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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往人间竟独还（第1页）

独往人间竟独还

孟庆澍（河南大学）

一

对于我，回忆是逐渐风化、剥蚀，乃至化为尘土的。极力打捞挽留，也仍然一天淡似一天。先生已经远行，如不写下这些文字，我恐终有失忆的一刻，如一片落叶忘却了它曾依靠的大树，一粒陨石忘却了与它擦肩而过的星座。

二

200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先生门下读书，同一届的还有高兄和李兄，其中我和老高的求学经历多少都有点儿曲折。我是199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的单位有个规定，硕士生入校工作满三年之后才能考博，但我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念头，在工作第二年就报名并且很幸运地考上了。王老师的大名，当然我是知道的，但他的书，我读过的不多，而且我所工作的单位和他好像也没什么学术交集，印象里也不曾请他来参加过答辩或讲座。因此王老师与我，是完全陌生的两个人——我知道他，但不认识他；他不知道我，当然更不认识我。所以赴京考试，完全是抱着尝试的心理，并且是演习性质，目的是预备下一年正式来考。但既然来考，总还是心怀侥幸。我还记得到了北京，电话联系上王老师，说想去他家拜见，这是公然而拙劣的套瓷，结果他很客气地说，明天就面试了，不用专门跑一趟。我本来就脸皮薄，这下正好，如获赦免，但内心觉得考上的希望更渺茫了。笔试与面试的题目几乎都忘记，只记得面试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考生二三十人，李怡是面试老师之一，梁鸿是记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始终是笑眯眯的，话也并不多。似乎因为他的和气，我也不怎么紧张，加之毕竟当了两年教师，有点儿讲课经验，胡扯一通，便打道回府了。

麻烦在结果出来之后而来。考试回来，自己估摸着肯定没什么希望，所以过了很久才打电话给王老师，同时询问成绩。没想到他在电话里说考得不错，基本上被录取了，这真是意外之喜，但烦恼也随之而来：怎么说服单位放我这个“犯规”的职工去读书呢？工作不满三年不能去考博，这个规定是不是符合劳动法我不知道，但学校有规定，自然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虽然此前和此后都不断地有“犯规者”出现，而且也都达成了妥协，但目前在我这里，它还是生效的，是不得不解决的。单位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学，这个机会也就浪费了，第二年再考，那就很难说了，我是毫无再战成功的自信的。所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求得单位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谅解，法外开恩，允许我这个违反规定的人去念书。当时我如何与领导们“沟通”——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哀求——如何到处央人说情，如何担惊受怕，今天已经记不清，但那种苦苦乞求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是多少年都没办法遗忘的。

所幸当时的单位领导心地宽厚，最终还是放了我一马。于是当年九月，我便背着行李来到北京，成为王老师门下的一名学生。那一届的博士生运气着实不好，因为学校住宿紧张，便将我们安排在了北航附近的大运村，那离学校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勤快的，买辆自行车每天骑到学校去看书；懒散的，就窝在宿舍里做寓公。但因为远离校园，整体氛围上不像是来念博士，更像是放长假，除了上公修课，平时根本没人管，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和那位高师兄就在惊魂未定、迷茫莫名的心情中，开始了读博生活。

说起来，我们师兄弟二人和王老师的气质并不相合。王老师虽然也是起自草野，朴实如老农，但从来都是有内在的强健的自信和自尊的，性格中有一种引而不发的刚烈。我们两个，一则由于入学不易，受了些委屈，更多是由于性格懦弱，膝盖也是软的，脊背也是弯的，胆子也是小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一副很“衰”的模样。我猜想，在众多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考生中，王老师录取我们这两个毫不起眼、郁郁寡言的学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命运要借他之手搭救我们一把。

果然，在入学之后的一次聊天中，他就宣布，“我只负责把你们录进来，录进来之后我就不管了”。他说这话时，仍是抽着烟笑眯眯的，但意思已经很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老师可以拉你一把，但此后的路便要你自己走了。

三

王老师自己说，他带博士，是放羊的带法。这是真的。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就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去教书了，再过一年就正式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去汕头大学。我们这几只羊，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茫然吃草，那个牧羊人，一年也见不到几次。我记得，头几次见面，王老师甚至连我的名字也记不住，总是将中间的那个“庆”字漏掉。但是我理解他，他两边都要跑，带着那么多学生，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他实在没办法像以前的师父那样手把手地教徒弟。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回到望京的家后，一定会召唤我们一众弟子去聊天。人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深入的交谈，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在讲，我们大家在听，至于听懂没有，理解到哪一步，那就是自己的事了。这就是他上课的方法。他曾经说：“好的学生不用教，差的学生教也教不出来。”这话好像有点儿像甩手掌柜，有点儿放任自流的意思，但当我做了多年教师，也带了十几届研究生之后，才体会到这确实是甘苦自知的大实话——能不能成为出色的研究者，关键是看自己，而不是在老师。老师再如何努力，都是外因，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还是内因。因此，王老师对于学生，一方面是言无不尽、普降甘霖，期待懵懂者自己领悟；另一方面他也在观察、分析，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在必要的时候点醒学生，或者猛击一掌，使学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并成为更好的自己，通过自我教育摆脱对老师的依赖，从而实现“好的学生不用教”。但能不能达到目的，是要看运气的。从这一点看，师生之间确实是需要一些缘分的。

