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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绝启蒙 持续与深化（第2页）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民族的学术应该有一个新的整体的观念，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起一种彼此一体的感觉，对我们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建立，社会群众对学术问题关切程度的提高，标志着中国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特征应该是在全球化背景上重新形成开放的民族学术的独立意识，而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则是关键的一环。[11]

如何消除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古今对立，在一个更具有整合力的文化大格局中重建民族学术，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现代新文化的“国学”地位，这才是王富仁提倡“新国学”的初衷。倡导概念的内在逻辑依然根植于王富仁的启蒙理念：既是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合法性的高度维护，让现代文化的启蒙价值获得国家民族层面的认可，又是对曾经离经叛道、挑战权威的启蒙文化本身的深化和开掘。王富仁深刻地指出，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新国学”的基础，这样的学术是对古今中外各种“对立”关系的突破，“所有这些二元对立的文化框架和学术框架都几乎绝对地将我们分裂开来，彼此构成的不是互动的学术体系，而是彼此歧视、压倒、颠覆、消灭的关系。”“实际上，我之所以认为‘新国学’这个学术观念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12]在过去，我们的启蒙叙述也总是聚焦在一些重大的社会目标上，而启蒙之所以能够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缘由——文化的创造性——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王富仁就重新梳理和反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史，从中探寻现代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根本动能所在，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中西文化与知识分子个人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对应点重合”，也就是说，是各自创造精神的契合与激发。[13]在《“新国学”论纲》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学术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后一代知识分子若不通过对前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否定、批评、修正或补充，后一代知识分子就无法建构自己的学术，甚至也无法创造新的学术成果。而假若他们不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创造新的学术成果，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在他们这里也就只能是一些散乱的常识，一些不可靠的知识。不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通过反思、反叛传统而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14]这也就是说，现代新文化对传统的反叛和价值重估既是必不可少的，却又不是以颠覆和消灭传统文化为目标的，在根本的意义上，它们最终和业已历史化的“传统”一起沟通形成了中国民族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富仁对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力”这一动力源泉的挖掘和提炼极具开拓性，这样一来，“启蒙”文化就不再是欧洲18世纪的教条，不再局限于国外的理论表述，甚至也不止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具体主张，它在21世纪的中国被再度激活，再一次有力地介入了中国当下的问题之中，其深层的内在构成——活力、张力及持续性的创造力得以凸显，激励人心。

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热烈已经退去，启蒙势弱的趋势已不可避免，王富仁绝地坚守、持续启蒙的努力不得不是孤独的。这一份深远的坚守，极容易淹没在当代学术“各领**三五年”的喧嚣之中。现实是，我们如此轻松地“告别”了80年代，如此匆忙地走过了90年代，从王富仁这样的思想坚守者身边滑过，在许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位智者数十年如一日战士般追问启蒙的努力，也最终低估了他所揭示出的中国文化挣脱他者干扰，自我创造的巨大能力。

2002年，王富仁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其中，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论述已经展示了后来重构中国文化传统、重述“新国学”的思想脉络。如果说鲁迅是王富仁眼中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王富仁甘当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守夜人”，守夜人孤独掌灯，绝地呐喊，可有回应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4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3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二），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2）。

[5]《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11）。

[6]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1）。

[7]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载《佛山大学学报》，1996（1）。

[8]参见王富仁：《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载《文学世界》，1993（6）。

[9]王得后：《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初版序》，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现状》，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10]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2）。

[11]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1）。

[12]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2）。

[13]参见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载《佛山大学学报》，1996（1）。

[14]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