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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第4页）

不难发现，这些被更易的节帅既是本镇的元老重臣，又多是抵抗吐蕃的知名将领。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关中周近政治地理的变化始终是要考虑到周边异族的动向的。《新唐书·吐蕃传》称：

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

实际上，新书《吐蕃传》的叙述有凸显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异族政权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之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进入大历中后期时，吐蕃的侵扰势头已有所减弱。[100]正是这一有利的形势才为德宗的“内靖方镇”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同样的道理，吐蕃此时的“方睦于唐”[101]亦是考虑到连年战争对其自身的损耗。学者均认识到德宗初年唐蕃间的和解，尤其是建中四年“清水之盟”的奠立，解决了德宗此后与关东藩镇开战的后顾之忧。事实上，这一和解同样有利于德宗处理与关中周近藩镇的关系，即它为德宗削弱关中周近藩镇的势力创造了条件。[102]

我们同时还发现，在德宗上述的削藩过程中，宰相杨炎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他的协助，德宗实现了其父所未能完成的对关中周近重要藩镇的重新控制。如此说来，德宗初年唐廷权威的重新确立，既是德宗本人“励精求治”[103]的结果，亦未尝不是杨炎主持策划的成功。而德宗能在随后毅然决定与关东“四镇”开战，自然也是受了此前这一系列成功的鼓舞。然而，或许正如帮助德宗完成此一系列成绩的杨炎，随后就将面临“赐死”的结局一样，满怀信心开始与关东诸侯较量的德宗，等待他的也是迅即而至的“奉天之窘”[104]的尴尬。也许，上述的这一系列成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而当关东的“四镇之乱”作为诱因刺穿了这一泡沫后，德宗除了方才意识到危机近在咫尺外，恐怕也只能作“罪己之言，补之何益”[105]的一声愁叹了。

以上所有这些分析，最终都将引导我们的视线聚焦于德宗建中、兴元年间的“奉天之难”上。所谓“奉天之难”，是指建中四年十月，受诏赴关东平叛的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朱泚为主，德宗不得不出奔奉天。随后，率兵勤王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起兵反唐，致使德宗于兴元元年再逃梁州。

“奉天之难”一般被认为由“泾师之变”和“李怀光叛乱”两事构成，因此历来对它的研究自然围绕着这两起变乱展开。在这些研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黄永年先生的《“泾师之变”发微》一文。[106]黄氏的研究特色在于，其能够在一个宏观的关中地缘政治传统与背景下，对两起变乱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图景进行整体性而非孤立性的解读。通盘的视野以及缜密的梳理，使得他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高出其他学者一筹。因此继黄氏此文发表后，学界对“奉天之难”的讨论大多未再出其框架。

不过，尽管黄氏对“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解读已足够充实丰厚，但似乎仍未能完全跳出以此二事为“奉天之难”研究对象的桎梏。我的意思是，除了“泾师之变”与李怀光两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事件也可能在“奉天之难”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这些看似独立的各事件是否具有相关性和共同性？我们能否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单独释读的基础上找出这些关联，并提炼出德宗朝前期关中政治发展的主导原则，甚而勾勒出一条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走向的脉络？这些，尽管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并没有解决，但他洞烛先机的论述，尤其是其论述中所展现出的独特视角，已经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一）关中军队的调遣问题

我们对“奉天之难”的再探讨，将以考察建中二年六月“四镇之乱”爆发后德宗对关中军队的调遣为起点展开。

最早调遣出去的是这样两支军队，投入北战场的是由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率领的军队。这支军队的任务主要是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幽州节度使朱滔同讨魏博田悦与成德李惟岳。关于李晟的这支军队，黄永年先生已经指出，虽然其“所统率的兵数史无明文，但可肯定是神策军的精锐，因为当时不会预计到南战场（指淮西李希烈叛乱后的南战场）的开辟”[107]。从此后的史料推测，李晟军队的人数可能在四千左右。[108]总之，德宗最早从关中派遣出去的是禁军中的精锐部队。

另一支是由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率领的军队。[109]虽然这支军队的统帅曲环与李晟一样也出于神策军，不过这支军队的兵员却并不来自神策，而是来自凤翔的幽陇兵，因为后来陆贽在提及此军时就说：

因此曲环在当时又身任“幽、陇行营节度使”[111]一职。这支军队的任务主要是与永平军节度使李勉都统下的河南部众一起对抗淄青李纳。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史料也没有记载，不过从与李纳交战的过程中，史料更多地提到刘洽的宣武军，而不太涉及曲环一军的情况来看，它在河南战场的作用当在宣武军之下。

总之，朝藩战争之初，由关中派出了李晟与曲环率领的两支军队。前者是纯粹的禁军，且有相当的实力，所以被投入战况更激烈的河北。曲环的军队实际上是朱泚旗下的一部分幽陇兵，实力可能并不太强，所以被投入河南东部协助当地藩镇一起对抗淄青。德宗在战争之初之所以最早派出这两支关中军队，是因为它们在两年前，也就是德宗即位当年的十月，曾经成功阻遏了吐蕃与南诏连兵十万对剑南西川的入侵。此事据《资治通鉴》记载称：

（大历十四年）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泚所领范阳戍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初，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幽）、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度（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112]

