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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术联系（第3页）

著安

王富仁

四月十八日

另外，在这封信的结尾还有用圆珠笔书写的几个字：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博士研究生）

这几个字不是王富仁教授的笔迹，大约是陈涌先生在收到王富仁的这封信之后所写的，注明来信者的身份。笔者由此推测，这封信很可能是王富仁教授第一次给陈涌先生写信。

从这封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重点表达了自己对陈涌先生的尊敬之情，自称是陈涌先生的私淑学生，以陈涌先生为楷模，愿意沿着陈涌先生开辟的鲁迅研究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另一方面又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鲁迅研究观点与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观点有某些差异。

王富仁教授是在198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师从李何林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的，1984年10月31日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从时间上推算，王富仁教授在写这封信时估计已经快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他在这时致信陈涌先生，大约是想得到陈涌先生的指教。目前尚不清楚陈涌先生是否给王富仁教授回信，并与王富仁讨论鲁迅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王富仁的博士论文关于鲁迅研究的观点问题。

不过，从许子东教授在王富仁教授逝世后发布在微博上发的消息可以看出，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跟随樊骏先生、王富仁教授一起登门拜访过陈涌先生，相谈甚欢。虽然三人拜访陈涌先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在写这封信之后，和陈涌先生有了学术联系。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摘要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题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第4期发表之后，在鲁迅研究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王富仁在1985年12月25日撰写了《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一文，文中对此进行了回应：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发表之后，有些同志认为我的观点与陈涌同志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对此，我要说明几句。陈涌同志那篇著名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我是在读高中时读到的，它帮助我形成了对鲁迅小说的最初的整体性理解。直至我写作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每写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文章，我都要重新读一遍陈涌同志这篇文章。我想，我读它至少不下二十遍。我说这些，绝无讨好陈涌同志的意思，恭敬不如从命，真正的讨好是不发表与陈涌同志的观点相左的文章。我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与陈涌同志的不同，绝非在绝对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在我充分吸收了陈涌同志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之后，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研究鲁迅小说的结果。陈涌同志是在身经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之后，带着对这个革命的热情和对这个革命的理解研究鲁迅小说的。他第一次给鲁迅小说的研究带来了历史的整体感和阔度感，但这到底仅仅是一个角度，并且是一个与鲁迅致力的方向不完全相同的角度，陈涌同志那时还较少可能体会到中国现代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存在着的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这样，他就有可能把自己原本正确的认识推到它适用的界域之外而造成片面性，就有可能把原本联系着的不同因素以倒置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样一些缺点，只有通过鲁迅当时所致力的主要方向才能得到纠正。我改换了一个角度，重点突出了从这个角度所能发掘到的东西，对陈涌同志以及他的后来者研究文章中的部分缺点做了纠正或补正，但对原有的大部分成果，我是并不否认的。

是不是仅从我这个角度，或仅从我和陈涌同志这两个角度就能穷尽鲁迅小说的内涵了呢？是不是我便不存在片面性、便获得了终极性的真理了呢？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我在文中明确指出，我的研究还是单侧面的，还是浅层次的。我认为，最近汪晖同志对我和陈涌同志的综合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

用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的观点理解鲁迅小说的整体意义，这是《呐喊》《彷徨》研究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但是，这种研究模式的弱点恰好也在：它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的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小说的纽带。“镜子”模式难以从内部提供《呐喊》《彷徨》作为统一创作主体的创造物所必须具备的统一的基调和由此产生的语气氛围，也没有追寻到任何一部艺术史诗固有的内在精神线索及其对作品的基本感情背景和美学风格的制约作用。换言之，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鲁迅小说作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体现，必然具有贯穿始终的精神发展线索——这是“镜子”模式完全忽略了的。[3]

应当说，王富仁在上述文章中基本澄清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与陈涌先生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学术联系，以及观点的差异，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平息他的博士论文在鲁迅研究界所引发的争议和批评。

