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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02（第3页）

我们知道，幽州节度使统辖着河北北部地理环境多样的广阔区域，除了像成德、魏博一样，幽州需要在南部与易定、成德、沧景等河朔藩镇接壤的地区布置兵力外，北部的边境地区更是其兵力配署的重中之地。幽州的这种军事布局情态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出现的，而是在乱前就已形成的一种格局。正因为出于军事需要的目的，不得不在属州和外镇配置相当兵力，所以幽州军政体制的分权化倾向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20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得以对会府幽州造成军事压力的区域也始终都一样。比如说在安史乱前与安史乱中，河北北部能够与幽州相提并论或挑战前者地位的主要是营、平二州的军事力量。而在安史之乱后，最初威胁幽州的外部力量是南部的涿、莫、瀛诸州，会昌以后则开始演变成北部诸州，尤其是位于妫州的雄武军、纳降军、安塞军、广边军等山后势力。正如松井秀一先生所指出的，幽州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北部的边境势力在幽州后半期逐渐显现出不可小觑的力量。[202]

要解释幽州地方势力演变的这种态势，需要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幽州外部，即从幽州外部的政治环境着手来寻找其内部变化的线索。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后幽州的外部挑战首先主要来自南部的河朔藩镇，尤其是成德，这使得幽州必须在与成德等比邻的瀛、莫等州加强军事力量，而由节帅亲属出任刺史，并引发他们与会府对峙的也在这一地区。但是，燕、赵宿怨的问题并不是终幽州一百五十年始终存在的。燕、赵结怨主要是在朱氏兄弟，以及朱滔姑子刘怦祖孙三代，与成德方面的李宝臣父子，以及宝臣姻亲王武俊家族之间。换言之，幽州与成德的矛盾在长庆以前比较突出。而长庆以后，随着刘氏与王氏家族相继退出当镇统治层，燕、赵矛盾就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自安史之乱以来相对沉寂的边境局势却在会昌以后随着回鹘、沙陀、契丹、奚等的南迁与活跃又重新成为幽州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越到唐代晚期，节帅亲属的任职，以及强大的地方势力越来越出现在幽州北部地区的原因。也正是为什么回鹘出身的李茂勋，得到代北沙陀首领李克用支持的刘仁恭，得以在唐代晚期登上幽州节帅位置的背景。

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在幽州频繁的节帅更替事件中，城内的牙将是影响当镇局势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牙将的势力似乎在9世纪前半期是比较强的，其时幽州节帅大多是从城内的牙将中产生。换言之，彼时的幽州变乱大多还只是局限于会府内部。但张仲武以雄武军使身份进驻幽州一事可能是一个转向标，因为在此之后，属州刺史或外镇将领率兵进攻幽州城并成为幽州节帅的事例开始增多。而且，与刘氏时代会府轻易就能制约属州的情况不同，越到晚期，城内的幽州节度使制约这些属州和外镇的信心及能力却都在下降。同样相关的一个趋势就是，幽州的“宿将”越来越多地被安排在边境地区，而城内的牙将中反倒出现了一些所谓“游客”。其实，这倒并不是节帅排挤实力军将的一个表现，而是日益严峻的边境形势确实需要这些有能力的“宿将”去应付。也因此，与“宿将”的配置一致，幽州的军队部署、粮饷储备，现在也开始逐渐集中于北部边境，尤其是妫、檀等山后地区。[203]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张仲武的军吏吴仲舒对宰相李德裕说的：

幽州军粮并贮在妫州及向北七镇。若万一入未得，却于居庸关守险，绝其粮道，幽州自存立不得。[204]

学者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山后地区在唐末已经成为奚、契丹、吐谷浑、室韦等众多蕃部聚居的重要地带。这是新一轮东北蕃族内迁幽州的结果，也正由于这新一轮的蕃族内迁，山后地区被塑造成为唐末幽州举足轻重的军事重地。[205]当然，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两股蕃族势力就是沙陀与契丹，尤其是前者，它是晚唐幽州政治形势发展的主要推手。来自河东的沙陀政权与幽州较量的重点就在山后一带，此地的雄武、安塞、纳降、广边诸军一直是双方攻守相争的要地。

