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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诗新解纪念王富仁先生（第2页）

王富仁先生解读曹操《短歌行》的时候，认为诗以“孤独体验为本”，在解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时候，他更淋漓尽致细读细绎其孤独体验，甚至在解读马致远的《秋思》的时候也没忍住，大步逾越新批评的原则，泄露孤独和漂泊的主体信息：“我们未必都是浪迹天涯的游子，但在生命的途程中，谁又不是一个流浪者呢？”王富仁先生在特殊时期的孤独感和漂泊无依、无枝可栖之感，或许与他与生俱来的体验有关[6]，或许也与他对鲁迅的理解有关，他承袭了鲁迅人格的某些方面，又在古人的诗中获得宣泄和安慰。在探讨鲁迅哲学思想的时候，王富仁先生曾说，“到了鲁迅这里，情况却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人在空间中’已经不是一个元命题，人能不能进入到空间之中去则成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只要我们打开《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个个都像孤魂野鬼一样，被排斥在现实的空间结构之外”，“鲁迅的小说无比鲜明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中国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己精神的故乡和文化的故乡，他们只是一些精神的流浪者和文化的漂泊者。他们没有自己精神的归宿和文化的归宿”，“鲁迅的这种无归宿感，是直到他生命的晚年都没有改变的”。[7]

在写作“旧诗新解”的时期，王富仁先生的“老年人”体验也显得突兀。他解读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核心是暮年体验。他解读韩愈的《落齿》，提出意义生成的“相关性”问题，而“相关”者何，生命衰退的“萎落”体验而已。“相关性”意味着“主体性”。不过主体性表现至为沉着的，则是解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篇《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如果辑录王富仁先生的散文，《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应当不会入选。然而那是一篇真正的散文，在学理、情感和文体上，最深切、最灵动、最特异。其实不是“一个老年人的悲哀”，而是“三个老年人的悲哀”：杜甫、米中、王富仁。王富仁先生写了朝气蓬勃的青年杜甫变成老年，写了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米中渐入绝境，也写了自己的“老年”体验。

在《一个老年人的悲哀》中，一句“人是可怜的”，读之令人心摧。王富仁先生屡次提及“现在我也老了”，文章发表的时间为1993年，他不过52岁，说是“老”学者略显牵强，然而他的“老年”体验有特别的根据：“进入90年代之时，我恰是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任什么伟大的理想都只是对自己的嘲笑，我开始感到自己已经成了没有未来的人。”王佐良翻译萨缪尔·厄尔曼的《青春》，有所谓“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王富仁先生的一时自感“没有未来”，不同于王佐良先生所译的“理想丢弃”，然而由此导致的“垂老”体验则是相通的。

王富仁先生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心境，进入“旧诗新解”即成主体性潜流。不过王富仁先生虽然遏制不了主体性的管涌，却也没忘记他是在解读杜诗，他兼顾了文本细读和主体体验，以此为据，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最后几句提出新说，一反前人所见：“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把这几句话当作拯世救民的豪言壮语来引用。它首先是一颗绝望心灵的痛苦挣扎，是一个再也没有回天之力的老人向现实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呼吁。他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根本不能理解人生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灾难，像他这样的寒士为什么竟连起码的安定幸福的生活也得不到。‘安得’是怎样得到，实际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突兀’明确表明了它的幻想性质。所以，与其把它们视为‘言志’，倒不如视为一种‘抒情’，是在强烈情感冲击下发出的人生呼唤。”到此不止，王富仁先生进一步说道：“我想，我的中学老师米中，尽管他不是什么圣人贤士，在他自杀之前，大概也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吧。但愿像我这样对人生并无奢望，一心一意想当好一个教师的知识分子，不再受此侮辱和迫害，那样，我死也瞑目了。”

王富仁先生解读旧诗，借重新批评，不废主体性，新批评是训练，主体性是体验，新批评体现为技术力量，主体性则体现为人文力量。

三

主体性的表现形态当然不只是情感的潜流，也有思想的向度。王富仁先生面对“旧诗”，以新批评的方式切入语词和结构，然后常做思想阐释和批评，而他在思想层面的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大有导出“新解”的可能性。在思想的层面解读诗歌，学者往往倾向于“旧诗从旧”“新诗从新”，因为以今律古，是古非今，皆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王富仁先生也曾表达过近似的主张：“我们可以用保护自然动物的需要批判施耐庵的《武松打虎》，可以用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蒲松龄的《画皮》；可以用儒家的入世观念批判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以用道家的出世观念批判杜甫的《三吏》《三别》；可以用卡夫卡的现代主义批判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可以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批判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毫无意义的批判，它造成的是思想懒汉的作风，是自我心理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是自我个性和基本批判能力的丧失。这种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文本作者有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的权利，否定了他们在自己的特殊的语境中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的权利，从而也抹煞了文本自身的意义，把文本语言关闭在自己所应当感受和理解的语言的范围之外。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批判意识，而是‘**’及其以前流行的所谓大批判意识。这种大批判意识的一个根本的标志是批判者根本不想以平等的态度努力地感受和理解文本作者力图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不承认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作品的主体性地位，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我凌驾在文本作者之上，并以自己的主观好恶否定作者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权利。”[8]

