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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第1页）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怀念恩师王富仁先生

钱振纲（北京师范大学）

一、与先生的交往

1984年秋，王富仁先生博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1985年秋，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来学校后，我接到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给中文系85级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这门课要讲一个学年。教研室主任安排先生讲第一学期（1985年下半年），我讲第二学期（1986年上半年）。当时先生在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讲课也颇受学生欢迎，而我则一切刚刚起步，感到压力很大。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马上去听先生的课，向先生学习。于是，先生的每堂课我都去听，既领会他授课的具体内容，也揣摩他讲课的方式方法。

我自幼是在信息封闭状态下生活的，青少年时期又因为“**”荒废了。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受到思想解放浪潮的影响，原来被动接受的“思想”受到了冲击，对许多问题，我开始尝试着重新思考。但那时接触到的新思想并不系统，因而我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仍处于混乱和懵懂状态。1982年我开始师从孙昌熙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除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外，我花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美学方面的时间较多，对社会历史问题仍未来得及深入思考。因此我在听先生讲课时，常有醍醐灌顶之感。例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原因，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主要从经济基础视角进行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因而中国民族工业得以长足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得以壮大，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基础。这种阐释对于说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成功比较合适，而对于说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却有牵强之感。而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则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说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近代文化深入学习的结果。首先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是洋务派，他们主张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而对西方近代伦理文化是轻视的。这时候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变革不可能发生。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意识到要全面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侧重点仍在政体层面，在伦理精神层面的学习力度不够。所以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发生了，但很不彻底，结果半途而废。到了五四时期，启蒙派意识到伦理之觉悟乃最后之觉悟，所以坚决主张在伦理精神层面以西方近代的独立、自由、平等之说代替儒家的三纲之说，于是才有了《新青年》的创刊，有了彻底的、不妥协的五四思想革命。文学属于伦理精神层面，所以五四文学革命便跟随着五四思想革命而发生了。先生的讲述高屋建瓴，令人信服。先生讲鲁迅及其作品，也颇多有深度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先生讲课，黑板上一般不会列出多层标题。他习惯删繁就简，就某些重要方面深入挖掘，这也是一种特色。

从那时起，我常常会去听他讲课，也常常当面向他请教。我是1997年在职考到先生名下攻读博士学位的。但从1985年秋天起，实际上我已经是先生的及门弟子了。

2003年，汕头大学文学院聘先生为终身教授，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边仍然带研究生，所以我与先生仍然有不少联系。2016年5月下旬，我受先生之邀去汕头大学文学院参加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先生却因病没有到场。我到汕头大学附属医院看望了先生，先生家人说先生得的只是肺炎，但不久就听说先生回北京做了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但先生依然以豁达的态度来往于北京和汕头两地，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继续工作。之后我又在北京看望过他两次，到汕头大学他的家中看望过他一次。几次见面，先生精神都还不错，我心里一直在祈盼着奇迹在先生身上出现。但今年5月2日下午还是听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

在与先生交往的30多年的时间里，先生对我的事业、思想、生活都曾有过帮助，尤其在思想方面，影响是深刻的。我爱我的王富仁先生，我会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二、先生的学术

先生的学术成就首先体现在鲁迅研究方面。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他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该著作最初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8月出版。2000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的形式再版此书。201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在该著作出版之前，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先生也曾以论文的形式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如完稿于1982年8月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一文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一篇博士论文能如此持续地产生影响是少见的。

先生这部著作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在鲁迅研究偏离了它自身的轨道许久之后，首先明确区分了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不同含义和不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鲁迅研究应回归鲁迅自身。鲁迅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一直以来也是颇受关注的领域。但正如先生在这部著作的引论中所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1]这个研究系统对于鲁迅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它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呐喊》《彷徨》的一些客观思想。例如，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鲁迅笔下的民主革命者没有有效地组织和发动底层群众。但这个研究系统与鲁迅前期小说本来的创作意图，与鲁迅前期思想和艺术个性发生了主视角的偏离。这个偏离角的存在，不仅导致人们不能系统、全面、深入地去挖掘鲁迅小说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而且还会导致人们将鲁迅思想的独到而深刻之处视为鲁迅思想的历史局限。例如，有文章就将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的深刻揭示误判为，鲁迅只看到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一面。先生认为必须调整鲁迅小说研究的主视角。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不应仅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思想的印证和体现。鲁迅早期和前期是从“立人”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呐喊》和《彷徨》是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进行创作的。先生在书中写道：“本书的主要口号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首先发现并阐释《呐喊》和《彷徨》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2]这一研究视角的调整，不仅为先生这部博士论文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之后其他学人的鲁迅研究指明了主要方向。

