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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第2页）

禄山大惧，召（幕僚）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禄山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30]

据称，“嘉山之役”后河北十三郡归顺唐廷。[31]（见图23-4浅色部分）

图23安史之乱前期河北朝叛对峙形势图

但遗憾的是，嘉山一役其实也是唐军在河北最后的绝唱，因为几天后潼关失守，趁嘉山之胜还未来得及继续推进的郭、李二人不得不由井陉还师[32]，河北形势至此大变。初归唐廷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谋袭范阳不成，惨败于史思明之手。而继李光弼后区处河北事宜的颜真卿实际上无法抵御尹子奇、史思明的南下。到当年十月的时候，连最早归顺唐廷的并海七郡也相次失陷，颜真卿只得弃郡南走，河北州郡至此几乎全部沦丧。（见图23-5，浅色四郡为支持唐廷的平卢军所控制）《资治通鉴》在总结一年以来河北形势时说：

禄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33]

河北地区在叛乱发生的第一年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覆。但反覆的地区主要是燕南诸郡，并且，最早反抗安禄山的也是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在燕南，朝叛矛盾表现得最为激烈。不难发现，燕南的反覆本质上受制于朔方军与叛军在河北的军事力量对比。换言之，它始终缺乏自身的军事独立性。因此，关乎朔方军与叛军在河北对峙可能性的常山郡，就一直是左右燕南形势的关键所在。不过尽管如此，燕南的反覆，以及安禄山在一年后才完全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局势，仍旧证明了此地勤王势力所具有的韧性。与燕南不同，燕及燕北（即边州地区）[34]虽然在安史叛乱之初也不稳定，但它并不反覆。并且，当地的平卢军即便当朔方军撤出河北，以及自身遭受重创后，仍能单独与叛军抗衡比较长的时间。[35]

同样作为安禄山的“统内”，河北中部、南部与北部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表现？如果这种不同的表现正源于两个地区不同的地域特征，并且这种不同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它的地域差异又在何处？更进一步说，这种不同的地域特征是否与安史之乱的性质有关？如果是的话，它对安史之乱的发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下文中将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二、安史乱前的河北军政结构

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安史之乱前河北最大的问题便是以两蕃（契丹、奚）崛起为核心的东北边境问题。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爆发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是标志两蕃强势崛起，及将其与唐廷矛盾推向顶点的重要事件。[36]并且，这一事件在宣告了持续约三十年较为安定的东北边境形势结束的同时，也全面改变了至高宗在位（650—683）时所建立起的“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别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37]的东北边防体系。

（一）河北的团结营

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直接结果就是东北边防的前沿阵地营州以及安东都护府的失陷。这样一来，河北道北部诸州的安全就立刻受到了东北异族的直接威胁。到圣历元年（698）秋天的时候，突厥默啜大寇河北，其兵锋所及已达河北中部的赵、定诸州。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契丹和突厥的这两次攻击后，武则天对河北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军事部署。这就是《唐会要》卷78《诸使中·诸使杂录上》中记载的：

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令山东近境州置武骑团兵。至圣历元年腊月二十五日，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默啜。[38]

由于学者普遍认同武骑团与团结兵的关系，因此上述史料便是有关唐代团结兵设立的最早记录。河北既是最早设立团结兵的地区，也几乎是团结兵最为集中的地区。[39]至于设立团结兵的目的，显然主要就是为了防备东北外族的入侵。武则天时代确立的团结兵措置为此后的唐玄宗所继承和发展。[40]开元十四年（726）为防备两蕃的入侵，玄宗在河北设立五军。[41]

表3开元、天宝年间河北五军表

（此表主要据日野开三郎：《唐府兵制时代における团结兵の称呼とその普及地域》，《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186页表作。）

开元十四年在河北所置的五军，位于河北中部的次边州地区。如孟宪实先生所指出的，五军各以刺史为使的特点，与先天二年（713）河北诸州团练兵令本州刺史押当的情况吻合。《六典》中称其“十月已后募，分为三番教习。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折冲充；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以果毅充；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以别将及镇戎官充”[42]。这些都显示了此五军具有比较浓厚的团结兵特质。并且，其与此前河北地区的团结兵应该也有渊源。[43]不过和日野教授的观点不同[44]，孟氏并不认为此五军始终具有团结兵的性质。因为在《唐六典》中，五军已被置于幽州节度使条下加以说明，因此从隶属关系上看，可能已经是军镇了，只是仍旧具有团结兵的特征。[45]

（二）边州的军镇

军镇是除了团结兵以外另一种防备两蕃的军事部署。[46]河北地区的军镇，尽管并不完全设置在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但都是在武则天和玄宗时期建立起来的。[47]学者关于河北主要军镇的考察亦可通过表4展示出来：

表4武后、玄宗时期河北地区主要军镇

（此表参考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94页表、第93～100页相关考释，及《唐会要》《通典》等作。另，怀柔军所在蔚州属河东道，但因其地临近妫州，《资治通鉴》称先天元年怀柔军置在妫、蔚州境，《会要》亦将其系于范阳节度使名下，故权置于此。）

军镇的兵员并不单一，但它的核心应该不是具有地方民兵特质的团结兵，而正是与其相对的职业兵——健儿。[48]开元八年（720）玄宗为防范两蕃曾有过一项针对幽州经略军的措置：

敕幽州刺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不得杂使，租庸资课并放免。[49]

