝弟力田”，其族不必均属贤者，但大多向善，甚至“贵至将相而不骄，困为匹夫而不谄，保世亢宗以无失坠”，才堪称真正的“大家”。[228]艾南英对“大家”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乡村的富有之家，家有菽粟、金银，却无珠宝、古玩、法书、奇画，不可以称为“大家”。只有冠盖仕族，族大人众，“不惟有科第人文，又有道德忠义，又有方术伎学之人，又有膂力拳勇之人，下至作奸犯科、出鬼没神之人，无所不有”，才可以称为“大家”。[229]

明代的世家大族，大多源于科举之暴发。科举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士子登庸，不系世业，履道则为衣冠，失序则为匹庶”。[230]而一旦中科举入仕以后，其子弟往往暴横乡里，所以这样的科举世家大族，其寿命大多不长。语云：贵而不骄，所以常守贵也。富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但当时苏州一带的士大夫家族，不论高门巨室、累代华胄之家，即使是新近崛起之家，一旦获取科第，则无不“前堂钟鼓，后房曼鬋，金玉犀象玩好罔不具，以至羽鳞狸互之物，泛沉醍盎之齐，倡俳角觝之戏，无不亚于上公贵侯”。其自奉之奢侈，令人瞠目。至于士大夫家族的子弟、姻娅、苍头，亦大多“横于里闬，蹋门破柱，势无不至”。[231]生活穷奢极欲，兼及无德于乡里，很难保持家族兴旺长久。时日一久，高台累榭，化为曲池，朱门夏门，移之他姓，大多如此。可见，通过科举而成为望族的士大夫家族，其中败家的原因，主要在于子弟的不肖。子弟不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公卿之子“安于豢养，不知稼穑之艰难，习于骄恣，不遵礼义之轨度故尔”。[232]

时局承平，士大夫家族的上下流动，尚且如此。明清之际，两朝鼎革，士大夫家族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浙东为例，自“大帅浮浙而东”以后，居民大多“庞裂焚**踣弊”，尤以“世室名族、神明之裔”为甚。出于夷夏大防的传统的观念，兼对清兵“屠洗生民，不尽殄刈之不止”有所顾虑，那些具有“良材愿质”的明代遗民，无不“羞洁然盛服而与负途者处”。尽管清朝通过“置司牧，立学校，科条贯目”等举措的实施，希望借此吸引旧朝的士大夫，但收效甚微，投身新朝者，多为“昔时丧职之族”，而其目的亦仅为“启奸而纾愤焉”。[233]这并非识者过激之论，而是反映了因明清易代而导致士大夫家族的衰替历程。

经过“天崩地陷”的一幕之后，清初的士大夫开始对世家、氏族、巨族等问题，无不作了相应的理性思考。他们大多以明亡为鉴，重新倡导重视世家大族。如黄宗羲对六朝时期“以门第相高”之风相当激赏，称其“人物最为近古”。在黄宗羲看来，在门阀大族中，因为具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说”，那么对于朝典国故，是非邪正，均在胸中具有成案。这犹如医生看病，见症既多，那么治病时就不至于仓皇失措。而“单门寒士”则不同，他们之所识，不过几案间事而已，所以“一当责任，网罗衣钵之下，不觉东西易置”。黄宗羲认为，“浙人往往堕落于时局者”，大抵均为“单门寒士”一辈。为此，他专门借助一事予以说明。黄宗羲曾与冯俨公谈论起东林之事，冯氏一位门人听后，率尔问道：“杨大洪（指杨涟——引者）何人也？”冯氏正色道：“汝不知杨大洪先生乎？正复读书何益。”从这一例证中，黄宗羲深有感触，道：“向若有门第者，宁有是言乎？”[234]顾炎武亦相当看重氏族。他认为，正是因为治道愈下，才导致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鉴于此，顾炎武断言，“宗法之存”，确乎可以起到“扶人纪而张国势”的功能。为此，他专门列举下面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是唐代制度，“贵士族而厚门荫”，尽管已知“封建”不再可复，但在士大夫家族中暗寓“封建”之意，“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二是顾炎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就是他曾历览山东、河北，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自明末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宗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由此两个具体实例，顾炎武得出结论，即使不能恢复“封建之治”，若欲借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必须“重氏族”。[235]徐枋对世家巨族与邦国治乱之关系更是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世家巨族是“国之毗”“民之表”，“其系于邦国之治乱，民俗之污隆”，关系匪浅。自三代以后，宗法不立，世风日衰，识者忧之。所赖天下巨室，“各兢兢焉守其家世，谨其氏族，以辨其贵贱，以别其婚姻，以远嫌疑，以定昭穆，充其仁孝之心，率其敦睦之行，庶几由家以著于族，由族以著于乡，由乡以著于国，由国以著于天下，而民俗以厚，治道以成矣”。[236]无论是明代士大夫对故家、世家、大家的辨析，抑或清初重视门第、强宗、氏族之论，并非是为了恢复“封建”之制，而是鉴于科举家族之弊，将“封建”之意寓于士大夫家族之中。

