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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河南度使与张巡（第1页）

第一节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张）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这段出于《新唐书·忠义传》“赞”中的记载描写了11世纪初宋真宗东巡中的一段经历。据说真宗来到了当时的应天府，途经一座先贤的祠庙，先贤磊落不凡的品行与功业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真宗，使其“留驾裴回”。在向旁人咨询了先贤的所行所事后，真宗决定将他们的业绩“著金石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先贤“忠义”的品质足以并且应当彰显于后世。

祠庙供奉的先贤是唐代的两位重要将领——张巡和许远。实际上，即使真宗不将他们的功业“著金石刻”，张、许的事迹也已经广布民间，并且，其实早在唐代，张、许就已经获得了“立庙睢阳（即宋代应天府），岁时致祭”[1]的荣誉。自唐以来，张、许的功绩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推赞。人们推崇他们的“忠义”乃在于在安史叛乱时期，张、许等人以寡弱的军队对抗数十倍于己的叛军，其坚守睢阳（宋州）等地，前后四百余战，杀敌十余万众，城破之日骂贼不屈而全部遇难。而因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2]

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张巡的这种坚守睢阳、保全江淮的意义也已为他们所认可。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些简明的通史类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有关安史叛乱初期河南战局的描述基本上就是围绕张、许的事迹而展开的。譬如：

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3]

在此前后，在南阳（河南邓县）和睢阳的战斗也异常激烈。南阳是江、汉的屏障，睢阳是通向江淮的要道，而江淮一带是唐朝的重要财富来源地。叛军占据中原地区后，江淮财富不得不经由江、汉二水运抵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运到唐军的后防基地扶风（陕西扶风）。安史集团为了切断唐朝廷的经济命脉，接连派大军猛攻南阳和睢阳。唐将鲁炅守南阳历时一年，南阳失陷后又退保襄阳（湖北襄阳），抵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唐将张巡、许远苦守睢阳，和优势叛军前后进行大小四百余战，杀敌12万。睢阳最后陷落时，安史集团已丢失长安，无力再向江淮进扰。江汉和江淮地区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的结局有重大影响。[4]

相似的论述也出现在由西方学者编纂的著作中，譬如崔瑞德（即杜希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就写道：

同时，他（指安禄山）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岿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指张巡）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炅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5]

从史料记载看，安禄山率主力自灵昌（滑州）渡河，将战乱延伸到河南时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当月，陈留（汴州）、荥阳（郑州）、东京就先后陷入叛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东京称帝，并着手西进。不过由于安禄山的决意西进，所以尽管朝叛对峙开始于河南，但实际上河南并不是安史之乱前期朝叛对抗的主战场。如果我们翻看一下上引的这些历史著作，我们会发现，此时期的河南实际上也不是学者着墨过多的一个地区。不过，在这种有关河南的相对精简的论述中，张巡的话题却是人们都会谈到，也几乎是唯一会谈到的话题。

按张巡率兵抵抗叛军最初可能在天宝十五载（756）初，其为叛军所杀时为至德二载（757）十月。也就是说，张巡在陈留郡东部与睢阳郡西部一带与优势叛军对抗了将近两年。然而，现在引起我们重新探讨张巡问题的兴趣在于，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作为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功臣张巡，其身份实际上只不过是王朝的一名“地方官”。据史载，张巡起兵初的官职只是谯郡（亳州）太守属下的真源令，其手下之兵也多为临时招募的义兵。这种功绩与身份的巨大落差，不由得使人对唐廷在叛乱发生后所实施的河南政策产生怀疑。难道帝国真的准备依靠这样一位“地方官”和这样一批军队与叛军进行战斗？显然，唐廷不可能无视河南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玄宗就下令“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6]。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地设立的第一个藩镇，其意义当然不可能被轻视。而且在张巡的时代，河南节度使作为负责河南军政事务的最高统帅基本是一直设立的。此外，诚如上引史论所显示的，学者将坚守南阳的鲁炅看作与坚守睢阳的张巡同等重要的人物。然而，鲁炅是唐廷任命的首任南阳节度使，也就是说，他的职责与他的身份是匹配的，而这与张巡的情况显然截然不同。

如此来说的话，我们的疑问产生就一点不奇怪了，既然在叛乱伊始，唐廷就已经在河南设立了节度使，那为什么在随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些节度使有多大的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作用为什么始终无法与张巡相提并论，以至于无法引起学者的关注，而河南的存亡最终还是不得不维系在张巡、许远这样的地方官身上？要解答上述的困惑，我想或许还是从河南节度使的选任中来寻找线索比较有效。因为我们发现，与张巡长达两年持之以恒地对抗叛军不同，河南节度使在这两年里却换任得相当频繁。

