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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02（第1页）

三、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02

相同的见解我们同样可以从董其昌的言论中得以见到。董其昌认为，作为一个士君子，理应多读“异书”，多见“异人”。但他所谓的“异”，并非“日宗一先生之言，索隐行怪为也”。在他看来，凡是“村农野叟，身有至行”，就是“异人”。“方言里语，心所了悟”，便是“异书”。[388]可见，在他看来，所谓异，不是追求一种外在形式上的与众不同，而是内心“自有超识”。至于袁中道，更是对“狂”作了新的解释，使“狂”不再流于“无忌惮”一路。他说：“狂者，是资质洒脱，若严密得去，可以作圣。既至于圣，则狂之迹化矣。必谓狂即是圣，此无忌惮之所深喜也。”[389]所有这些，均可以称为晚明自我拓展过程中的历史转向，从而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

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自然会受到环境尤其是受到社会风尚的影响。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精英，同样无法摆脱社会风尚的影响。正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风会之所趋，即使是贤者也很难超越。尽管其中也有三四君子，可以卓立于风会之外，但多数士人还是随风会而转。如自西晋以后，风会所趋，士风流为“狂简”。[390]明代中期以后，就士风而言，同样有一个从谨慎转向狂狷的变化。

（三）求真务实：士大夫精神史内在转向之一

若欲对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有一个更为形象的了解，那么不妨将视角转向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寓言故事。先引述三则寓言故事。

刘元卿著有一则《猫号》的寓言，表达了他的“求真”思想。故事内容概述如下：有一位姓齐的宦官，家养一猫，自以为奇，向众人宣称是“虎猫”。其中一位门客道：“虎诚猛，不如龙之神也，请更名曰龙猫。”另一位门客则说：“龙固神于虎也，龙升天需浮云，云其尚于龙乎？不如名曰云。”又有一位门客说：“云霭蔽天，风倐散之，云固不如风也。请更名曰风。”又有门客说：“大风飙起，维屏以墙，斯足蔽矣，风其如墙何？名之墙猫可。”最后一位门客说：“维墙虽固，维鼠穴之，墙斯圮矣，墙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寓言的作者听了这些门客的献媚之言，嗤之道：“噫嘻！捕鼠者固猫也。猫即猫耳，胡为自失本真哉？”[391]这则寓言以猫之起名为核心，犹如剥笋，层层向里，又如同逻辑中的归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图虚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进而告诫人们，要务求实际，力戒虚名。[392]

陆灼所著《艾子后语》中，有《认真》一则寓言，就是为了批评当时认真执着不如圆通随和的弊端风气。寓言记艾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名通，另一个名执。艾子带着两人去郊游，口渴想讨点酒喝。主人正在读书，指着“真”字说，认得这个字便给你酒喝。执说是“真”字，碰了壁；通说是“直八”两字，得到了美酒。[393]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已是不分是非善恶，圆通的人可以得到好处，执着方正的人则往往吃亏。作者借助寓言批评，实则是在倡导一种“认真”精神。

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有一篇《任事》，对明代官场吏治腐败作了相当尖锐的抨击。《任事》一篇包括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记一位脚上生疮的人，痛不可忍。对家人说：“尔为我凿壁为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邻家尺许。家人问：“此何意？”答道：“凭他去邻家痛，无与我事。”第二则故事记一位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位裨将从阵上返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就请这位医生治疗。医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责问：“簇在膜内者须急治。”医生答道：“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在这两则故事后面，江盈科有下面的评语：“今日当事诸公，见事之不可为，但因循苟安，以遗来者，亦若委痛于邻家，推责于内科之意。”[394]作者所记两则笑话，各有侧重，前者是以邻为壑，后者是敷衍塞责。明代官僚政治特有的腐败现象之一便是因循苟安，敷衍公事，推责诿过。这是一种不敢任事、不愿担当的陋习。

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在政治人格上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与此相应，在学术思想史的层面，当时兴盛一时的理学讲学活动开始面临挑战，原始儒家的经典开始复兴，进而形成一股以“务实”为精髓的“实学”之风。若对明代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加以简单的疏理，不难发现下面的两大转向：其一，从“虚与”（即虚与委蛇）到“认真”的转向；其二，从“空虚”到“务实”的转向。“真实”与“虚假”的对立与冲突，大抵可以证明唯真才能实，假者终究只能流于虚。由是言之，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用稍微现代的话说，这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若用当时的话语，则是“求精责实”“秉公尚实”的时代精神思潮。

