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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02（第1页）

第四节平卢系藩镇的解体02

长庆二年，韩弘之弟韩充任镇宣武，亦以铲除“骄兵”为己任：

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106]

其实从上述两段惩灭“骄兵”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当宣武军在刘玄佐死后，唐廷频繁换任节帅的同时，当镇的“骄兵”却是长期在镇的，故而有所谓“为乱魁党”、“尝构恶者”之说。

和宣武军一样，武宁军的变乱也主要始于王智兴担任节帅并努力扩充武宁军的规模之后，史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107]

其中，“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108]，其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度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是且久”[109]。这支“银刀”骄兵从此便成为搅扰武宁军军政的祸首，历任武宁军节帅对“银刀兵”都很头疼。

武宁“银刀兵”与宣武牙军的性质颇为相似，并且作为当镇的军事核心，这些军队的主体都来自河南当地。而创建它们的刘玄佐和王智兴，其实也是长期任职本军的河南当地人。[110]所以我们认为，较之上述学者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出发讨论“骄兵”产生的原因，孟彦弘先生从军政体制角度入手对“骄兵”出现所作的解释或许更为合理，即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才是“骄兵”产生真正的根源。他认为：

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111]

无论是贞元时代的宣武军，还是长庆以后的武宁军，真正掌控地方政治实权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自这个集团确立之初，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利益也随之一同产生了。而由此导致的变乱其实正是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

而在节帅一边，宣武与武宁“骄兵”的始作俑者，大力发展当镇军事力量的刘玄佐与王智兴均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任汴、徐二镇节帅，并长期担任是职。他们当然都是有能力扩充并稳定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军将，但在他们卒镇或被中央调任后，藩镇的军队却是不可能简单缩编或随之一起调任的。于是，这样一个不好收拾的“骄兵”摊子便摆在了其后的历任节帅面前。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新兴的河南藩镇，尤其是元和以后，节帅任命多出于中央。武将出身或者为政严猛的节帅或许还有能力对这些跋扈的士卒进行镇压[112]，但大多数文臣却只能姑息了事。[113]况且，这些节帅也大多自知他们的任期不会过长，所以因循守旧也未尝不是于己于人都有利的一种策略。

于是我们发现，一方面，河南藩帅的任命权现在大多掌握在中央手中，这样一来，这些节帅的利益所系当然取决于他们对中央以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藩镇的军队，尤其是以牙军为主的藩镇亲卫军此时却由地方军人集团控制，他们的利益却完完全全在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与藩帅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之前更为紧密，但他们与地方军士的关系实际却是愈益疏远了。而在藩帅的调任变得相对容易和频繁时，藩镇的武力基础却是由地方军人长期把持着的。换言之，平卢系时代后河南变乱的根源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可以称为“铁打的士卒，流水的帅”。

回过头来看一下平卢系藩镇的情况，首先，作为由河北南来的军事集团，其军队地方化进程在这些藩镇中进行得相对较慢。更重要的是，在平卢系藩镇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地方军人集团，这牵涉平卢系藩镇的军事构造问题，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这里暂不展开。同时，由于节帅本身就是藩镇集团中的一员，其政治利益系于藩镇，当然也就要努力争取镇内将卒的支持。所以说，他们可以与中央对抗，但与藩镇将卒的关系却要始终保持相对紧密。因为离开了藩镇，他们无法从中央处获得政治筹码。

地方军人集团从无到有，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这种藩镇权力构造的改变，正是平卢系时代与其后时代的根本差别，也正是“骄兵”问题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学者说：“即使国家付出的养兵费再高出许多，他们（指地方军人）仍然会尽可能地干预乃至控制地方政治。”[114]也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通过掌握河南藩镇节帅的任命权似乎有效控制了河南的藩镇，但实际上，对于作为藩镇真正基础的中下层士卒，尤其是藩镇亲卫军的控制根本不牢固。

这一趋势最终延续到了晚唐，并引起了晚唐河南的政治变局。当晚唐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从河南爆发后，中央官员尤其是文官担任河南藩帅的弱点，正如其时胡曾在《谢赐钱启》中所感叹的：

又以山东藩镇，江表节廉，悉用竖儒，皆除迂吏。胸襟龌龊，情志荒唐。入则粉黛绕身，出则歌钟盈耳。但自诛求白璧，安能分减黄金。虽设朱门，何殊亡国。徒开玉帐，无异荒墟。[115]