这部著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对《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做了系统、深入、细致的分析。这部著作由四章组成。第一章对《呐喊》和《彷徨》展示出来的生活画面中所蕴含的反封建思想做了分析。第二章论述的是鲁迅体现在这些小说中的主体思想：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第三章论述《呐喊》《彷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方法的特色，以及鲁迅采用这种创作方法的依据。第四章论述《呐喊》《彷徨》的艺术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作品思想的密切关联。全书以反封建思想革命为红线，从思想意蕴到主体意识，再到创作方法、艺术特征，对《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不仅整体感强，而且新见迭出。

这部著作当然不是研究《呐喊》《彷徨》的终点，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这部著作对《呐喊》《彷徨》思想和艺术整体把握的准确性是前所未有的，其对大部分作品分析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后来从事鲁迅研究者的必读书，应当不是夸大之言。

2005年，《社会科学战线》在第1期至第3期上连载了先生的一篇长达12余万字的长篇论文——《“新国学”论纲》。这是先生的又一学术壮举。

“国学”一词在中国上古就有，但含义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含义为“本国学术文化”的“国学”概念是20世纪初由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首先使用的。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因为日本江户时代即开始使用这一意义上的“国学”一词。1923年，胡适对“国学”一词有了新的界定。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3]胡适界定的“国学”的含义与章太炎等人使用的“国学”含义有所不同。章太炎等人的“国学”的“学”指的是研究对象，而胡适的“国学”的“学”是“研究”或者“学科”的意思。胡适的“国学”可以与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并举，也可与国外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汉学（Sinology）或者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中国学（aStudies）对举。但至今胡适的“国学”概念都不流行。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使用的“国学”概念其外延虽然有宽窄之分，但内涵基本上是“本国的学术文化”。先生的“新国学”概念正是针对当前流行的“国学”概念提出的。

先生认为，现有的“国学”概念是在中西文化刚刚发生激烈碰撞的20世纪初提出来的。当时所谓的“国学”，外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受西方文化巨大影响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化还基本没有出现。“但是，当‘国学’这个学术概念重新出现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时候，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却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化。”而这时的“国学”仍然“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都是与‘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本身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矛盾。‘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4]。国学仅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就将现代中国文化排斥在中国文化之外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将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概念绑定的理由。所以先生认为，国学在时间上应当向前延伸，不仅应当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还应包括中国现代文化。而且，先生还主张“从动态的角度感受和思考‘国学’的构成形式。作为中华民族学术整体的‘国学’，在纵向的流程中，永远以积淀与生成两种形式存在并发展着”[5]。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国学涉及的时间也应继续向前延伸。除了时间的不断延伸，国学的横向内容范围也应合理扩大，即除了汉族文化之外，还应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除了中国人自己的著述之外，还应包括中国人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和评介。这样就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都合理地扩大了国学范围，国学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动态地指涉中国学术文化整体的国学了。“新国学”就不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6]了。先生的这种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无疑是富有创见且有理论深度的。证之以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也可以说明先生观点的正确性。汉学过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如今的汉学或者中国学，也将当代中国纳入其研究范围了。还要说明的是，先生所说的“新国学”，就是他心目中的“国学”。只是为了与原来的国学概念相区别，才称为“新国学”。他说：“‘新国学’也是‘国学’，只不过应当与原来理解中的‘国学’有所不同。”[7]

我认为，先生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有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我们知道，自国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学界出现时起，它就是与西学对举的，甚至一些国学研究者还是以反西学影响的保守主义态度来进行国学研究的。而20世纪中国文化恰恰是在包括西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多年来国学研究者总是以凝固的眼光看待国学，不肯将现代中国文化作为国学研究对象的原因。承认近百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并将其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其实就是承认了中国文化是可以接受外来文化巨大影响的，中国文化是可以在外来文化巨大影响下继续发展的。

而先生之所以能够率先提出“新国学”概念，与他一向的开放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先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上发表过题为《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先生认为现代世界各民族已经不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孤独地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必须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发展自己的文化。正是以此思想为基础，先生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他的“新国学”概念。

《“新国学”论纲》不仅提出了“新国学”概念，而且对自晚清至20世纪后期近百年的中国学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其内容之丰厚，见解之独到，令我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