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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第2页）

虽然陕北党项在广德、永泰间的异族大入侵之际，仍旧给唐廷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但随着帝国在乱后关中军事力量的恢复，逐渐走向式微的党项部落，也将把他们作为帝国关中主要对手的位置拱手相让于西面的吐蕃。并且根据郭子仪提出的将散处盐、庆等州的党项、吐谷浑部落进行东迁，以避免它们与西面的吐蕃互为表里的政策，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甚至黄河以东的石州将逐渐成为党项部落新的主要聚居地。[28]

党项对关中的威胁虽已过去，但是它对奠定关中空间格局的作用却是需要肯定的。因为党项的入侵，关中新设了邠宁、鄜坊、凤翔三镇，而不久后设立的泾原镇的雏形也可以在此时得以窥见。[29]而唐廷设立这几镇的用意也很明显，因为它们控制了西北异族南下渭河谷地的四条最主要的交通干线。（见图9）

图9关中的五条主要交通线

关中北部并列着子午岭和黄龙山两条山脉，洛水穿过两山之间，其河谷形成了一条南北通道，通道北端是延州，由延州南下经鄜、坊两州直达长安正北，这条通道就是延州道。因此坊、鄜、延与位于黄龙山以东的丹州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地理单元，早在唐初贞观年间即置鄜州都督府、大都督府，管鄜、坊、丹、延四州。[30]

子午岭与西面的六盘山之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黄土高原，山原间相隔形成了两条川道，子午岭西为马莲河，南流入泾水，六盘山东为清水河，北流入黄河。位于马莲河一线的正是邠、宁、庆三州，所以唐置邠宁庆节度使，既为一军区，亦以其为一交通路线也。[31]

清水河河谷南端六盘山下是萧关的所在地，因此这条通过萧关的通道就是萧关道。由萧关所在地原州到关中有两条通道，一条走子午岭西南与岐山之间的泾河河谷。泾河上游早在先秦时代便已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而泾原节度就位于这一线，随后由泾州过邠州便可到达长安。

另一条由原州平凉县到陇州，由于陇州之北是西汉回中宫的所在地，所以这条通道就称回中道。渭河上游河谷狭窄，不如泾河易于通行，自来不是交通要道，因此东西往来只好取道于陇山（六盘山南段），这就是所谓陇道。而无论是回中道还是陇道，向东到达长安都将走陇山与岍山之间的汧水河谷。凤翔节度领有的岐陇二州就在这一线。[32]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扇形空间在肃代之际正沿着关中平原西北部被构建起来，而促使它形成的并不是帝国后期的主要对手吐蕃，而是此时不太被关注的党项的入侵。

二、代宗朝：由西向东的威胁

肃代之际是帝国外部矛盾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关东的安史叛乱行将结束，而关中却将面临一波不下于前者的致命威胁，给帝国带来这波威胁的就是吐蕃。

如同党项在安史之乱时期侵扰关中一样，西面的吐蕃则乘西北边军内调之际蚕食河西、陇右的帝国领土。所以广德元年（763）四月，也就是安史叛乱刚结束的时候：

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33]

果然在七月，吐蕃入寇大震关，其对帝国后期关中的漫长侵扰也就此拉开帷幕。而这初次的入侵便已给帝国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威胁。吐蕃这次由大震关向东进攻长安的行动，纠合了吐谷浑、党项等部二十余万众，迫使新即位的代宗东幸陕州。[34]而就在当年底吐蕃退出长安后，河中的朔方军统帅仆固怀恩已现“叛乱”之萌。永泰元年，仆固怀恩携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二十万发动叛乱。[35]吐蕃和回纥由北道的邠州趣奉天，吐谷浑、奴剌由西道的岐陇趣盩厔（京畿属县），党项则由陕北的夏州自东道趣同州。其钳形攻势对长安的威胁甚是恐怖，幸赖回纥与唐军约合才扭转危局。[36]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廷决意加强京西北的布防：

