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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诗新解纪念王富仁先生（第1页）

读“旧诗新解”，纪念王富仁先生

姜飞（四川大学）

在我们的阅读生活中，最易领会的大约是文学作品，最难领略的或许是学术著作。

文学作品的语言切近生活，不好意思用专门的概念、行话、黑话唬人，易理解，似乎人人得而言之，言之皆可成理。然而高明的文学作品却是丰富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虽人人得而言之，常常也不过是肤浅地感慨或者笨拙地复述而已。

学术著作俨然凛然，貌不亲人，不过明白了概念所指，理路所由，实则比文学作品更易把握。真诚的著作诚不多出，有见识的著作更难得一见，往往是望之俨然，即之也蠢，没深度有厚度，吓人如凛然莫犯的纸老虎，仅供评职称之用。

然而在人文领域，在我们的时代，也有一些学术著作，既有见识可以新人耳目，又有深刻的经验和深度的关切为其背景、底座和线索，掘进而有学术的客观性，展开复有文学的主体性，表面看是学术著作，深入体察也是散文和诗，昨天看是学术著作，今天重读又是诗和散文。我说的是王富仁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于《名作欣赏》的“旧诗新解”，后辑为《古老的回声》，于2003年在成都出版。

如今王富仁先生已经辞世，谨以重读“旧诗新解”的方式，纪念这位真正的学者。

一

大约在世纪之交，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笔记，取名为《感性的归途》，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有意出版，但是认为出单本书不如出丛书，既有名头和说法，又有体量和气势，图个好卖相。于是我又帮忙策划了一套三本的“新锐批评文丛”，强调寓新锐的见识于有趣的文字之中，不能庸脂俗粉，不能面目可憎。然而当时我在命名方面的趣味显得机械，主张丛书各卷的题名整齐划一，策划案遂以《古老的回声》《感性的归途》和《远方的诗神》报给了出版社，批了。《远方的诗神》是有关外国文学的，我约伍厚恺先生组织编写。《古老的回声》是有关古代文学的，我约过几位学者茶叙，文风不能达成共识，为难之际，想起我以前探讨英美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曾读过王富仁先生写的“旧诗新解”，不仅锐利睿智，而且可风可读，遂与编辑谢明香老师商议，由我去图书馆搜集文章，而她南下汕头说服作者。

王富仁先生授权了，而且好说话，连书名都同意了。十年以后，至少在广大中学语文教师那里，《古老的回声》与王富仁先生的另一本书《语文教学与文学》，已成名著。2013年，出版社编辑张丹向我征求丛书的再版意向，我谢绝再版《感性的归途》，原因是“悔少作”，但我推荐他们一定再版《古老的回声》。我不好意思再有人看到《感性的归途》，但我希望能有更多人阅读《古老的回声》。再版《古老的回声》需要推荐意见，张丹托我写，我也未以人微言轻推辞。后来我知道，“旧诗新解”实为王富仁先生1991年给《名作欣赏》编辑写的信中所确定的专栏名。反复推敲，深悔当初未能径直沿用“旧诗新解”作为书名。

年轻的时候，我曾认定王富仁先生当年“在实践新批评的细读方面最深入也最有影响和规模”[1]，我的依据有两点：第一，王富仁先生在《名作欣赏》上发表的文章，的确重视文本细读，也显然在实践新批评的一致性原则和张力分析的方法；第二，王富仁先生在给《名作欣赏》编辑的信中也自陈：“我相信，新批评终能解决以旧有方法不易解决的问题或实际感到又说不清的问题。”[2]

新批评强调文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主张离开文本的历史背景、作者意图、读者感受等外缘因素，回到文本自身。然而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新批评都不可能绝对地切断外缘联系而就文本论文本。不过在文艺批评史上，新批评的方向却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也有深刻、显著的效用，而新批评的方向与王富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打破外缘的“政治革命”解释，“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方向却有相似之处。[3]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当然不是纯粹的新批评，然而“回到鲁迅”却首先是回到鲁迅的文本，以鲁迅文本为基本对象，尊重鲁迅文本的客观性。王富仁先生以纯粹的学者立场，从鲁迅文本而非从领袖言论出发，敏锐发现了既往的政治阐释与鲁迅文本之间的“偏离角”。到了20世纪90年代，王富仁先生则以新批评思维攻入“旧诗”，屡获“新解”。