2。士大夫家族的地域特点

明代的士大夫家族，一方面借助科名得以成立，另一方面却又各具地域特点。就明代士大夫家族的地域特点而论，大抵有如下两大特点：一是江南士大夫家族与西北士大夫家族之别，二是江南士大夫家族与江西士大夫家族之别。

就前者来说，早在明初，由于铨选之政的特点，已经造成士大夫具有南北之别。陶安认为，明初之时，铨选之政，优视中州之人。相比之下，南方人在铨选上吃了不少亏。无奈之下，南方人只好甘心晦遁，穷理高尚，终老文学。为此，也就造成了下面一种状况：“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于北；北士志于文学者，率来求乎南。”[237]

这当然是就明代开国之初的实况而言。其实，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推广，江南文风兴盛的优势很快得以体现，无论是进士的获中率，还是状元、会元等巍科的高中率，江南地区远远高于西北地区。于是也就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士大夫家族特点。

明末清初人钱澄之对江南士大夫风气的观察，堪称明察秋毫。他认为，江南人大多急于进取，“务虚名，尚奔竞”，这是习俗使然。与之相应，则是江南士人所作文章，亦大多具有“善变”的特点，通常会“视上之所好，辄改易以趋”，尽管由此造成“文体不正”，但最后则成“士习从之”之势。[238]这一句“士习从之”，其流风所及，不但涉及江南的士人，而且广被北方士人。江南士人所作八股文章如此，即使是诗，亦与江南较为浮华的士风相应而别具特色。作为江南典型的苏州士大夫之诗，就反映出了“好为绮丽语”的特点，尽管其人未必尽是达官贵人，仅仅是“寒酸”之人，却喜习用“贵人”之容，最后导致“自失其本色”。[239]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北的士大夫不但生活俭朴，而且家法甚严，其社会交际亦具古道之风。如山左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即使是公卿之家，或门或堂，必有草房数楹，维持着历史传衍下来的“邹鲁之风”。[240]山西士大夫的节俭之风，更是到处可见，不妨试举下面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李日强，曾中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任礼科都给事中。当他从家乡至北京赴任之时，身边除了夫人之外，只有男仆、女仆各一名。在北京任上时，男仆时常到街坊买菜、汲水，而女仆则承担厨房烹饪之事。当家务繁忙之时，其夫人亦需下厨帮忙。作为一个掌科之官，其生活之淡泊，官衙之清净，恐怕在北方亦不多见，更遑论南方士大夫！[241]第二个例子是杨昆玉，山西蒲州人，其父曾任吏部尚书，却是生活朴素，“卧榻荐席，皆用草，无绣裀锦衾之杂陈也”。而他家的仆从亦相当质朴，绝无大官家骄横之态。为此，时人有“岂天地悃愊无华之气，独踵于西北耶”之叹。[242]至于河南士大夫生活之节俭，可以内阁大学士沈鲤为例加以说明。沈鲤身居大学士要职，却从未仗势欺凌邻里之人。据载，他性畏暑，喜欢乘凉。邻居正好有两棵大树，长得颇为茂密，他就每日过去避暑。邻居家贫，请求将两棵大树卖给他。他却说：“吾与若世为邻，不忍售也。”还厚赠邻居之人，并嘱咐道：“吾在世，夏月常过尔树下，殁后凭尔售否尔。”至于沈鲤之家的厅堂园亭，亦俱从简朴，与东南大宦之家的奢华迥然有异。[243]