（广德二年九月）辛亥，河东副元帅、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加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使；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进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使。[37]

由于凤翔与邠宁二镇在吐蕃入侵之际所受威胁最重，并且其直接控制着后者进入长安的门户，所以代宗对此二镇特予重视。在南道方面，原在河南与安史叛军作战的著名将领李抱玉此时调镇岐陇、坐镇凤翔。北道的局面则稍有不同，为了孤立仆固怀恩，郭子仪此时被调往河中重领那里的朔方军，因此实际坐镇邠宁的是来自马璘所率的四镇北庭的军队。而吐蕃入寇，郭子仪每每要从河中领兵西入关中，未免迂回。

并且，到代宗大历以后，吐蕃开始经由朔方军原本的基地灵州南下。位于鄂尔多斯黄土高原边缘的灵州控扼着由贺兰山渡过黄河经萧关道和马莲河河谷南下的两条通道，灵州是这两条道路的枢纽。而由灵州经马莲河南下的道路在唐代就被称为灵州道。灵州在代宗初年曾因仆固怀恩叛乱受到冲击，所以在叛乱结束后的永泰元年闰十月，入朝的朔方军统帅郭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雕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而嗣恭出镇灵州后亦以“披荆棘，立军府”[38]为主要任务。进入大历时代后，吐蕃又频频向灵州发动攻势。比如在大历三年（768）八月，吐蕃以其众十万寇灵州。[39]从当时的史料看，吐蕃寇灵州后多由邠宁南侵，所以在大历三年十一月郭子仪还河中后，

（宰臣）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大历四年六月）辛酉，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秋，九月，吐蕃寇灵州；丁丑，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冬，十月，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首尾四十里。郭子仪遣兵马使浑瑊将锐兵五千救灵州，子仪自将进至庆州，闻吐蕃退，乃还。[40]

至此，由凤翔、泾原、邠宁，以及此前的鄜坊共同构筑的关中四镇格局正式奠定。而灵州的朔方留后在经过安史之乱时期的沉寂后，此时又重现出它的重要性。

在以上四镇中，凤翔、邠宁无疑承受着更为严峻的来自异族的压力。这不仅是因为凤翔府与邠州直接濒邻京畿，也是因为凤翔的陇县千阳地区与邠宁的长武彬县地区汇聚着吐蕃入侵的多条路线。[41]至于东面的鄜坊丹延一镇，自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鄜坊节度使白孝德赴邠州救援，随后被任命为邠宁节度使后，鄜坊的防御实力有所下降，这当然是因为吐蕃此时的入侵不由鄜坊一线所致。但是鄜坊的地位也并非不重要，因为在仆固怀恩叛乱之时，支持怀恩的陕北党项依然还是以鄜坊一线为其南下途径。只是党项此时走的不是由延州经鄜、坊两州的延州道，而是由延州经稍东的丹州、再南下同州的宜川道。史念海先生已经指出，经宜川道南下是要越过梁山山脉的，以前梁山山脉也曾发生过战争，但由北而南越过这个山区的进攻见于记载的，党项还是第一次。[42]不过党项的这次进攻对唐廷的威胁显然要小于来自邠宁一线的吐蕃，而且在经过此次由仆固怀恩叛乱引发的进攻后，陕北的党项势力趋于衰弱，大历以后既不见其有军事行动，因此鄜坊节度使的压力势必也会因此减轻一些。

这就是代宗大历初期形成的关中四镇格局。（见图10）总体而言，这一格局继承肃宗时期的扇形空间结构，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因为吐蕃在西面的强势崛起与党项在东面的衰退，扇形空间西部的压力就要较东部更大一些。

图10大历初期的关中四镇

到代宗朝晚期，即大历十一年（776），“回纥袭振武使，攻东陉，越代及忻至于太原，大杀掠以还”[43]。十三年（778）正月，回纥又寇太原，大败唐军，且纵兵大掠。[44]于是在当年七月，