王富仁先生是心有妙趣的学者，论及旧诗词，常有新比喻：白居易的《忆江南》，他认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与“能不忆江南”构成一个“画框”，而那幅画则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论及柳永的《定风波》，他评道，“如果说爱情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么，柳永笔下的青楼爱悦则是“寻找自己的精神旅馆”。

比喻和想象，可以管窥一个人文学者的通脱和才华。不过人文学者的本分和光荣，却更多地体现为对研讨对象的深度透视和独到见识。王富仁先生解诗如庖丁解牛，主要的刀法基本可以确定为新批评，特别是新批评的一致性原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譬如，屈原《离骚》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不论是封建时代的儒家还是革命时代的郭沫若，都倾向于将“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活”，从而“哀民生之多艰”自然应当解释为“同情民间疾苦”，长溯历史，无异议；然而王富仁先生则从《离骚》整体探讨，认为特立独行的屈原，其思想原是“反庸众”的，而且揆诸语境，“整个情调是自怜而非怜人”，于是断言屈原的所谓“民生”不能率尔等同于后世和现代知识分子所谓的“民生”，而是“现在所说的‘人生’”。显然，如果理解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虽非宏大抒情，却更符合语境。当年手持放大镜细读《名作欣赏》的每一期“旧诗新解”的古代文学专家并不少，细密推敲，对他的许多“新解”甚至提出了峻急的批评，然而对王富仁先生的“民生”创见，无异议。王富仁先生的新见，一是出于敏锐的直觉判断力，二是由于践行新批评的一致性（整体性）原则，“回到屈原”的“民生”，回到《离骚》的语境。其实语境本身就构成解释的规范性，可以有效防堵过度阐释和望文生义。

在细读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和鲁迅的《自嘲》时，王富仁先生对政治领袖单独拣出赋予革命语义以致流行于整个革命时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做了新批评式的一致性解读，也就是将两个已近乎滥用的名句分别遣返白居易和鲁迅的原诗，尊重语境的规范性和诗歌文本的客观性，不仅别出“新解”，而且“新解”堪称正解，毋庸置疑。当然，政治革命的征用自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而王富仁先生的还原却是体现学术的独立和学者的固执，在中国，这是可贵的现代价值。

其实，新批评的矛盾语义（悖论）、反讽、张力，等等，都可以视为遵从一致性原则和细读原则而推论出来的次级概念。王富仁先生既深得一致性原则的旨趣，其对诗语张力的明察也就可以预料，虽然他保持一贯平易的批评作风，多用方法而少用概念。譬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富仁先生细致指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的语义张力，也就是“北风”比作了“春风”，雪压千树比作了万树梨花，然而两组意象恰成对照，一则冬寒，一则春暖，一则“冷硬严峻”，一则“情意绵绵”。王富仁先生不停步于指陈诗语内部的张力，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以“内地的春光”比喻“边境的实景”，他认为这说明“诗人在边地冷峻、紧张的军旅生活中仍然时时刻刻怀念着那暖意融融、明媚温柔的内地春光”，然而“这种怀念不是对军旅边地生活的厌恶所引起，显而易见，他是感到这里的生活自有它的意义与价值，自有它的情趣与魅力”。在此，张力分析已经是王富仁先生的解读基础，但他却不受新批评的拘囿，反而据读者感受以推测作者倾向。相对于一提边塞即苦寒厌战的刻板印象，他的解读圆通成理，且符合文本，须知若真厌恶戍边，岂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风”体验。

