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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第4页）

总之在河北，一种早在安禄山崛起之前就已形成的具有地域差异的军事构造，不仅直接为此后的安禄山军团所继承，影响着它们在安禄山叛乱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担负的不同使命，也直接左右着河北地区在叛乱时代的政治地理走向。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会赞成彼得森先生的这个说法：

以下的这张示意图就是我们从地域差异的角度考察安禄山军团，以及它们在叛乱中所扮演角色的展示：

至德元载十月，为安禄山成功平定燕南的史思明返回博陵，史称其：“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109]史思明利用郡置防兵及胡汉杂驻的形势控制住了燕南，其本人也在此后继续留镇河北。至此，河北的勤王势力除了平卢军以外全部被安禄山清除了。而刚刚遭受重创的平卢军暂时还无法对史思明控制的河北造成威胁。安禄山现在总算结束了他在河北的危机，但是，他已经不可能亲眼看到河北收复的局面了。因为三个月后，在洛阳的安禄山就被其子安庆绪所弑。于是，伴随着勤王势力与团结兵时代在河北的终结，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叛军也将进入后安禄山时代。

[1]《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2]《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3]《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4]《全唐文》卷341颜真卿《摄常山郡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赠太子太保谥忠节京兆颜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颜杲卿神道碑铭》）。

[5]《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

[6]严耕望先生在论述此陉的重要性时曾说：“此陉道虽艰险难行，然此一带太行山脉南北数百里地段中，仍仅此处断陉为唯一可行之大孔道，故见史二千年来，山西河北之中部之交通一直以此道为主线。”（《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四二《太行井陉承天军道》，第1455页）此地即当东西交通之要，故“一军守此，即断东西之路也”（第1453页）。

[7]史称在安禄山叛乱之初担任太原尹（北京副留守）的杨光翙是杨国忠的亲信，他在安禄山起事伊始，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为安禄山劫杀。（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8]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正文及《考异》。

[9]《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10]《安禄山事迹》卷中称：“杲卿本以才干，禄山奏为常山太守。”（第97页）

[11]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引《河洛春秋》。

[12]《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资治通鉴》此条在“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前还记载：“使其将安（张）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安禄山此时以安忠志守土门之事只见于《资治通鉴》中。不过《资治通鉴》此说恐怕并不正确，因为安忠志是安禄山此后攻打河南的前锋。[《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癸巳，禄山陷荥阳，杀（太守崔）无诐，以其将武令珣守之。禄山声势益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实际上，安忠志守土门差不多应该是一年以后的事请，《资治通鉴》此条应该是误把一年后之事系于此处。如果安忠志是守土门的将领，那么与下文说的以李钦凑守井陉口的记载就矛盾了。即使以李替安，那发生的时间也太紧凑，可能性不大。

[14]《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据《颜杲卿传》作“放散土门兵”，《安禄山事迹》卷中则作“以并其兵”（第97页）。本文采《安禄山事迹》一说。《通鉴考异》已辨：“盖禄山留精兵百人以为钦凑腹心爪牙，其余皆团练民兵胁从者耳。”故颜杲卿在诛杀李钦凑及其党后，得以合并井陉之众。

[15]《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资治通鉴》此段文本的史料来源尚不清楚，其称何千年向颜杲卿建言“俟朔方军至，并力齐进……今且宜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因使人说张献诚……”云云。按其时朔方军的统帅是郭子仪，而玄宗“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事在天宝十五载正月（见《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正月”条）。何以何千年在上月就会提出“宜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之说。也正因这一矛盾，我们对何千年建言的真实与否就要打个问号了。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疑问就是，颜杲卿是否以朔方军将东出井陉的舆论来影响其时的河北诸郡。据《全唐文》卷341颜真卿《颜杲卿神道碑铭》的记载：“（颜杲卿）遂绐以荣王琬、歌（哥）舒翰官军二十万入土门告于列郡，遂使郭仲邕诈为先锋，以中官领御骑六十，徇以南诸郡。”这一记载与《通鉴考异》引《肃宗实录》的记述，即“杲卿之斩钦凑等，因使徇诸郡，曰：‘今上使荣王为元帅，哥舒翰为副，征天下兵四十万，东向讨逆。’”大致是相同的。当然，即使有何千年建言一事，这两份资料也不可能提及。但它提醒我们，颜杲卿可能并不是以朔方军，而是以荣王琬和哥舒翰的军队将出井陉来宣告列郡的。虽然《考异》以为：“按实录，癸卯（19日），始命翰为副元帅，计丙午（22日，即《资治通鉴》所定颜杲卿斩李钦凑日），常山亦未知。今不取。”《考异》之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姑且不论丙午日常山是否知此消息，但丙午日后的数日，常山还是有可能知此消息的。也就是说，颜杲卿向列郡发布此消息的时间也并非一定要在丙午日，晚几天也说得通。由于此一问题目前尚难定论，本文在这里暂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但也保留疑问。

[16]《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资治通鉴》“六郡”之说当据《新唐书》卷225上《逆臣上·安禄山传》。但据《颜杲卿神道碑铭》的记载，邺郡已归顺唐廷。此外，北边的妫川（妫州）、柳城（营州）二郡此时也应在安禄山的控制之下。《安禄山事迹》卷中称：“是时，河北十五郡皆杀贼官吏以归国。”（第97页）《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下·颜杲卿传》亦言：“时十五郡皆为国家所守。”与《资治通鉴》等十七郡之说略有不同。

[18]《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19]《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20]《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正月”条。