最后我们要回头再来谈一下幽州前期最后一位节度使刘总（810—821在位）的问题。刘总和其父刘济一样，都是对唐廷较为恭顺的河朔节帅，在元和时代宪宗成功制约两河藩镇的背景下，刘总决意于穆宗即位初的长庆元年归朝。史料记载，刘总临行前曾对当镇进行过以下这番安排：

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总又尽择麾下宿将有功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朱滔之孙）等送之京师，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206]

图30长庆元年刘总拟分的幽州三镇

但是，穆宗在此后并没有完全采纳刘总的主张，而刘总本人也在归朝的途中去世，史称：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宰臣）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丐衣食，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208]

朱克融等将领的复归幽州，以及只划割军事实力偏弱的瀛、莫二州为一镇，对于此后朱克融被叛乱军士推为节帅（821—826在位），以及瀛、莫重新被幽州吞并应该都有重要影响。而穆宗君臣的这重失误，也使得唐廷可能错失了一次得以有效掌控河北北部的机会。于是在此之后，就像上文所分析的，牙将以及外镇将校一如既往，并且更为突出地在纷乱的幽州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兵农合一的幽州

前文中我已指出，属州及外镇势力的强大是幽州不同于其他两河藩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不过，这可能还不是幽州最具个性的表现。当我们想要挖掘幽州身上存在的那种不为成德、魏博等藩镇所具有的特质，那么从阶层结构的角度出发，也许是更能抓住问题本质的。这就是松井先生所指出的，幽州是一个兵农合一的世界。

幽州兵农合一的倾向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产生的一个问题，早在乱前，治所幽州就已呈现出一种“家家自有军人”，“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209]的状况。在乱后，兵农不分以及土团化的倾向在幽州也很显著。尤其是边防重镇如雄武军、渝关等地，在防御当地的军队中，“自为田园”[210]的“土团”或“土兵”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地域上来看，南部瀛、莫诸州兵农合一的特质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并且或许是受贞元年间刘澭率领部兵归降唐朝的影响，此后瀛、莫驻军由治所方面派遣的戍兵所占比重可能较大。[211]而北部诸州，除了由幽州派遣的具有驻军年限的戍兵外[212]，本地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边防的重任，并且逐渐发展出了具有强大实力的土著边豪集团。[213]

与兵农不分倾向相吻合的便是幽州的军政合一体制。如松井先生说的，由军将兼摄州县等地方官职也是幽州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214]比如幽州的属州刺史大多就同时带有军使之衔。军将兼摄州县官，必然使其权限由军事领域延伸到行政等领域。当刘澭率领兵民来到京西的凤翔时，宪宗就曾对宰臣杜黄裳说：“澭生长幽燕，只知卢龙节制，不识朝廷宪章。向者幽系幕吏，杖杀县令，皆河朔规矩。”[215]这就是在卢龙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军官的特质。而刺史带有军使之衔，也使其必须具备“治民”与“理兵”的双重能力。我们看到，幽州后期著名的节帅张仲武和张允伸，史料在记叙他们绥宁边塞的同时，都高度赞扬了他们抚民劝农的事迹，并且指出，他们的这种举措在幽州深得军民之心，并被誉为美谈。[216]

不过，尽管幽州没能像其他两河藩镇那样施行比较普遍的职业兵制度，但这并不妨碍它军事实力的强大。塞马之利本是幽州傲视其他藩镇的一大特色，长期的全民性防御体制也使得幽州的军事能力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且，幽州也经常能得到一些边境蕃族的武力支持。于是，无论对唐廷、邻镇，还是塞外的异族而言，幽州仍旧是令人生畏的力量。

对于晚唐的幽州而言，其军事力量发展最快、地方分权倾向最明显、兵农不分与军政合一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幽州的山后地区。当然，这一地区也同样酝酿着幽州与外界最为激烈的矛盾。在这里，我们有两份关于唐末雄武军的墓志资料。一份是至晚在广明年间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墓志。[220]墓志记其父耿君用的结衔为“幽州节度押衙、知雄武军营田等事”。墓主本人的任职经历则是：

起家卢龙镇将虞候，旋转充副将军头等……转监城大将，又迁随使兵马使，又转随使押衙并管器仗官将，奏授御史中丞……又迁节度押衙，充檀州、涿州团练使……又依前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