与生活俭朴相应，西北士大夫家族门风甚严，以古道相交，在家人相处时，只论长幼辈分，不计官爵高低，颇有淳朴盛德之风。为示说明，不妨试举下面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山西蒲州人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是大学士张四维的母舅。史载当张四维入见之时，王崇古正好伫立，就仅行立而答揖之礼。倘若自己当坐之时，则坐而答之，“不为甥舅离席”。为此，明人李乐颇为感慨，认为这是西北人盛德致然。若是南方的士大夫勉强模仿，便会露出丑态，“却不可看得容易了”。[244]第二个例子是刘珝，山东寿光人，曾以大学士致政家居，当时其父尚健在。史载他的父亲家法甚严。一天，刘珝外出，乘轿归第，而其父正好在门前迎接客人，刘珝不知失避，其父盛怒，欲加以杖责，客人力劝不解。又据曾任寿光知县所言，其父是用轿杠对刘珝加以杖责。堂堂致仕内阁大学士，却甘愿接受其父之杖责，难怪时人有“此宇宙间大奇事也”之叹。[245]第三个例子是刘大夏，官至侍郎，可谓显赫。史载其曾经拜访母族亲戚时，曾有一位疏族之舅，年才弱冠，大夏谒之下拜，其人仅以手扶大夏，道：“大夏莫拜。”但终究受不答礼。拜者不以为屈，受者不以为亢。与江南士大夫家族叔侄、甥舅之间，相揖宛若平交相比，确乎堪称古道。[246]第四个例子是世隆泰，山西人。根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原、西北士大夫，长幼之礼甚严，年长者通常直呼年幼者姓名。当饮酒献酬之时，年幼者必定跪献、跪接，并不计较身份之贵贱。世隆泰就是典型一例。史载他官至按察副使，为人性气廉厉，凛不可犯。身份既贵，便道回家，前去拜访同窗旧友王生，当时王生已弃士业农。两人在途中相遇，王生道：“隆泰乃念贫贱之交乎？倘不弃予，约期访汝韦曲。”隆泰敬诺而归。至约定之期，隆泰冠带整齐，在家等候。王生身穿布衣，随身带一只鸡、一瓢酒至。王生据正席而坐，隆泰则“以兄事之，与饮必跪”，王生亦“直受之不辞”。[247]

以后者来说，江西之士大夫及其家族则别具一格，与同属南方的江南士大夫迥然有异。就江南来说，其风气原本就带有一些“富贵态”，更何况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者甚少，所以全靠自己站立得定，方可成为一个贤士大夫。江西则不同。江西属于贫瘠之地，士大夫地位既高之后，乡党亲友却很少以财货蛊惑，所以容易成就士大夫的高风亮节。状元罗伦即为典型一例。尽管古今甘贫之士尽多，但像罗伦那样已经状元及第，在“瓶粟常空”的情势下，尚能做到对客座谈，心能不动，那么其天质学力，恐不在颜子之下。[248]究其原因，还是与江西的士大夫风气有关。

明代的江西文风颇盛，进士出身者人才济济。即使不能中进士，仅中举人，出去做布政、按察二司之官，或者仅凭监生、吏员去做京卫经历等官，亦安之若素。等到考满与荐，亦可请得封赠回来，荣及父母妻子。此显然是江西士风勉强学好清修所致。至于江南士人，则一见财货，便忘却身躯荣辱，能得好结果者百无一二。何以故？正如明人李乐所言：“前无贤者可师法，即可师法，后辈亦不肯兴起效法也。”[249]

那么，江西的士大夫及其门风，究竟如何别树一帜？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士大夫家族子弟大多亲自服役。譬如，江西新淦人黄仁山，曾任知府之职。当李乐出任新淦知县时，他已经80余岁。李乐前去拜访他时，被留下小酌。其间，但凡供茶、供馔之事，全都由子弟在学者担任，并非使用家仆。儒巾蓝袍，尚可在家服役，且未尝以此为耻。这确乎在江南士大夫家族中很难见到。[250]二是士大夫家族中贵贱之别甚严。明代中期以后，民间僭逾之风盛行，民间百姓家中富有，能买得起黄金，尽可使用，对于“等级贵贱之差，应用不应用”之类，已是一概不问。而江西朱衡之家则不然。朱衡尽管贵为尚书，但家中身份等级甚严。其宅中女婢，仅用银饰，不用金饰。即使用银饰，亦须先禀过主母，方可使用。[251]这一方面反映了江西士大夫的节俭之风，与别省有异；另一方面亦说明士大夫门风较为严整。三是士大夫家族中无论穿着，还是礼仪往来，无不崇尚俭朴。如清江人杨标，从广东巡按御史任上回到家乡，见儿子头戴马尾巾，厌恶其奢侈，在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就“手除其子巾，裂作六七块”。当时新淦人春元朱谨吾与杨标是儿女亲家，当朱谨吾去拜访杨标时，随身所带之礼，为“二十盒”。这看似盛礼，其实这20盒礼物，内中所装，不过是“果垒”而已，杂置蔬果、荤物在内，外加佐酒一小瓶。朱谨吾将此礼置于主人厅堂，一起饮酒，就算是给杨标接风。当时李乐听到此事，深为感叹，道：“若三吴间，亲家作代巡时，不知礼盒币帛到恁田地。”[252]这再一次证明江西士风与江南士风，大有差别。