1987年3月7日，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召开在京部分作者撰稿座谈会。陈涌先生、孙玉石先生在会议发言中较为严厉地批评了王富仁的鲁迅研究观点，一个是王富仁在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另一个是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的观点。王富仁在会议现场听到了这些严厉的批评，有些震惊，于是就在3月19日撰写了题为《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的长文进行回应。他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当陈涌同志与我均在场，我从来未曾全盘否定过陈涌同志的重大贡献而陈涌同志对我的《镜子》一书持全盘否定态度且有涉政治原因的时候，孙玉石老师对陈涌同志的片面性未置一词而单方面批评我的片面性，我则不能不为己一辩。[4]

（笔者按：王富仁在文章中明确说明：陈涌同志把我的某些观点同当前批判的“全盘西化”的某些提法等同起来，继之发言的孙玉石老师显然也这样理解我的观点。）

王富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从“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整体与部分、否定之否定”两个方面反驳了陈涌先生和孙玉石先生的批评，并再次强调：

一、我并没有完全否定陈涌同志的鲁迅研究，我是在承认陈涌同志在他的方向上已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研究成果而认为重述这些成果已无多大必要的情况下才另找蹊径的。也就是说，我认为陈涌同志的研究成果是具有真理性的研究成果，是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内核的，但它像所有具体的真理一样，并不就是绝对真理，对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还可以从另一些方面进行挖掘；二、我对鲁迅小说反封建思想意义的重视，并不是在后来发展起来的思想潮流的冲击下才产生的，不是“随风转”的结果，而是在研究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时候，从对鲁迅小说自身的学习自然产生的。……三、我在那时、而不是后来便说明了对鲁迅小说思想意义研究重心所可能发生的转移，并且说明了这种转移所依据的客观历史条件，不论它是否正确，都说明我后来的文章并非故作狂言，而是自己的思路发展的合逻辑性的结果。[5]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这一场由王富仁的博士论文所引发的批评与争论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93年，王富仁教授应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王世家先生之邀，撰写了总题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系列文章并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6期、8～12期连续刊登，后来结集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3月出版。王富仁在1999年11月18日曾经把该书送给陈涌先生。

王富仁教授在这本书中把陈涌先生列为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代表，并对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陈涌这篇仅仅三万字左右的论文（按：《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要比初读它时所体验到的粗略含义重要得多，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鲁迅研究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向更切近现实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框架的转移。这种转移给更细致更具体地分析鲁迅小说并将之与鲁迅小说的审美感受结合起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研究鲁迅小说提供了最合适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就是陈涌在鲁迅小说研究中做出了甚至为冯雪峰也无法代替的重大贡献的原因。它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并理解鲁迅的思维模式，依靠这种思维模式，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更深入地进入鲁迅小说的思想世界和艺术世界，使鲁迅小说及鲁迅的前期作品安全地驶过了历次文化批判的狂风激浪，成为在中国文化界唯一一个从本质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独立思想体系。鲁迅也以一个完整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面貌站立在中国社会上。[6]

相对于陈涌先生在1987年全盘否定王富仁的博士论文，并冠以“全盘西化”的高帽，王富仁在1994年发表的这篇长文中对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仍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虽然这些评价有些超乎历史史实，但也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的学术良知。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得后先生一直支持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工作，他在1995年7月19日为该书撰写的《序》中特地指出：

但富仁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以自己的利害为利害，他力求客观而公平地写出历史状况及各派的得失，不宽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尤其对攻击过他的学派。[7]

这里提到的“攻击过他的学派”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代表陈涌先生对王富仁的批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富仁教授再把这本书送给陈涌先生时，仍然在签名时自称“学生”，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富仁教授依然非常尊敬陈涌先生。

三、结语

王富仁教授不幸逝世，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睹物思人，翻阅上述两份有关他的鲁迅研究工作的材料，不仅可以回顾他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交流，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一些历史细节，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们后来的鲁迅研究学者不仅要学习王富仁教授的高尚的学术品格，而且也要像王富仁教授追随陈涌先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那样，沿着他所开辟的鲁迅研究方向继续前进，从而推动中国鲁迅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杨占升：《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博士生培养计划》，http：。kongfz。9420581pic，2018-09-25。

[2]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26～2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3]王富仁：《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见《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19～2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4]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上，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6）。

[5]王富仁：《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上，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6）。

[6]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06～10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