这段话是王富仁先生写给中学语文教师的，似受了一些“主体间性”的教育理念影响，不认同以今律古，以己非人，提倡倾听和理解。然而在他写这段话之前的十余年，当他解读旧诗的时候，却也有过以今律古的批评实践，如以个性主义、个人独立的观念解读《离骚》，以“自由的象征”解读《采莲曲》，以“对人的生命的伟大关怀”解读《孔雀东南飞》。王富仁先生的观念和表达，是五四的遗产，鲁迅的遗风。不论是平等、自由，还是由其推论出的独立、个性，都体现为现代性，而以现代性的思想解读旧诗，其合理性基础则是他所阐释的“鲁迅哲学思想”，或者也可以说，是他借鲁迅的文本阐释的“王富仁哲学思想”。王富仁先生提出了“现在主义者”的概念，认为“‘人’是在时间中生存的，他不是生存在‘过去’，也不是生存在‘未来’，而是生存在‘现在’。生存在‘现在’的人，首先要为‘现在’而生存，而不是为‘过去’和‘未来’而生存。他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是对于‘现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和价值。”[9]“一个理想主义者只能在未来的胜利中获得自我，而一个战士则必须在现实的空间中获取自我。前者关心的是自己怎样在未来站起来，而后者关心的则是自己在现在怎样站起来”，“现在主义者关心的只是现实的空间环境和现在自我的人生选择：正视现在、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自我、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思想的核心。”[10]深受鲁迅影响，王富仁先生也是战士，是他所谓的“现在主义者”，以“现在主义者”的观念推论，解读旧诗的最终目的并非前述“回到”旧诗的文本内部，“还原”旧诗的历史语境，而是为今所用，解读旧诗的人，不为旧诗的过去服务，也不为过去的旧诗服务，相反，“生存在‘现在’的人”对旧诗的阐释和批评，是为“生存在‘现在’的人”服务的，以此为前提，以今律古是合理的，以现代性的思想观念批评旧诗自然也是合理的，“解”过去的“诗”，“立”现在的“人”。

在解读岳飞《满江红》的时候，王富仁先生说道，“我每次读岳飞的这首词，当读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心里便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受。一个英雄驰骋疆场，奋勇杀敌，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食肉饮血这样的句子在诗里出现仍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觉着它是不美的，在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诗不但是一种感情，而且是以一种形象体现出来的感情，感情不但有它的向度，而且也有它的态势和性质”，“吃人肉、喝人血的场面是不美的，将人肉如饿鬼一般地大嚼大咽，一边喝人血一边狂笑嚎叫，就更令人胆寒”，“在这里不是吃谁的肉、喝谁的血的问题，而是这种行为所体现的心理素质的问题”，以及“人道主义和战争中的敌我问题”。或许，王富仁先生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人肉筵席”和“吃人”主题，他的审美趣味与他的价值观念是统一的，于是他彻底否定了《满江红》的这两句“壮语”。而对“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句，王富仁先生在用新批评式的手术刀精细解剖之后，勾勒出了《满江红》的思想意识结构：“自我的生存价值就是要建功立业，所谓功业就是要为君主排忧解难。这个思想意识的结构不是审美性的，而是实利性的，它把诗人自我与读者、与整个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美的理想的追求隔离开来。诗人的自我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功名，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君尽忠、为君效力”，“直到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仍然把收复失地、驱逐外族侵略者的伟业主要作为向朝廷复命、为君主尽忠的表现”。《满江红》的“壮语”不但是“人肉筵席”的一环，而且也是“奴性”的一环，“吃人”的“壮语”不美，“奴性”的“壮语”也是“无根的、虚浮的，外壮内不壮”，不过是些缺乏雄伟人格底气的“夸张性表现”而已。

显然，批判“吃人”与“奴性”，体现的是五四以来的启蒙现代性，王富仁先生以今律古，要点不在对古的批评，而在对今的明察。《满江红》的问题，是秉持启蒙现代性观念的批评者所见的问题，自然也是批评者在特定历史时期苦闷的根源。其实，王富仁先生解读旧诗，以及他的许多观念表述，常有矛盾，然而如果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代入“启蒙现代性”的参数，矛盾和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

王富仁先生的“旧诗新解”，在一部激流澎湃的生命乐章中，是一段沉着低回的旋律，然而低回之中亦有高致，是形式论的高明，更是主体性的高张。低回的时期尚且如此，生命的全体自然昂藏。2017年5月2日，王富仁先生昂藏的生命抵达终点。有人在那个夜晚读到他的一句话，不禁百感交集：“1919年5月，我们北京的大学生感觉到的主要不是春夏之交的温暖，而是现代世界的寒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似乎最寒冷的事情都发生在最温暖的季节）。”[11]

[1]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9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王富仁：《旧诗新解（一）》编者按，载《名作欣赏》，1991（3）。

[3]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7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5]王富仁：《古老的回声》自序，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6]王富仁先生曾说：“一个人生活的空间是很狭小的，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敞开心扉、随意交谈的人是很少的，直到现在，我在书外的生活中还常常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感到一种存在的悲哀，但一当我拿起书，进入到书的世界中去，我就感到我的心灵与别一些心灵结合在了一起，就感到有些充实感，这种孤独和寂寞的情绪就被阅读的趣味驱散了。”见王富仁：《语文教学与文学》，101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7]王富仁：《空间·时间·人（二）》，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2）。

[8]王富仁：《语文教学与文学》，3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9]王富仁：《空间·时间·人（一）》，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1）。

[10]王富仁：《空间·时间·人（四）》，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4）。

[11]王富仁：《空间·时间·人（四）》，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