1。从“虚与”到“认真”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之后，倡导务实之风，明初士大夫为国为民任事，蔚为一时风气。随着“三途并用”转而流变为科举一途独重，导致官场弊端丛生。其中最为流行的官场病，大抵有二：一为“软熟”之病。儒家讲究“无欲则刚”。人一有了欲望，就难免显得“软熟”了。很多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朝廷的弊政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借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395]二为“苟沿”之病。如号称“当世名流”之人，尽管大都褒衣矩步，边幅自持，但丝毫不为国为民做一实事，不过“间取一二迂节细目，无关纲维之事，不切名教之图”，稍稍加以点缀，便翘然以千古自许。[396]究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持官位。如此弊端士风，通过渐移暗转，已使士大夫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如同“中蛊”一般；即使心有所觉，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心可得知，而声不能出，有若“中魇”。两者相合，终成一个“末法”世界。[397]明代官场病的病根，还是在于士大夫仅仅是“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多半来自做官的人群。说到做官，历来也有一些争论。正如当儒家学者探讨治学之时，存在着“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争论一样，做官也有为自己身家做官或为朝廷百姓做官之别。[398]若欲达臻做官为人的境界，必须具有治学为己的志向。在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看来，为自己身家做官易，而为朝廷百姓做官难。若是为自己身家，不过采用攀缘之法，对于那些国计民生的大事，根本用不着出口。从来取富贵利达之人，大多采用此法。若是为了尽忠报国，行志安民，就不免媒忌招尤，甚至委弃身命。有鉴于此，无论是默容之明哲，还是眷怀之君子，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有些士大夫深知自己的作为无益于世，于是不免有了何必茹荼为甘的感叹。这是一种无奈之情，然就明代士大夫中所盛行的实心任事精神来看，确实做到了茹荼为甘。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群体中开始流行“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这不仅仅是对孟子大丈夫人格的一种继承，其实更是对当时士大夫中所普遍盛行的“偷安苟沿”士风的一种反动。概括言之，大抵包括以下三种精神：一是“实心”任事，“合并为公”；二是“老实”“认真”的精神；三是“愚愚”“止止”精神。

（1）“实心”任事，“合并为公”

一代名相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力倡导“实心”任事之风，终成“实政”佳绩。他在解释《诗经》中“匪直也人秉心塞渊”句时，其中云：

此其实心为民谋衣食，而不为粉饰之文也。秉心可为塞矣，然非直于民而有是塞也。深思为民，图久远，而不为浅近之计，秉心可谓渊矣，然非直于民而有是渊也。[399]

细绎其意，无论是“秉心”之“塞”，抑或“秉心”之“渊”，最终必须由是否“直于民”加以检测，亦即必须“实心为民谋衣食”，才能导源出真正的“实政”。换言之，心为政事之本。若是心有怠倦，则政事必随之废弛。[400]进而言之，张居正主张“惟心之勉”，这“勉”字，只是“纯”。

在明代的地方大吏中，能与朝廷倡导“实政”遥相呼应者，当数吕坤。究吕坤之“实心”任事精神，包括如下三个理论层面：其一，立身必须有“实见”，反对“傍人口吻，蹑人脚跟”。他认为，士君子一旦有了“实见”，就会“把捉得定”，甚至将“成败利钝，付之天人”。[401]其二，以“躬行”而达臻“实效”。他认为，儒者最为快心之事，就是“以宇宙内事任之两肩，以万物得所期于实效，俾二帝三王学术稍试于躬行”。[402]尽管吕坤明白“山不可移，海不可填”与“天之难回”的道理，但他仍有“移之填之之心”，决不以“无可奈何”四字塞责，希望“协众之力以回天”。[403]其三，讲究“真实有用”之学。他认为，若是儒者聚会讲求，不过理会古人多年卷宗，拈起磨勘，深文细索，无了无休，那么，即使将此人置之庙堂，亦只成得一个“了得自家”的“迂腐之儒”。为此，他要将埋没已久的“不忍人之心”的念头发掘出来，“扩一体之义，大无我之公，将天地万物收之肚中，将四肢百体公诸天下，消尽自私自利之心，浓敦公己公人之念”，此即“真实有用之学”。[404]

徐光启同样肯定“任事”精神。他认为，凡事有利必有害，有成必有败。假若能一人独断，“成则任其功，败则任其罪，所谓执其咎也”。反之，若是人人各逞胸臆，而不顾国家之利害，或者口倡游言，心营脱祸，不但议论无定，而且终无成功。[405]为此，徐光启又提出“为之自我”之说，无论什么事，是大，抑或是小，均必须有自己亲自担当的勇气。他相信：泰山之霤，不难穿石；匹夫匹妇，激厉至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愚公可以移山。唯有有此信念，有此精神，才能其势磅礴，所向披靡，“天人运命”亦将“后起而应之”，最终成就大业。[406]