（三）士大夫的关系网络

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在入仕之前，凭借文社“声气”以甄别流品；入仕之后，则以私交、情面，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概括言之，诸如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大抵构成了明代士大夫关系的主要网络。

其一，就地缘关系来说，其最为明显的表征为文社与同乡会馆。以明季最为著名的文社复社为例，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体现为同里闬，同志趣，同学术，而最后则共同加入复社，成为同志。刘城与吴应箕的关系如此，即使如顾炎武与归庄，最初也体现为这样一种关系。所有这一切，主要源自明季社事的地域性特征。明季社事的兴起，起初的特点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为了争牛耳，夺选席，各社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嫌隙。[253]复社成立之后，盟主张溥通过三次大规模的聚会，最后将各个社盟联合在复社的名下，使复社成为一个社盟联合体。所以，在复社中，除了张溥全盘负责社内的具体事宜之外，不得不保留原来社盟的相对独立性，“每邑以一二人主其事，招致才隽之士”。[254]在复社中，除了总社之外，一般每个府县都要推举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255]进入官场之后，士大夫更是形成以地域为纽带的门户党派。晚明以来出现的“浙党”“楚党”之名，即为典型例证。

士大夫组织的地域纽带，在各种同乡会馆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士大夫的同乡会组织，早在宋代已初露端倪。当然，立有会馆之名，却已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事情。明人沈德符论会馆云：“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256]此虽道出会馆之功能，但尚未点出其出现的时间。而刘侗、于奕正所著之《帝京景物略》则明确云：“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无有也，始嘉、隆间。盖都中流寓土著，四方日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至。”[257]一句“士绅是至”，说明士绅通过同乡会馆这种地域纽带而聚集或联结在一起。

其三，就师生关系来说，同样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社士人中的师生关系网络。复社盟主张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以概括应社十三子的特点：“有同一师者焉，有师弟子同为友者焉。此以义相先者也。”[266]中国传统士人所奉的信条是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社内的血缘关系，实际上就是“以亲为先”。师道本来极为尊严，但在复社中，老师却与弟子共为朋友，以友道相亲。这被张溥称为“以义向先”，实际上恰好证明复社内部存在着浓厚的师生关系。当刘宗周创设“证人会”时，一时参加的士子很多，其中有不少就是复社成员，这就是张溥所说的“同一师者焉”。据作者考察，刘宗周的弟子籍中，就有15人为复社成员。[267]又如杨廷枢，在复社内有“教父”之誉，有很多人在他的门下游学，共同成为复社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华渚，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加入复社以后，“友其师之友”，[268]也是以友道取代师道。二是官场士大夫的师生关系网络。众所周知，明代士大夫是科举考试的产物。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导致读书人的师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即不再重视自己启蒙乃至经业的真正授业恩师，而是将科举考试的主持者，诸如座主、提学官看成是自己的“亲爷娘”与“恩师”。正如李贽所言：“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提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父兄，以其知己也。”[269]

其四，明代是一个科举社会，由科举考试所产生的士大夫，相当看重“同年”关系。所谓同年，就是同科所中举人或进士。在明代，同年之契，几乎具有兄弟之义。正如罗伦所言，凡是同年，无不都是“四海兄弟”。[270]为了维持这一层同年关系，以便日后在官场上互相照应，于是也就出现了“同年会”这样的松散组织。在考试结束之后、上任之前，醵钱集会，将参加者共同登录于一册，上面记载各自的姓字、籍贯、齿行、家世，甚至包括他日宦历所至。这就是所谓的“同年谱”，参加者各录一本，藏于家中。[271]同年会的特点，基本保持士人结会的特点，亦即“坐席之序以齿，而甲第先后、官职崇卑不与也”。[272]