在耿宗倚出任檀州、涿州团练使之前的一连串职衔记录中，我们并不易确认宗倚本人当时究竟在何地任职，也不易辨析他所任这些职官的具体所指。但是我们看到，和其父耿君用一样，耿宗倚最后的结衔也是“知雄武军事”。如果耿氏父子两人最终都是在“知雄武军事”的职位上去世的话，那么很可能说明耿宗倚之前的一连串职衔只是为其最终接替父职而累积的资历。如果这一推断正确的话，那么幽州节度使承认他们这种父子相继的事实，很可能是因为耿氏家族已经在当地拥有了一定的势力。当然，这种父子相继的情况也可能只是基于节帅对父子两人军事才能的信任，因为耿宗倚的长子耿方远在前者去世时只担任了“卢龙节度驱使官”这个级别并不高的官职（而且可能是文职）。不过无论如何，这种父子两代连续影响雄武军的情况仍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种不彻底的回避制度暗伏着地方分权的倾向。

倾以北隔多事，云朔兴戈。虏族鸟集，侵掠疆场。廉使忧其伤陷，乃选良材。遂命我公，而为御遏。况久驰英锐，早列盛名。渠帅闻之伏膺，藩垣赖之无虑。

耿宗倚于广明二年（881）八月去世，而就在上一年，幽州曾与被唐廷宣布讨伐的李克用战于雄武军，并大破后者之师。广明元年（880）的战役导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丧失苦心经营的代北，被迫暂时逃往鞑靼[221]，这就是墓志此段“北隔多事，云朔兴戈。虏族鸟集，侵掠疆场”的背景。因此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同时遥摄檀州刺史，可能正是出于一种军事上协防配合的考虑。而尽管传世文献没有关于耿宗倚的记述，但广明元年担任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必然在当年与李克用的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雄武军及檀州在晚唐幽州边防体系中的价值。

据耿宗倚墓志中所谓“夫人王氏，以中和四年（884）九月八日终于家，以其年十月廿二日，祔葬于公坟，礼也”的记载来看，墓志所作的时间可能是耿氏去世后的三年。而我们有关雄武军的另一份墓志，其创作时间与墓主卒年也在这相同的时期。与耿宗倚夫人王氏不同，《大唐陇西李公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墓主王氏，其丈夫以及她本人的祖辈都没有仕宦的经历。[222]墓志中唯一记载具有官衔的是她的一个担任“幽州卢龙节度驱使官”的儿子，这一点倒与前一位王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墓志在叙述王氏的籍贯时，称其是“幽州雄武军人”。记载王氏于中和三年（883）去世时亦说“仓卒于雄武军之私第”。关于王氏在光启年间的下葬地点也称“葬于雄武军东北五里之原也”。墓志的作者王冠在撰此志时署乡贡进士。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唐代末年，一种以军镇代替州县作为籍贯、生活场所表述的语汇已经很自然地被用于雄武军当地一些下级官吏家庭的墓志创作中。普通士人或民众的这种文化心态也许正反映了幽州边地军政合一的体制状况。当然，这种文化心态的产生也许并不晚到唐代末年，而培植这种文化心态的体制，其形成的时间应该更早。其实，雄武军还不是一个最明显的展现幽州军政特色的地区。上文提及的世戍妫州广边军，部卒多为山北豪强，深为会府刘仁恭及邻镇李克用疑忌的高思继兄弟的情况可能更能反映这一特色。

[1]如宋人王谠就言：“至代宗广德元年，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怀仙为卢龙节度，李宝臣为成德节度，是谓河北三镇。”（《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第695页）

[2]参见下文涉及义武、横海的相关论述。

[3]最明显的就是有关河北“胡化”问题的争论，相关讨论可参见[日]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一形态》，《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第22～23页。

[4]参看[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96～97页。

[5][日]堀敏一：《魏博天雄军の历史》，原载《历史教育》6：6，1958，后收入《中国古代史の视点——私の中国史学（一）》，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6][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59，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7][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

[8][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有关魏博镇，此前中日两国学者都已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讨论，除了上述堀敏一的研究外，国内方面则有韩国磐：《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博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0]关于唐代藩镇类型的传统划分模式，可参见本书绪论部分的讨论。

[11]《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成德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庭）凑反，传六世，有州四。”恒州，元和十五年（820）避穆宗名更名为镇州，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12]参见两唐书的《李宝臣传》《王士真传》，参看[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3页。

[13]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成德》，第576～598页；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104～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