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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明朝人夏鍭曾说：“学者有三证，必有一要。三证，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诚善是也。”[123]按照一般儒家士人的看法，道德堪称至尊乃至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一个读书人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其次才是节行；再次则是才能；至于富贵，应该说“至细”之物，对于一个学道之人来说，简直就是可有可无之物。儒家学者所谓的“三证”，在这三者中间，无不包含着一个对待“富贵”的态度问题。面对世俗的富贵，是取，还是舍弃；是留恋自己在官位上的荣华富贵，还是及时隐退，去享受山林之乐；在生死面前，是留恋生时的富贵，还是毅然为了“节义”而加以抛弃。所有这些，都必须要过“富贵”这一关。自古以来，有道之士，之所以可以做到“铢轩冕而尘金玉”，无不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知“内外大小”之分。不过到了明代，即使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堪称一时巨擘，但还是被薛蕙认为并没有真正通晓“道”的意蕴，因为他“终身未透富贵之关”。薛蕙之所以说这番话，也是有他自己的根据的。他说：“怀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块。向使阳明果闻道，则其行事当仿佛白沙矣。”[124]这显然是拿王阳明与陈白沙相比。换言之，若与陈白沙之潇洒林下相比，尽管王阳明有一时勋业，但还算不上参透富贵之关。可见，人的一生，若是将其置诸取予、去就、死生三者之间，应该说是多么的复杂，令人不敢遽下论断。

当面对取予之时，明代的士大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如方孝孺对“取”与“与”分别作了解释。所谓“取”，就是“非吾义，锱铢勿视。义之得，千驷无愧。物有多寡，义无不存。畏非义如毒螫，养气之门。”这是说有所取，有所不取，取与不取，完全取决于是否是“义”。所谓“与”，即“有以处己，有以处人。彼受为义，吾施为仁。义之不图，陷人为利。利惠虽劳，非仁者事。当其可与，万金与之。义所不宜，毫发拒之。”[125]这是说有所与，有所不与，与还是不与，也完全取决于是否是“义”。当然，在取予关系上，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变迁。正如明人姚旅所言：“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与难，唯其难，所以易；今之人一介不与易，一介不取难，唯其易，所以难。此古今之人不相及也。”[126]

揆诸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观念，有两大倾向值得引起关注：

一是梳理“生死”与“时命”之关系，导致感叹世运不济。这是士大夫生死观念中消极悲观的一面相。照理说来，运关兴废之际，虽上圣不能以力争；而生死进退之大闲，则匹夫之志，要自不可以夺。[127]在生死的选择上，无关乎时运。事实却是，很多士大夫将之归于时命。如张煌言尽管信心十足，深信自己一片孤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地间的真男子，但时势交迫，终不克一，昂首伸眉，所有这些，亦不过是“命也已”。[128]抗清决心如此坚定之人，尚且有信命之论，更遑论在生死抉择上左右摇摆的吴伟业了。所以，吴伟业在诗中不时出现感叹时命之论，诸如“人生岂不由时命，万事忧愁感双鬓”，“时命苟弗谐，贫贱安可冀”，“时命苟不佑，千载无完人”，“丈夫沦落有时命，岂复悠悠行路心”，[129]应该说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二是重新梳理“人”与“天”之关系，进而产生“百折不回”“人定胜天”等积极的另面相。如张煌言认为，古今以来朝代的兴废，“其兴也天启其机，其废也人惎之谋，或兴而复废，或废而复兴”。即使如此，对于有志之士而言，必须抱定“人定可以胜天”的信念，遇到一时的挫折与失败，更应“百折不回”。唯有如此，才可能“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130]当然，有一部分学者还是认同“天定胜人”之说，并就此说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如熊开元认为，古人之所以能做到颠沛不违，并非他们别有一种操持，而是他们信天信自己，始终不惑，“如斯而已矣”。[131]这是将“信天”与“信自己”融合在一起。

[1]魏禧：《魏叔子日录》卷2《杂说》，载氏著：《魏叔子文集》，1125页。

[2]如博平诸生贾垓之妻高烈妇，在丈夫死后，自言道：“死节易，守节难。况当兵乱之际，吾宁为其易者。”最后自缢殉节。此即典型一例。参见《明史》卷303《列女》3，77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6～7页。

[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8、11页。

[5]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35～50页。

[6]叶子奇：《草木子》卷2下《钩玄篇》，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汪魏美先生墓志铭》，载氏著：《黄宗羲全集》，第10册，393～394页。

[8]张怡：《玉光剑气集》卷5《敢谏》，219页。

[9]罗洪先：《峡江练公祠记》，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68，3795页。

[10]钱澄之：《田间文集》卷27《寿昌其天禅师塔疏》，515页。

[11]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2《与曾太史长石》，151～152页。

[12]钱谦益：《初学集》卷29《没宁录》，载氏著：《钱牧斋全集》，888～889页。

[13]江盈科：《雪涛小说·重枯骨》，48页。

[14]江盈科：《雪涛小说·重枯骨》，48～49页。

[15]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9《答彭尺木进士书》，1569～1570页。关于儒、佛二家在生、死观上的共通之处，明人袁宗道有很好的阐述。参见氏著：《白苏斋类集》卷17《说书类·读〈论语〉》，248～249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恭帝》1，409页。

[17]焦竑：《澹园集》卷12《答耿师》，82页。

[18]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0《虎窦记》，186页。

[19]薛蕙：《寄刘叔正》，载《明文海》卷166，1678～1679页。

[20]李贽：《焚书》卷4《伤逝》，164页。

[21]李贽：《焚书》卷4《答澹然》，168页。

[22]李贽：《续焚书》卷1《与周友山》，32～33页。

[23]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7《说书类·读〈论语〉》，242页。

[24]相关的阐述，可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0《梅花岭记》，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1117页。

[25]邵廷采：《思复堂集》卷1《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36页。

[26]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0《蔡忠襄公传后论》，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1358页。

[27]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9《从兄玉屏翁七十初度序》，366～367页。

[28]如李贽就说：“盖生死事大，非办铁石心肠，未易轻造。如果真怕死，在家出家等，无有异。目今巍冠博带，多少肉身菩萨在于世上，何有弃家去发，然后成佛事乎？”李贽此说，既使佛教“铁石心肠化”，又使在家与出家合一。于是，在生死问题上，儒、佛之间终于找到了契合点。见李贽：《焚书》卷1《答刘宪长》，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