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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3（第2页）

[139]《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

[140]《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朱泚传》。

[141]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9～410页。

[142]《奉天录》卷1。

[143]《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奉天录》卷1只言：“（朱泚）发锐卒三千奉迎乘舆，阴起逆谋。”《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辛亥（七日）”条称：“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似乎韩旻是泾原军中的将领。但《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称韩旻为“幽州军士”。旧纪的记载应该更为准确，因为朱泚将袭谋奉天的任务交由本系将领领导，更为可信。而据唐末人苏鹗《杜阳杂编》卷上记载，韩旻亦为此后随朱泚败逃的“心腹卫士”（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页）。

[144]我们无法推知陈利贞墓志中“由是其众定”的“其”是单指陈利贞所部，还是包括张廷芝所部。同样也无法推知所谓“其众定”仅仅是指陈利贞在河南平息了幽陇兵骚乱，还是包括他在随后又成功阻止了幽陇兵跟随张廷芝一起逃还关中。

[145]但这里的“三千”溃卒也可能是《旧唐书·朱泚传》和《新唐书·朱泚传》及《奉天录》卷1误把第一批逃归关中的段诚谏部众人数算作襄城士卒的结果。

[146]《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47]据《陈利贞墓志》看，陈利贞在平息幽陇兵叛乱后被任命为汝州刺史，换言之，他并没有在随后与哥舒曜一起驻扎洛阳。

[148]《陆贽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第329页。

[149]《奉天录》卷1。

[150]《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151]两唐书《朱泚传》的记载错误最大。《奉天录》的记载尽管提供了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细节，但也许是由于赵元一本身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两次幽陇兵逃归关中事件的始末原委，所以他的记述也很模糊。有关李夷简的三条史料其实也有错误，不过主要集中在史料最后关于骆元光的记载上，与本文的论述暂无关系。

[152]《奉天录》卷1称：“初，十日，朱泚自统众攻奉天。”《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则系此事于“丁巳日（十三日）”下。《奉天录》卷1十月十三日则称：“十三日辰时，贼军大合城下交战。”两唐书《德宗纪》的记载也显示，奉天唐军与朱泚军队的正式交战始于十三日。而《资治通鉴》系“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一事亦于十三日下，并且明言“归泚于奉天”，看来张廷芝部众在来到京师后，可能直接被朱泚用于攻打奉天了。

[153]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丁巳”条、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154]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1～431页。

[155]关于后一点，除了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外，陈寅恪先生在《论李怀光之叛》一文中也曾经指出，“禀赐不均”是导致李怀光统率的朔方军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时的“禀赐不均”具体体现在朔方军与李晟所率领的神策军的对比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7～319页）其实，唐廷对于朔方军的禀赐不均不仅体现在朔方军与神策军的对比上，也同样体现在朔方军与关东藩镇的对比上。《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就载，其时赴援徐州的朔方军唐朝臣部就曾因“资装不至，旗服弊恶”而为宣武军所嗤。至于因犒赏不济而引起的泾原兵叛乱，虽然黄永年先生说“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来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但如果我们对四镇北庭兵自安史之乱以来历次的“闹事”作一下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极不安稳惯于闹事”多半是与军实不济和生存状况恶劣相关的。上文说的宝应元年四镇北庭旧帅荔非元礼在翼城被害事件即由“将士粮赐不充”而致。白孝德由鄜坊移镇邠宁、奉天之时，四镇北庭军亦因“乏食”、“公廪亦竭”等原因，发生“所过掠夺”、“群行剽盗”等行径。大历三年，马璘徙镇泾州，刀斧将王童之亦因当军“侨居骤移，颇积劳怨，人心动摇”之故欲导以为乱而未成。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请筑原州城一事，亦招致“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的泾原将士不满，并最终引发刘文喜的叛乱。

[156]《奉天录》卷1称：“上（指德宗）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若脱于泉，为害滋甚。不然，以卒诛之。养兽招祸，立可俟矣。’”又，“既而群盗（指泾原兵）与（姚）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

[157]《全唐文》卷526朱泚《遗弟滔书》中称：“吾顷典郡四镇，蕃夷战慑；唐主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

[158]《奉天录》卷1。

[159]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丁巳”条。

[160]参见《奉天录》卷1、《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1]《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奉天录》卷2亦称：“李怀光返旆，解奉天重围，实救雁门之急，功无与议也。”

[162]《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三月”条：“上（指德宗）之发奉天也，韩游瓌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邠州……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邠，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曹俘掠。’众许之……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瓌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弃，已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瓌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瓌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邠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邠城空矣。’乃诈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瓌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瓌知军府事，军中大喜……四月，壬寅，以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灵武守将宁景璿为李怀光治第，另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163]参见《奉天录》卷1。

[164]参见《奉天录》卷2。

[165]《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6]《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167]《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168]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0～411页。

[169]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9页。

[170]《资治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唐）李冗《独异志》卷下称：“（怀光）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李怀光之子名及人数与《资治通鉴》记载有所不同，但这则出于唐末士人之手的记载较之正史，却更为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怀光之子弑弟及自裁的惨烈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