又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王富仁先生意在做解构主义解读，而其基础依然是新批评式的细读和张力分析，他提出了“诗人”与“隐者”到底是“遇”还是“未遇”的问题。“寻”即已“遇”，“不遇”即“遇”，“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诗人实际上是‘遇’到了隐者，因而也达到了自己的寻访目的。不过，他‘遇’到的不是隐者的肉身，而是他的精神，他的情操，他心灵中的精神境界”。王富仁先生的“新解”无疑兼有个体敏锐与新法得宜的双重优势，我曾如此推荐《古老的回声》：“诗无分新旧妙在解法，解无分新旧贵在师心。王富仁先生所著，援新入旧，推陈出新，其文有心而美，其思得法故深。”

二

当我说到王富仁先生“其文有心而美”的时候，我指的是他在“旧诗新解”中展现的主体性。“旧诗新解”实为“旧诗心解”。严格的新批评拒绝批评家的主体性，批评家的主体性容易引发“感受谬误”（AffectiveFallacy）。然而新批评的方法对于王富仁先生而言，是为我所用的剔肉刀，当剔肉刀力有未逮的时候，他也可以让它休息片刻，而去运斤成风，破骨取髓。譬如，研讨北朝乐府《木兰辞》，王富仁先生一反旧说，认为木兰并未视从军为痛苦和不幸，他一则“回到”诗歌本身，一则“回到”阅读体验，逐节细读，逐层推论，认为《木兰辞》以全部的叙述表现了“木兰蓬勃而又自然的生命力”。

回到诗歌，回到文学本体，文学内部，这是新批评；然而回到诗歌，常常也是回到阅读体验，这是主体性。有诗人、作家的主体性，有读者、批评家的主体性，文学主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在概念上泾渭分明。不过也只是概念上不兼容而已，而在文学批评实践上，文学本体论与文学主体论虽然貌似感情不合，实则暗通款曲。回首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影响之下的“文学本体论”论争，曾迅速转变为“主体性”论争，似乎也是这个道理。[4]在中国语境中，新批评与主体性，携手攀肩，走到了一起。而在王富仁先生的著述中，不论是回到鲁迅还是解读旧诗，也是如此。

王富仁先生的“旧诗新解”，如果以“诗言志”的主体性规定做出判断，则其内蕴独特生命感受的解读，本身也是诗心充盈的散文，散文写成的长诗。譬如，他解读屈原的生死观念，直透本质：如果放弃原则、操守、正义和个性，“放弃‘博謇而好修’的习惯，就等同于放弃他自己，放弃他的生命，‘亡身’也就不再是令人畏惧的东西了”。王富仁先生解读屈原，隐约之间更像是自家抒怀。不论对屈原还是对王富仁先生而言，他们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存在，或者说，主要是精神性的存在，因此在人生或者历史的特定时期，人文理想的挫折，也就成了人生的绝境。从《古老的回声》那篇“自序”可知，“旧诗新解”的写作，原本是在特殊时期的抒怀和自救：“我不想自杀，就得自己拯救自己，就要在无路的地方为自己开出一条小路来，就要为自己的精神找到一点依托，走下去，活下去。”[5]王富仁先生的写作，包括纯粹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写作，都有真诚的生命感作为潜流甚至主流，往往拍岸似吼，卷浪若飞，偶尔也低回沉痛，如所谓“旧诗”，恰似在精神困顿之时偶然发现的古驿站，一系列“新解”，则如厕身其间暂栖治伤的三年疗程。

如果读完王富仁先生对屈原《离骚》，以及陶渊明的《拟挽歌辞》那些既是学术探讨又像自家抒怀的解读以后，再参阅他写的《我爱我师——悼李何林先生》《悼王瑶先生》《欲哭无泪——悼杨占升先生》，以及他在解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对中学老师米中的叙述和怀念，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个隐微而沉着的主体世界。他的学术写作覆盖了他的主体世界，然而有时候覆盖得不怎么严，泄露出来的部分也就让读者发现了王富仁先生的学问所蕴含的生命力量，从而理解何为真正的“为己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