显然，经略军健儿的特质和权益与团结兵并不相同。[50]如果像日野开三郎和孟宪实所认为的，表4恒阳以下的五军是团结营或具有团结兵特质的军镇，那我们就将发现，首先，“军镇与团结兵协调防御，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在河北地区实施的一种防御战略，其基本原则是在前线地区（边州）设置军镇，在第二道防线上设置团结兵。”[51]（见图24）其次，尽管《通典》所记载的兵马数未必是这些军镇初设时期的兵马数[52]，但如果我们因它们同时出现在《通典》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条下而判断它们可能为同一时期的数目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边州地区的兵数要高于恒阳五军的兵数。并且，后者没有马匹数的记载，这应该意味着前者将有为数不少的骑兵，而后者可能主要是步兵。而且总的来看，边州军镇的设置时间更早一些，显示了这一地区的军事压力更重。不过，如果我们将《通典》所记载的恒阳五军的兵数与时间早于它的《六典》兵数相比，那么五军在天宝年间的兵数是要少于开元末期的。日野教授认为，从开元天宝之交突厥内乱、平卢节度使由幽州节度使处独立出来等情形看，五军兵数的减少应该是唐朝边境势力加强，因而可以在次边地域相应减少其军事防御力量的政策所致。[53]

图24安史乱前河北主要军镇分布图

（说明：怀远、怀柔二军地望不确定，系暂拟。地形图来源：http：eduationalgeographi。）

（三）幽、营境内的羁縻州

李松涛先生的研究指出，由于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营州与安东都护府失守，唐朝东北防线的重心不得不被迫转移到幽州一线，幽州至此成为东北边防的中心。为了直接应对东北外族对幽州以及河北腹地的威胁，自武后朝末期开始，唐朝逐渐加强了幽州的军事力量及地位。[54]上述玄宗于开元八年增置幽州经略军健儿的行为即是这一政策的反映。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则具体阐述了幽州节度使的成长过程，即唐前期为对付东北外族的行军制度，经由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而瓦解，并被一步步兼领各种军事、行政、经济等使职的边境征镇大员幽州节度使所取代。[55]开元五年（717）玄宗收复营州，并增设平卢军于营州后，营州开始分担幽州在东北边境防御中的重任。因此到天宝时代之前，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并携以平卢节度使的格局正式形成了。

玄宗的开元时期（713—741）是唐朝在东北边境的军事形势逐渐走出低谷的时代。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即开元四年（716）自武后朝以来即为东北边患的突厥默啜去世，于是趁突厥丧乱之际，原本附属突厥的契丹、奚两蕃再次归顺唐朝。玄宗遂于第二年重置营州，以处内附的契丹、奚等部落：

（开元五年）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宋）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56]

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57]

陈寅恪先生很早便指出，随着突厥的衰乱，大批的东北外族迁移到河北境内，河北就此成为一脱离汉化的胡化区域。这是此后具有粟特种族特征的安禄山得以崛起，并被玄宗赋以东北诸镇重任的主要原因。[58]关于陈氏的论断，彼得森（CharlesPeterson）提出了他的质疑，他认为，陈氏所列出的关于河北“胡化”的证据其实并不是整个河北，而只是边境地区而已。[59]现有的资料基本证实了这一看法，边境地区的幽、营二州才是当时河北蕃族聚居最集中，也才是“胡化”特质最明显的地区，因为此二州内设有大量处置内附蕃族的羁縻州。[60]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在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前，河北地区处置内蕃的羁縻州主要设置在营州。但随着营州的陷落，原在营州界内的羁縻州多数暂迁至河南的淄、青、徐、宋一带，到中宗神龙（705—707）年间又悉数北还，寄置于幽州境，改隶幽州都督。此后幽州境内的羁縻州还有增加，直到天宝初。于是幽州成为河北设置羁縻州最多的地区。[61]并且随着大量羁縻州的内迁幽州，蕃族在幽州当地的总人口中也已占相当高的比例。[62]营州在开元五年复置后，亦有羁縻州的设置。[63]而且从其复置以后的人群族属与文化来看，内附的蕃族已成为主体[64]，并且，胡化的特质似较唐代初期更为明显。[65]蕃族内附最重要的形式便是以部落的形式归附唐朝，而羁縻州则成为接纳这些部落最重要的组织。为了更为直观地了解这一玄宗时代河北边境地区的移民形态，同时也为我们下文的论述作铺垫，兹举三例：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讷干，父路俱。开元中，饶乐府都督李诗率其部落五千帐，与路俱南河袭冠带，有诏褒美，从居蓟。武俊初号没诺干，年十五，能骑射。上元中，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宝臣裨将。[66]

张孝忠，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授鸿胪卿同正，以孝忠贵，赠户部尚书。孝忠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阿劳，孝忠本字；没诺干，王武俊本字……安禄山奏为偏将……禄山、史思明继陷河洛，孝忠皆为其前锋。史朝义败，入李宝臣帐下。[67]

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附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发，墨（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称于北陲。公（即康阿义）即衙官之子也……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安禄山）奏公充部落都督，仍为其先锋使。[68]

森部丰先生的研究已经指出，设置于开元二十年（732）幽州境内的羁縻州归义州应该就是为了安置王武俊所属的契丹怒皆部落，同时我推测可能还包括张孝忠所属的奚族部落。而天宝元年（742）设置的凛州，则是为了安置由突厥处归顺唐朝的粟特康氏部落。[69]

其实，安禄山本人也是在开元四年突厥势衰后逐渐迁入幽、营一带的，虽然他远没有上述诸人那样显赫的家世。而当其于张守珪时代（733—739），被身为幽州节度使的前者提拔为捉生将，开始在河北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时，河北地区的这种以边州军镇为第一道防线，燕南团结营为第二道防线，以幽、营羁縻州为代表管辖着大量内附蕃部的军政构造其实已经形成了。它们同辖于经开元时代军事力量已大为提升的幽州节度使麾下，并携以平卢节度使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