吐蕃的这次入寇是德宗即位之初遇到的第一波严重危机。不过从上述史料看，由于德宗与杨炎的合理决策，这波危机实际上解决得相当漂亮。不仅如此，由于唐廷对吐蕃的这次用兵大胜，同时辅以之前遣还吐蕃降俘的举措，使得德宗在与此时略显颓势的吐蕃关系中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位置。此后吐蕃与唐廷的盟和可以说未尝不是受了此次失败的影响。而造就唐军此次军事胜利的最大功臣，除了杨炎外，就是李晟和曲环。实际上，李、曲二人在德宗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是由这次战役开始的。而从上述史料推测，李、曲二人此后被投入关东作战的部队，与两年前他们和吐蕃作战的部队很可能是同一批人。这样来分析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够理解德宗为何在“四镇之乱”之初首先调遣这两支关中军队了。

（德宗遂）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臣将之，与（刘）洽、（曲）环、（李）澄共救之。[113]

这是德宗投入河南战场的第二支关中军队，由朔方大将唐朝臣率领。虽然这支军队只是朔方军的偏师，但它对徐州之围的解除却起到了关键作用。[114]

以上这三支军队是在朝藩战争初期被投入关东的。到建中三年（782）五月，由于幽州朱滔加入叛军一方，

（德宗遂）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115]

朔方军主力至此被派遣去河北。而与朔方军一同派遣的还有神策京西兵马使阳惠元率领的三千神策军[116]，其时也归李怀光统辖。

建中四年正月，淮西李希烈叛乱，南战场的局势陡然升温，

（德宗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117]

到了七月，又以神策大将尚可孤为荆襄应援淮西使，以所统之众三千赴山南。[118]可能在此期间，德宗还派遣了一支驻扎在同华的神策军，连同同华当地的藩镇军队一起开赴河南，支援李勉与李希烈的交战。[119]

我们看到，当关东的朝藩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幽州和淮西相继加入叛乱行列后，德宗又分别往南北两个战场投入了数支关中军队。其中阳惠元与尚可孤的两支三千人的军队都是神策军，神策同华行营连同同华本镇军队人数不详，不过他们与阳、尚二军一样，都不是此次征调的主要军队。此次征调的主要军队在北战场方面是朔方军，而且是由节度使李怀光率领的朔方军主力。关于这支军队，由于后来发生了“李怀光叛乱”，学者对其已有较多的论述。在这里，我则主要想来谈一下此次被派往南战场的主力哥舒曜的军队。

有关哥舒曜所领之军的人数，《奉天录》记载为“五万”[120]，但《资治通鉴》等只是笼统地作“万余人”讲，考虑到《奉天录》一书关于当时军将统军的人数记载有不少存在夸大之嫌[121]，因此哥舒曜统领的这支行营军队或许并没有五万之多。至于这支军队的性质，虽然确如黄永年先生考证的，它主要是来自当时屯驻在奉天、好畤两个畿县，以及凤翔、邠宁、泾原三境中的神策军。而且哥舒曜本人就是左龙武大将军，也就是禁军的将领。[122]但这支军队的性质恐怕还不能完全被定义为是禁军，因为来自凤翔的幽州兵也在其中占据不小的比重。

贞元年间穆员所作的《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以下简称《陈利贞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支军队结构的一份重要资料。墓主陈利贞原是安史之乱前河北平卢军的一名将领，叛乱发生后，他南下投归其时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改变陈利贞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他很快受到了李光弼之将郝廷玉的器重，并成为郝氏之婿，从而得以“列为重将”。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李光弼死后，郝廷玉被代宗用为神策将军入备宿卫，不久又出镇河陇，并最终在大历八年卒于秦州刺史任上。但我们知道，秦州其实早在广德元年就已经陷于吐蕃了，因此这里的秦州只可能是“行秦州”的简称，而行秦州的治所就在凤翔府的普润县。[123]而普润县在大历时代又恰恰是神策军的屯驻地。[124]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郝廷玉会以神策将领的身份出为秦州刺史了。

据墓志记载，陈利贞统辖的幽州兵在李希烈叛乱后就被归入哥舒曜麾下，投入了淮西战场：

希烈之乱，诏以哥舒曜为汝洛节制，俾公（指陈利贞）之前队佐之。军次汝坟，不终日城拔。又以次襄郏，寇军大至，公以马步五百当强寇万人，立为奇兵，横击其右，凶党退却，数月不前。[127]襄城守拒有备，由此效也。希烈自统豺狼之众，至而围合，矢石雨下，昼夜不息，外筑埇道，与城相属。公登陴捍敌，身均士卒，劳则先之，逸则后之。凡不栉不沐，非以我事当见戎帅（指哥舒曜），不下城者七十余日。戎帅苍皇自拔，乱不能遏。[128]

墓志此段记载了哥舒曜与李希烈在襄城一带对峙的情形。我们知道，哥舒曜在建中四年夏秋之际，与李希烈作战愈显不利，于是德宗在八月的时候又往襄城投入了一支关中军队，这就是《奉天录》卷一所说的：

诏神策制将行营兵马使御史大夫刘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马步共一十万，来救襄城。[129]

其实刘、高二人真正所率领的关中军队只有“三千”，所谓“一万”，其主力是来自李勉的永平军。《资治通鉴》称：“时李勉遣（唐）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130]既然刘德信等统帅的已是“诸将家子弟”，那就表明关中在当时已经派不出禁军了。所以正如黄永年先生指出的，在刘德信的这支军队派出前，京畿已经出现了“神策诸军皆临贼境”的空虚局面。[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