[21]参见《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正月”条《考异》。虽然在上年十二月已有动向，但颜杲卿正式宣布起兵当在这年正月一日（乙卯），因为安禄山就是在这一天称帝改元的。而在颜杲卿正式宣布起兵后的八日（壬戌）、九日（癸亥），或《颜杲卿神道碑铭》所载的六日，常山就被攻陷了。

[22]常山失陷于史思明、蔡希德两人之手，但在人物传记、碑志以外的《实录》文献，如《旧唐书·玄宗纪》中，只是将此事归于蔡希德的名下。由于史思明是此后取代安氏父子的叛军首领，所以人物传记的作者可能更倾向于将此事归结为是史思明所为。不过《实录》系统的资料应该是更为可靠的，而就中只提及蔡希德一人，可能正说明了史思明此行的目标主要还是范阳，因此叛军在常山方面的负责人其实主要是蔡希德。不过正如《旧唐书·史思明传》所揭示的，史思明在此后因要不断征战河北，所以代其留镇范阳的是安禄山的其他将领，不过可能不是向润客，而是《资治通鉴》所说的牛廷玠。但史思明可能回过范阳，而且还在那里补充了军队，并协同李立节一起南下，会合其时还在常山的蔡希德引兵攻击河北州郡之不从者。因为《安禄山事迹》卷中在记载史、蔡二人攻常山时只说：“（禄山）乃遣其党史思明、蔡希德以平卢步骑五千攻常山。”（第98页）其中不仅没有提及李立节，而且攻击常山的兵员也只称“平卢步骑五千”，与《资治通鉴》所说的“蕃、汉步骑万人”相差甚大。[《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还云：“（安禄山使）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北击常山。”就中人数可能也有夸大]我推测后者当是史思明征兵范阳后的结果，而且《资治通鉴》确实将史思明、李立节攻常山一事系于范阳兵变事后，并且在攻击常山之前，又有“击博陵”一说。

[23]《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正月”条。

[24]《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下·颜杲卿传》。《安禄山事迹》卷中漏载“赵郡”（第98页）。

[25]《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二月”条。有关李光弼此次所率军队人数，《考异》已引《玄宗实录》和《河洛春秋》有所辨析。《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的军队人数记载亦与两者略有不同，其曰：“初公以朔方马步八千人出土门。”此处采《资治通鉴》之说。

[27]《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四月”条。

[28]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2页。

[29]《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有关“嘉山之役”的时间各书记载略有不同，参见《资治通鉴考异》该条及《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8页）等。《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亦作“六月”。此处从《资治通鉴》之说。

[30]《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安禄山事迹》卷中将安禄山诟责高尚、严庄之事系颜杲卿传檄河北归顺后，但据其中所言“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哥舒翰拥兵潼关”（第97页）等语看，此事恐怕应如《资治通鉴》《旧唐书·安禄山传》《新唐书·安禄山传》《旧唐书·高尚传》所记载的，在常山为李光弼收复后更恰当些。至于是否如《资治通鉴》《安禄山传》所说的，正发生在安禄山听闻嘉山一役后，还不好确定，因为嘉山一役与叛军攻陷潼关的时间相当接近。不过我在这里暂从《资治通鉴》的说法。

[31]《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8页。但参见《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除了并海七郡及之前已为唐军收复的魏、信都二郡外，现在只能补充平山[即常山，据《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载：“（天宝十五载三月）己亥，改常山郡为平山郡。”《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亦载：“十五载曰平山，寻复为恒（常）山。”平山复为常山的具体时间史书阙载，《颜鲁公行状》中称“平山”]、赵二郡。推测十三郡中的其余二郡可能指平卢军控制的柳城和北平。

[32]据《全唐文》卷336颜真卿《皇帝即位贺上皇表》中“臣真卿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贼陷潼关，驾幸蜀郡。李光弼、郭子仪等正围博陵郡，收兵入土门。’”郭、李撤出井陉的时间可能是六月二十七日。

[33]《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34]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涉及的地理概念作一界定。本文中的“燕南”地区主要指幽州以南的河北中南部地区。而相对“燕南”的河北北部地区则称为“燕”及“燕北”，大体而言，就是幽、蓟、妫、檀、营、平、安东都护府所在的“边州”。（有关唐代文献中“边州”所指，可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8页。虽然在《六典》与《会要》中，“边州”都没有包括幽州，不过这当是由于幽州的政治军事地位颇重，所以在“要州”而不在“边州”之列。不过从地理位置上讲，我还是同意孟宪实先生的看法，可以把幽州归入边州的范畴。这样划分，同样也是出于便于本文的分析考虑。）其中，“燕”与“燕北”的划分大致可以燕山为分界。尽管在实际地理位置上，幽、蓟、平诸州是在燕山以南，因此从地理角度而言，也可称为“燕南”，但考虑到唐人常直称幽州为“燕”或“燕地”，所以我们姑且将这一地区称为“燕”。而燕山以北的妫、檀、营诸州称为“燕北”。同时，燕北地区与我们下文将要涉及的“山后”地区在地理概念上基本也是吻合的。（史念海先生以为蓟、檀二州在唐代的实际北界当都在燕山以北[见《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我赞同这一看法。但考虑到蓟州原由幽州分出，而檀州在唐末文献中常被归入“山后”范畴，所以我将蓟州归入“燕”，而“檀州”归入“燕北”。这样的划分，主要是基于相关概念的地理所指在整篇文章的分析中能够保持前后一致，不至于引起一些指涉上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