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边人恐惧，请遣邠州刺史浑瑊将兵镇振武军，从之。回纥始去。[45]

这是代宗基于回纥的威胁，在关内北部增置军力的一次措施。相较肃宗末年振武军节度使的设立，浑瑊的这次将兵镇振武才是振武军防御体系真正形成的标志。

到大历十四年（779），新即位的德宗又对关内的空间结构进行了一次调整：

以其（指郭子仪）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46]

这次调整实乃分割朔方军辖所，意在削夺郭子仪权力与削弱朔方军势力，因此从空间布局上来看，意义并不大。因为邠宁、灵盐、振武三镇在空间上的分立，其实在德宗即位之前就已基本确立下来了，此次划分只是进一步明确了三镇各自的疆界与领域而已。

经过德宗即位之初的这次部署，关内地区现在正式形成了凤翔、泾原、灵盐、邠宁、鄜坊以及振武军六大节镇。（见图11）不过无论是就当时的实际作用，还是对人们的认知影响，关中五镇仍旧是更为重要同时也是更强势的一个空间概念。当建中、兴元年间京师发生变乱，德宗出逃奉天、梁州时，在时人赵元一记录此事的《奉天录》一书中，关中五镇就常被作者并提。譬如：

图11大历十四年的关中六镇

朱泚围我奉天四十余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劳我百姓，三辅两畿，转无投义者。惟李楚琳，先事朱泚，独为外应。余四镇将帅，尽是王臣。（卷二）

（兴元元年）春三月，（李怀光）拔咸阳城，掠三原等十二县，鸡犬无遗，老少步骑百余万。时上幸梁洋，关中四镇各屯兵戒严，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适从……李（晟）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杰，军容日盛。关中四镇知忠义而归附也。（卷三）

其时朱泚盗据长安，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朱泚外应，故而凤翔一镇与“尽是王臣”的“关中四镇”有所不同。[47]而此处之关中四镇理应当指泾原、邠宁、灵盐和鄜坊。虽然上引史料显示，凤翔在乱中与其他四镇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显然，若不是此原因，凤翔实际上当是与其他“四镇”并称的。这不仅在上引卷二的史料中能明显看出，《奉天录》他处中的记载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其书卷四记载，浑瑊自汉中引师东上，于武功（京畿属县）破朱泚军，

然后引军入奉天城，移牒诸道。渭北、灵盐、邠宁、泾原、凤翔等诸道继至，中原克复，自此而始。

在这里，渭北（即鄜坊）、灵盐、邠宁、泾原、凤翔五镇被视为具有相类性质的一组藩镇，而关内的另一藩镇——振武军，则不在此列。

振武一镇远在北方，较之长安所在地渭河平原周近的五镇，其在地理上过于遥远，因而当京畿发生叛乱之时，振武军无法远调。事实上我们在德宗出逃之际，也确实没有看到时任振武节帅的杜从政有何表现。唯一关于杜氏的记载，出自时为邠宁将领的韩游瓌在李怀光叛乱之初向德宗的一番进言中：

怀光总诸道兵，故敢恃众为乱。今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皆守将也。陛下各以其众及地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怀光独立，安能为乱！[48]

游瓌所提诸人多为当时的节度留后，其职责主要是留守本镇，而不是率兵出战，故而游瓌以“守将”称之。而身为振武节度的杜从政则同样被游瓌置于“守将”之列。

所以我们说，德宗初年的关内六镇虽同为防遏异族而设，但振武却不像其余五镇那样在防遏异族的同时，还具有拱卫关中平原的作用。所以当德宗在建中四年（783）正月与吐蕃缔结“清水之盟”，保证了后者不至于在德宗“奉天之难”时趁火打劫，而回纥在此时也没有侵扰唐廷的活动时，振武军无法像其余五镇那样迅速转变角色，成为护驾的力量。而这也成为人们视呈扇形分布拱卫长安的关中五镇为一个整体的原因。

三、德宗朝：横山以北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