其五，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自万历、天启以降，士大夫的关系网络中，多了“声气”这一层，而声气的形成，则与文社的兴盛大有关系。关于此，张履祥揭示道：“万历、天启而降，士风浮竞。至崇祯，人心学术之坏，东南日甚。其以文社鼓煽，虽穷乡邃谷无不至者，号曰‘声气’。”[273]这种普遍存在于东南地区的文社声气，已经构成尚未入仕士子的关系网络，且与朝政相呼应，形成一种朝野舆论互动之势。

明代在朝士大夫的关系网络，除了同乡这一层关系之外，进而言之，则有“五同”，并借此五种关系纽带将士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五同会”。所谓的“五同”，就是“同时”“同乡”“同朝”“同志”与“同道”。会中之人，在公务之暇，“辄具酒馔为会，坐以齿定，谈以音谐，以正道相责望，以疑相辨析。兴之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274]显然，这是对同乡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大量“游士”，亦有干预时政之势，进而成为沟通朝野、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网络的媒介者。据姚希孟的记载可知，明末“更有一种罢闲官吏、山人词客，谈兵说剑，旅食京师。有所望而不遂，闻国家有事，喜动眉宇，或播煽流言，讪谤当事，或虚张虏势，摇惑人心，捉影捕风，以耳传耳。其中更有乘机遘会，或自己呈身，或代人营干。”[275]此即当时实录。

士大夫如此之多的社会关系，必然影响到朝内之政，进而形成“门户”，甚或“朋党”。万历末年，门户、党争尤甚，不但是北人与南人争，外衙门与内衙门争，而且在内衙门之间，也自相争权。于是，作为一个内阁首辅，处于这样一种门户遍布的生存状态中，自亦有其一番不知所措的苦衷。叶向高一语给以道破，即最初士大夫虽是门户各分，而途径犹未甚杂。随后，则是歧路之中，又有歧路，千态万状，难以具陈，分派及其关系网络极其复杂。最终则导致如下结果：“平日相知之人，皆为戈戟；平日号为君子之人，皆不相容。”于是，那些身为执政之人，若是微分“左右之袒”，随之就会出现“猜嫌之衅”。为此，身为内阁首辅的叶向高有如下之叹：“昔人为两姑之间难为妇，以今观之，两妇之间亦难为姑，而况其不止于两哉！”[276]换言之，士风已是堕入讲究门户、私交，此即“诸司不问职业，而言门户，朝廷不重法纪，而顾私交”。至于门户、私交之类关系网的形成，大抵有如下三类：一是“以势”为党，其中包括门生、座师等关系。二是“以情”为党，其中包括同年、同门、年家、同乡等关系。三是“以利”为党，包括行贿、受贿之类的金钱结交关系，并代为行“保护”“驱除”之举。[277]

一旦士大夫具有如此风尚，且在朝内形成不同的门户、党派，那么必然导致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就会“惟异己是除，私人是引”，诸如“楚人为楚人出缺，秦人为秦人营迁”之类，就是同乡关系为要，进而“不论官方，不谈才品”。[278]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在上谕中曾面责当时的文武百官，称他们为“宁负朝廷，不负私交；宁溺职业，不破情面”。[279]可见，在士大夫的关系网络中，朝廷、职业可以不讲，但私交、情面则不可不讲。

居官而论门户，本已足笑，令人称奇的是，作诗文也讲门户，甚至父子作诗文，亦分门别户，岂不更是让人感到惊讶！但这确实是明代士大夫的一种风气。王穉登、王留父子以诗文而有所分别，则是典型一例。众所周知，王穉登作为一个知名的山人，凭借诗文之名而享誉海内，诗亦醇正典雅。尤其是王穉登有哭大学士袁炜之墓，白王仲子之冤等高谊之举，行谊亦多为人所称。照理说来，有父如此，亦算得上无愧于其子。令人奇怪的是，其子王留略有才情，却是走入“魔道”。在王留的种种诗刻中，无一语谈及其父。与此同时，当时诸多名彦为王留之诗写序，体察其微意，亦不敢一言谈及其父。[280]在万历年间，因为政治上以门户相别，随之出现儿子“忍于推远其父”之事，父子各属不同门户，行若水火，此尚可理解。而王留却因诗文与其父不同调，亦“自昧于人伦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