一、玄宗的意愿

叛乱发生后的第一任河南节度使是张介然，他在叛乱伊始就被玄宗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7]，领陈留、睢阳、灵昌、淮阳（陈州）、汝阴（颍州）、谯、济阴（曹州）、濮阳（濮州）、琅邪（沂州）、彭城（徐州）、临淮（泗州）、东海（海州）等十三郡。[8]（见图1）张介然通常是一个不被注意的人物，他任使极短，在他到达陈留后不久，陈留就被叛军攻陷，而他与在陈留的近万士兵也被安禄山所杀，帝国在河南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就此瓦解。不过在这里，我们却仍旧要对张介然的出身给予一定的关注。据《旧唐书·张介然传》载：

图1安史之乱前期河南节度使所辖十三州

（此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9]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为底图改绘。以下未作说明的地图，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为底图。）

张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谨慎善筹算，为郡守在河、陇。及天宝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为节将，并委以营田支度等使。进位卫尉卿，仍兼行军司马，使如故。及加银青光禄大夫，带上柱国，因入奏称旨，特加赐赍。介然乘间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贵。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玄宗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介然拜谢而出，仍赐绢五百匹，令宴集闾里，以宠异之。本乡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荐为少府监。安禄山将犯河洛，以介然为河南防御使，令守陈留。

张介然起家的地区在河陇，到天宝年间，他已经先后在三位河陇藩帅手下担任“营田支度”这类主管节镇后勤军需的重要使职，同时还兼领“行军司马”这一节镇僚属体系中的“上介”。[10]除此之外，张介然还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这类高品的散阶与勋衔，并且享有“本乡列戟，自介然始”的特殊宠誉。叛乱爆发前不久，他刚被时“废疾于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追在长安，并推荐为少府监，显示了其与哥舒翰之间不同寻常的宾主关系。实际上，张介然正是带着这种明显的河陇藩帅使府僚佐及与哥舒翰关系颇为密切的身份出为河南节度使的。

如果我们联系唐廷任命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前后针对安史叛乱的其他一些重要人事安排，我们会看到，在任命张介然前不久，中央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使于洛阳募兵备讨。而在张介然之后，中央很快又任命高仙芝为讨贼副元帅，领飞骑、彍骑、新募兵及边兵在京师者出潼关进讨。封常清是当时来朝的现任安西节度使，而高仙芝则是已在长安多年的前安西节度，他们与张介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出身西北军事集团的重要人物。而此集团中另一位更加重要的人物哥舒翰，此时也在长安，并在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后，被拜为兵马元帅。

叛乱初期的这一连串任命西北军事集团将领出为讨贼统帅的举措应该并非巧合，唯一巧合的，可能只是他们当时都在长安。黄永年先生曾经从帝国军事格局的角度入手，指出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帝国的北部边境就已经形成了以范阳为中心的东北军事集团，与以河西、陇右为中心的西北军事集团，两个集团的首领分别是安禄山与哥舒翰。在安禄山于天宝十载（751）兼领河东节度使之前，西方集团的实力本略高于东方。西方节镇原本较多，在河西、陇右两大镇之外还有安西、北庭，北面的朔方、河东与西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些。不过当安禄山以范阳、平卢节度使的身份又兼领河东后，其“东北三师”的实力就开始高出哥舒翰的“西方二师”。况且安禄山的党羽安思顺此时又充当了朔方节度使。所以，在玄宗大批启用西方系统的将领担任讨贼统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立刻罢免了安思顺的朔方节度使一职，以郭子仪取而代之，并最终从哥舒翰之请杀掉思顺。[11]

黄氏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张介然，不过我们以为，把任命张介然担任河南节度使一事同样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将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玄宗在天宝十四载底对张介然的这一任命，即使没有取悦其府主哥叔翰的意图，至少也与玄宗本人以西制东的战略原则相吻合。

然而令玄宗遗憾的是，他所任命的西方将领在与安禄山的对抗中相继溃败，即使后来，真正从西北增调过来的部分河陇、朔方军队开始进驻潼关[12]，数量上占优势的他们也仍旧敌不过来自东北的叛军。而以西军自恃的玄宗也因此不得不逃往剑南，并重新考虑其战略政策。

二、新的考虑

张介然死后，河南节度使因之一度废置。而安禄山在攻陷陈留后，却任命了自己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俾守陈留。此后安禄山引兵西进，叛军在河南的实力受到削弱，但其东略势头并未因此而消减。于是，地当要害、控引江淮的睢阳就成了叛军东略最重要的对象：