这样一批“竖儒”显然不足以为中央抵御起义的军队，但代之而起的却并非另一批朝命的官员，甚至不是朝命的武将，史称：

自（黄）巢、（尚）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郓州，朱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116]

实际上，走在晚唐河南政局前台的这批“牙将”正是出身河南地方军人集团的人物。时溥，彭城人，徐州牙将。中和元年（881）逐感化军（即原武宁军）节度使支详，称留后。[117]朱瑄，宋州人，为青州王敬武牙卒。后与牙将曹全晸袭杀郓将崔君裕，据有郓州。全晸死后，被朝廷授为天平节度。其弟朱瑾，逐将军齐克让于兖州，朝廷以泰宁军（即兖海）节钺授之，兄弟雄张山东。[118]王敬武，青州人，平卢牙将。中和中，盗发齐、棣间，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死后其子师范袭平卢帅位。[119]而在忠武军一边，唐末争霸中原的忠武牙将秦宗权及其集团中人多来自蔡州；著名的忠武“八都”则多为许州人；而世为忠武牙将的陈州三兄弟赵犨、赵昶、赵珝则在忠武军历史的末期担任该镇节帅。[120]这就是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走向的一个大体趋势。

日本学者辻正博曾将代宗朝至宪宗朝河南政局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河南的“顺地化”进程，其论述视角以唐朝的对藩镇政策为主，其实暗指朝藩矛盾乃是此一时期河南的主要矛盾。这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是为数不多的能以一种全局性眼光来看待安史之乱后河南政局变迁的研究，至今看来，其立意仍有高屋建瓴的特点。同时，秉承日本学者擅长的从藩镇内部，尤其是军事构造入手研究藩镇的传统，辻正博将宣武“骄兵”的解体看作与淮西、淄青牙军的殄灭具有相似意味的重要事件。他认为，正是对于藩镇牙军（藩镇的中核部队）的肃清，藩镇反抗中央的基础被切断了，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宪宗实现了他的“元和中兴”，而河南也完成了它的“顺地化”进程。[121]

笔者也赞同“元和中兴”是以河南“顺地化”的完成为其主要标志的结论，但在我看来，河南的“顺地化”却并不是以宣武“骄兵”的解体为结点的，相反，后者正暗示着河南新一轮政治波动的开始。因此，我更愿意将“元和中兴”对河南的意义定为帝国“去平卢化”的成功，同时将其视为平卢系时代结束的标志。而帝国在去平卢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正在加速河南藩镇的地著化，尤其是军队地方化的进程。而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地方化运动，也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帝国后期，即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问题的一条线索。

时至唐末，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中央控制河南的纽带终于被彻底切断了，而地方军人集团则受其激励，真正走上了历史前台。出身河南的地方军人率领着当地的军队投身到唐末军阀混战的时局中，成为这个动乱期中的主角。而暂时结束这一动乱局面的则是另一个出身河南的人物——宋州人朱温。他成功剿灭了以上这些河南牙校主导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宣武、宣义（即原义成）、忠武、奉国（即蔡州）、感化、天平、泰宁、平卢八个河南藩镇。当然，更为后人熟知的是，他迁移并颠覆了持续了三百年的唐祚。于是，河南这个曾经的帝国与叛军对峙开始的地方，现在也终于成为倾覆帝国命运的地方。不过，当唐帝国的时代在河南画上休止符的时候，未来的赵宋王朝却将在河南找到它的起点。

[1]《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2]《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六月”条。

[3]《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4]《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三月”条。

[5]《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五月”条。

[6]《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刘晏或许是一个为关东诸侯器重的人物。滑亳节度令狐彰在临终之际，就曾有以刘晏自代的表请。而当刘晏遭杨炎构陷被德宗缢杀后，“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这可能得因于刘晏在掌理漕运的事务中与河南诸侯结下了不错的关系。我们认为，刘晏之死与其说对李正己等两河藩帅产生了震慑，倒不如说激起了他们对唐廷的不满更为合适。

[7]我们唯一看到的德宗直接针对两河藩镇的措施只有《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中所载的：“（代宗时）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及德宗即位……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不过这显然还不是一项强硬的举措。又据《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载：“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洪经纶的罢兵之举固然针对魏博，但德宗派遣的黜陟使并不止河北一地，而且史料也显示，针对魏博的罢兵是洪氏“不晓时务”的行为。

[8]《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9]《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10]《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作“万二千人”。《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作“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据《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乃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新唐书》卷156《阳惠元传》同）的记载来看，当以“万二千人”的记载为确。

[11]《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2]《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