必须承认，我对于理解王老师的思想是颇为迟钝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因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积累，又不想继续炒硕士论文的冷饭，思来想去，还是沿着河大的老路子继续做思潮研究，而那时的“好题目”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等都已经被一一瓜分，只好挖空心思，找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冷门，准备捣鼓一番，写个十几万字交差了事。去和老师谈选题的时候，我心里很是惴惴不安，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如果说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貌似没人写过（悲摧的是，这个看起来已经够冷僻的题目还是和人“撞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年包括我在内全国有三个人选了“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写博士论文），而这其实是根本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没人写，也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值得写。没想到，王老师当时就同意了这个选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许多他的想法，但遗憾的是，那些想法我都没能理解、也没有记住，因为那时我对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理解，是远远不能和王老师相提并论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我那幼稚的思维水平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因此我没能理解他的观点，也是很正常的，我当时带回了我的唯一收获：王老师通过了我的选题，而且认为很有意义。

无知者无畏。尽管没能领会老师的指点，我还是按照自己那点儿肤浅的认识，凭着那样寒碜的能力，仓促上马了。今天来看，这个通过了答辩并且出版了的博士论文，问题之多，令我汗颜。2004年3月份，我写完了前面四章，觉得字数也够了，而且鲁迅这一章又很难写，当时看过一些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一章甚至两章存目，好像也都通过了，便有坏样学坏样，将鲁迅这一章列为“存目”，把只有四章的论文打印稿寄给了王老师，然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修整了。没想到快到5月份时，王老师一个电话过来，先说前面写得还可以，然后就要求一定要将鲁迅这一章写完，而且语气是不容分说的严厉！这对当时已经优哉游哉、准备答辩的我，无异于兜头一盆冰水，因为离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收拾心情，重新坐在电脑前，进入论文写作状态。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巨大的压力让我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高度焦虑、濒临崩溃的状态，每天疯狂地阅读资料、敲打键盘，紧张到牙齿打战的地步。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我终于勉强写出了最后一章。当然，可以想象出行文的匆忙和思虑的浮乱，以及着急就章的狼狈与不堪。但是，即便这样一个半成品，没有老师的当头棒喝，我也是拿不出来的。

就这样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毕业了。在临别的聚会上，王老师说，“你是可以搞一点儿学问的，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懒。”这是他的观察所得，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懒，造成了我的论文的永久遗憾，我带着这永久的遗憾毕业了。因为羞愧，王老师的话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中。后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王老师的话狠狠地给了我一脚，使我振作起精神，渡过了难关。如今，这个踢我屁股的人已经不在，而我懒散依然。人生的幸运，在于有“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严师，而人生的悲哀，则在于明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改。造化弄人，其此之谓乎？

四

回到单位之后，我从学生又变回到教师，开始了正式工作，和王老师的联系就很少了。有时候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到后来电话也不是那么频繁。刚毕业的时候，还寄过开封的土特产和其他一些点心，后来觉得这些土特产实在是“土”，有点儿寒碜，而且并不见得好吃，就没有再寄过这些东西。由于自己很少走动，加上诸事缠身，以至于从2004年毕业，我竟然有十一年没有再见过王老师。

再见到他，就是在听说他生病住进301医院之后，那时我已经跑到北京，很想去看他，但这种场合我又不知该怎么说话，所以只好约了同事也是师姐的孙晓娅一起去，此后又去了几次，留下了两则日记，分别是2016年夏初第一次去探望，以及2017年3月最后一次去探视的情形，抄录于下：

7月25日，也就是知道王老师得病之后，过了十几天，我才联系了孙晓娅一同前去看望他，因为中间经过检查，他曾回汕头一次。我不知道合适的探视时间，所以拖了几天。王老师已被确诊是肺癌，但去年并没有发现，因为肺炎住院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出来，也许是新长出来的。他住在301医院内科大楼15层呼吸科三病区11床。我们是下午3点集合的，买了一束花，牛奶、酸奶、蜂王浆、水果若干。王老师住的是多人病房，有5张病床，他住在靠里的一张。我们去的时候，他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床头柜在看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王老师精神状态很好，只是头发有些稀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但并不恐惧，很坦然、达观，似乎早就想清楚了生死问题。他吃饭也很好。我们安慰的话，都宣告作废，原封带回。交谈一个多小时，担心他有些累，我们便告辞。遗憾的是我没有带录音笔。

希望老师能坚持多一些，再多一些时候。

今天是2017年3月25日，我到301医院看望王老师。这应该是我第四次去医院看老师，前三次分别是和孙晓娅、张莉、孔育新一起去的。这次是和宫立一起去的。宫立上午去望京看师母，然后坐地铁到301会合。我在门口水果店买了两个西瓜、4枚大杧果。老师仍住内科大楼，进门时正在输液，头发很少，几乎光头，有一女看护在，似乎是雇来的保姆。老师说话声音不如以前有力，精神也不如前次旺盛，但说话的欲望仍很强。据说他胃口不太好，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化疗，前四次恢复都快，这一次恢复很慢，不想吃东西。我们坐了十几分钟，一个学生来看，说是汕头大学的硕士，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现在中山大学工作，但我对这个学生不熟悉。我们又坐了十分钟，恐他太累，告辞。晚饭我和宫立在饺子馆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