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13]

不过，东平（郓州）太守吴王祗已在此时起兵，于是“郡县之不从贼者，皆倚吴王为名”[14]，分散在河南各地的军队至少在政治上找到了向心的目标。同时，“单父（睢阳属县）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15]。这是叛军在河南遭到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迫使原本欲引兵东徇的李庭望不敢再轻易行动。到了天宝十五载正月，几乎与吴王同时起兵的济南（齐州）太守李随已到睢阳，其时有众数万，于是唐廷有了与在陈留的叛军河南主力对峙的资本，李随也因此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而与之一同被任命的还有许远，他以前高要（岭南高要属县）尉的身份被任命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有关李随此后的命运史料没有留下记载，推测他可能很快就去世了。而他留在睢阳的军队则应由许远统率，成为此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主要力量。

继李随后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的是吴王祗。很可能是因为已经注意到了李祗作为宗室的号召力，玄宗在天宝十五载二月已经任命其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而当时在雍丘的张巡其实就是打着“吴王先锋使”的旗帜来抗贼的。李祗由东平移镇灵昌，很可能是为了与睢阳的李随形成对陈留叛军的南北夹攻。三月，李祗败安禄山将谢元同于陈留，同月被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16]不过陈留的大部实际上此时仍在叛军的掌控中，因此李祗的驻地当仍在灵昌。

这年春天，除了随、祗等人的起兵外，濮阳丞尚衡率郡人王栖曜等成功攻拔了禄山将邢超然占领的济阴郡[17]，而四万叛军为时两个月的雍丘攻势也在张巡大小三百余战的努力下瓦解。与此同时，中央开始在南阳（邓州）设置节度使，并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临汝属县）北，以备叛军南下，这对河南而言显然也是个好消息。

然而就当河南中部的形势开始变得较为乐观时，河南节度使的人选却又出现了变动，据《资治通鉴》载：

五月丁巳，（鲁）炅众溃，走保南阳，贼就围之。太常卿张垍荐夷陵（峡州）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征吴王祗为太仆卿，以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戊辰，巨引兵自蓝田出，趣南阳。贼闻之，解围走。[18]

按照《资治通鉴》的叙述看，李巨出任河南顺势也解除了南阳的围困，这可能得益于他率领了一部分军队随行[19]，给叛军造成了一定的威慑。不过李巨此次出任的目标毕竟还是河南，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到了河南后，他还拥有统辖岭南、黔中、南阳的实际权力，不过仅就这一名号而言，也足以显示出中央对李巨的期望。

在《旧唐书·李巨传》中，有关李巨出任一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及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垍言巨善骑射、有谋略，玄宗追至京师。杨国忠素与巨相识，忌之，谓人曰：“如此小儿，岂得令见人主！”经月余日不得见。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刘奉庭宣敕令宰相与巨语，几亭午，方出……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翌日，巨称官衔奉谢，玄宗惊曰：“何得令摄？”即日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先领三节度事……巨至内乡（南阳属县），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复位。

上述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本传称当安禄山攻陷东京后，玄宗开始着手选择将帅，这里的将帅明显应有一定所指，它指的就应当是河南地区的将帅。也就是说，当张介然、封常清失守河南、东京后，玄宗就已经开始考虑新的河南统帅人选了。另外，当玄宗接受其婿张垍的建议俾令夷陵太守李巨入京后，由于杨国忠的阻扰，李巨实际上又在长安赋闲了月余。换言之，如果没有道里、权臣的阻碍，李巨赴任河南可能会更早一些。指出以上两点是想说明，在虢王李巨之前，李随和吴王李祗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或许只是中央的一个权宜之计，玄宗要的是一位亲信大臣，而不是来自河南的地方官员出任统帅之职，尽管后者也有不俗的表现。所以说，同为宗室出任，李巨的权力要高于李祗。不过宗室间的这种替任对唐廷来说毕竟还是有利的，吴王业已建立起来的号召力可以很自然地为虢王所利用，所以当李巨来到河南后，同样有“假（张）巡先锋使”[20]的举措。

如果说虢王李巨的出使才是玄宗在继张介然后对河南节帅人选所做的真正审慎的选择，那么它将透露出完全不同于此前任命张介然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改变由边镇将领统兵的局面，而代之以宗室出任。而这一精神，我们将在两个月后玄宗颁布的《命三王制》中看得更加清楚。

在这两个月里，唐廷发生重大变故，潼关被乱军攻陷，玄宗不得不南逃四川，而太子李亨则分道北上，著名的《命三王制》就是玄宗在这一背景下颁布的。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