东林讲学，并非远离朝局，而是更多地关注民瘼。此即由“实念”导出“实事”。如东林党人高攀龙认为，士大夫的“实念”，就是“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大夫的“实事”，则是“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就“实事”与“实念”的关系而言，则“实事本于实念”。[407]由此出发，高攀龙进而倡导“合并为公”的精神，认为“天下”原是“一身”，士大夫若能合并为公，那么天下就如一气呼吸。何谓“合并为公”？他作如下阐释：“人人真心为君为民也。为君民心真，则千万人无不一，故曰如一气呼吸。”[408]究其实，还是一种真心为君为民任事的精神。东林人物赵南星的为人，已被高攀龙称为“一世人杰，每事出格”。如此评价的基础，就是两人在政治理想上具有一致性。如赵南星认为，君子行动的最高准则在于“救民”，假若不能救民，就“算不得帐”。[409]

“救民”之说，在晚明士大夫群体中颇为流行，其说或称“利物济人”，或称“保厘人民”。如李盘在给李仲休的书信中认为，必须从“孝友”二论立脚跟，从“生死”关头开眼界，从“贪**世界”竖脊梁。所以，凡是“立身行己，利物济人”之类，都认为是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即使“磨蝎终身”，亦必不“改柯易节”。至于一切前因后果，诸如“回之夭，宪之贫，庆之富，跖之寿”，都将置之不问。[410]又薛应登认为，士大夫处世，其最高的境界是“勉效功业，怀仁义之实以救疮痍”，而不是具有薄视事功之心，“远栖林莽，独善其身”。果若如此，则其弊必会流于“孤高而无实”。进而言之，士大夫能做到谦约卑俭，一己的名节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保厘人民，乂安社稷，功在宇宙”。[411]

所有这些，均可视之为英雄的任事精神。然英雄任事，无不源自自己的“定见”与“定力”。正如明人杨守阯所云，无论是大禹治理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还是孔子治理鲁国，子产任郑国宰相，无不基于自己有一定之见，而且又能持之以定力，所以即使有利害毁誉，也不能“溃其成”。[412]

（2）“老实”“认真”精神

“老实”二字，从字义上看，确乎相当浅显，其实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精神内涵。对此，吕坤有详细的阐释。他认为，与“老”相对者，是“少年气”；与“实”相对者，则是“夸鄙风”。有鉴于此，他断言：“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干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然后可食；材木必老实，然后可用。”[413]概言之，就是“崇真尚朴，务质守俭”。这种“老实”之论，同样见诸明末清初学者陈确的阐述中。当有人问陈确所学为何时，他明确以“惟学老实”答之，认为“老实”是自己的老师。照理说来，老实本是为人之本分，何必上升到学理的高度，但陈确认为，所谓的老实，就是“分寸不得逾，事事贵寻绎。天地物不贰，陶虞道惟一”。其中还是含有“绳尺”，须人遵循。[414]

早在明代中期，朱英就讲究“认真”，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认真子集》，[415]显然也是有所意属，体现了那种为人、为官讲究认真的精神。继朱英之后，吕坤、李贽、鹿善继等人，对“认真”之说均有阐述。正如前述，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如当时有一人批评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安得不败？”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认真，否则必败无疑。闻听此说，吕坤深感惊讶。他认为，天下之事，即使认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他说：“天下事只认真做了，更有甚说？何事不成？方今大病痛，正患在不肯认真做，所以大纲常、正道理无人扶持，大可伤心。”[416]由此可见，天下之事，只怕不认真，所以导致人们依违观望，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假若认得真时，即使是“君亲”之言，亦不会甘心相从，更遑论“一国非之，天下非之”。[417]

李贽也是一个为事特别讲究“认真”的豪杰。梅国桢曾对李贽坦言，尽管自己与李贽从大处相较基本相同，但梅国桢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事过便过”，并不如李贽，凡事都讲究认真。李贽听到友人这样评价自己，当时深为感动。所以，他在给梅国桢的回信中，首先承认自己也知道世间万事，不过是“一场戏”而已，戏文演得好和歹，到最后总是要曲终人散，何必太认真？但李贽又认为，在自己天生的性格深处，就不是一个“讨便宜的人”，所以就不得不凡事认真。[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