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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帝国的东北地区（第1页）

第四节帝国的东北地区

在上节中，我讨论了河朔三镇军政体制在一个半世纪中的演变情况。我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篇幅来审视河朔藩镇内部的发展，是想指出，对于后者而言，在晚唐宣武与河东这两股外部势力崛起前，三镇内部的矛盾才是主导它们各自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于河朔藩镇的发展而言，唐廷的角色是失位的。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与河朔藩镇间的矛盾也不断在产生着，甚至发生过“四镇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正如人们早已注意到的，唐廷与河朔的冲突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了。传统的解释常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由于唐廷无力取得对河朔战役的实质性胜利，因此被迫逐渐放弃了对河朔的控制权，于是只能默认与纵容河朔的半独立状态。[1]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唐廷对河朔的“放弃”，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唐廷也是在主动“放弃”河朔。这种“主动”放弃的背后，关涉的是唐廷对河朔的一种政治心态与理念的变化。本节的任务，就是要梳理这一政治心态变化的过程，并且，寻绎其演变的线索。同时我们也将看到，正因为这种政治心态与理念的变化，原本与唐廷关系颇为相似的河南与河北，最终会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甚至，同样是在河北，河朔三镇未来的发展也将有所不同。

一、唐朝的入场与退场

安史之乱结束之初的代宗一朝，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姑息”河朔藩镇的时代。不过早有学者指出，其实代宗朝政治矛盾的重心，已由唐廷与安史余部的矛盾让位于宫廷斗争，及唐廷与关中军阀以及与西部吐蕃的较量。因此，所谓“（李）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是与“属（仆固）怀恩反，边羌挐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2]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矛盾转向相关。并且，这种“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的状况也不止于河北一地，史称：“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3]换言之，代宗朝的“姑息”政策也并非仅针对河北，包括河南在内的诸多地区都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象。

不过，代宗一朝宽容藩镇的态度，可能确实坚定了这些藩镇擅地自袭的决心。而原本还心存芥蒂的两河藩镇，也至晚到大历末年，在出于为子孙作长远计的现实考量下，开始冰释前嫌。于是当大历十四年（779）初，在田悦接任伯父田承嗣的魏博基业时，成德、淄青两镇就屡为田悦的即位向朝廷请命。甚至连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也加入了这一递相胶固、联结姻好、“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联盟中。

向这一联盟发起挑战的是德宗。德宗的即位，真正拉开了唐廷在安史乱后重振权威的序幕。建中二年，德宗乘成德旧帅李宝臣去世之机，决定裁抑两河藩镇。据说德宗坚决反对李惟岳的袭位要求，是基于以下的一番理由：

贼本无资以为乱，皆借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4]

显然，这番表态针对的已不仅是成德，“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成德、淄青、魏博、襄阳“四镇”都是德宗“欲革前弊”的对象。而德宗所“欲革”的“前弊”，除了是要收回“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的藩镇特权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更革节帅之位私相授受的传统。而我曾在第一章中推测，德宗在当时之所以没有打击半独立状态与“四镇”实质上并无区别的幽州和淮西，很可能只是因为，节帅的世袭传统已在当镇内部遭到破坏的两者，没有加入“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四镇联盟中。

不过，尽管“四镇”都是德宗意欲打击的对象，但正如前文所言，其视山南东道仍旧是可以招抚的对象，而于两河三镇则没有回旋的余地。其实从史料中来看，对于招抚还是讨伐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唐廷内部的争论还是颇为激烈的。德宗与宰相杨炎的冲突以及此后杨炎的罢职，部分地就和这一政见不合有关。但是，对两河三镇的讨伐，史料则并未显示出朝臣与德宗有何太大的政见出入。虽然对于是否任命李惟岳接任成德节帅，《资治通鉴》也称：“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5]但这一谏言究竟出于何人之口，又有多少人向德宗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资治通鉴》并没有记载。因此，相关史料的这一疏忽或沉默反倒可以说明，也许在对待两河三镇的问题上，朝臣与德宗的政见更多是一致的。

德宗讨伐两河的执着，也直接促使了两河反唐联盟的巩固。按“四镇之乱”的导火线原本只是唐廷与成德间的问题，但魏博、淄青却在唐廷拒绝李惟岳袭位之初便“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6]。个中的原因，魏博节帅田悦在洹水失利、败奔魏州，大集军民时所说的一番话，也许能够说明问题：

“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提出城降马仆射（指马燧），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己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愿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7]

而田悦辄拒朝命的行为即使被其某些将领视为“以逆犯顺”[8]，却也终究不如“举兵徇义”之情更能被这些将领所接受。也就是说，维持三镇间联盟交好的政治心态，在两河有其广泛的军民基础。而这种三镇相结的情节，实际上也曾直接影响过李惟岳对唐廷的态度。史称当李惟岳邀求旌节不成，面对田悦与李正己的使者时，

（成德判官邵真）泣谏曰：“先相公受国厚恩，大夫衰绖之中，遽欲负国，此甚不可。”劝惟岳执李正己使者送京师，且请讨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则旄节庶几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结好二十余年，奈何一旦弃之！且虽执其使，朝廷未必见信。正己忽来袭我，孤军无援，何以待之！”惟岳又从之。[9]

通常来说，德宗讨伐“四镇之乱”的失败常被归因为其对有功藩臣的封赏失当。不过这于一个汲汲于革除藩镇割据之弊的君主而言，并不难想象。而当建中三年初，随着李惟岳被杀，“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时，在朝廷中弥漫的也确实是一种“谓天下不日可平”[10]的乐观气氛。所以，手诛李惟岳的王武俊会敏感地觉察到“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11]。而为田悦游说幽州朱滔的判官王侑、许士则诸人则讲得更直白：

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指朱滔）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12]

所以说，藩镇的“承袭”与否，一直是德宗与两河等镇纠结的根源，唐廷与旧四镇间的战事由此打响，新四镇相结的叛乱联盟亦由此再度成立。

而我们也发现，即便当河南、河北统统卷入战争，甚至当建中四年夏秋之际，翰林学士陆贽向德宗呈上《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河朔诸镇）意在自保，势无他图。加以洪河、太行御其冲，并、汾、洺、潞压其腹，虽欲放肆，亦何能为？又此郡凶徒，互相劫制，急则合力，退则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无越轶之患……（淮西李）希烈忍于伤残，果于吞噬，据蔡、许富全之地，益邓、襄卤获之资，意殊无厌，兵且未衄，东寇则转输将阻，北窥则都城或惊。[13]

德宗也依旧没有放弃其遣重兵于河朔、全面打击两河的策略。而这一切，要直到不久后“泾师之变”的爆发才有所更革，伴随着的则是德宗对河北、河南藩镇的全线赦免。

和其祖父相似，永贞元年（805）即位的宪宗也是在成功打压了京畿周近以及南方的藩镇后，开始与两河藩镇较量的。巧合的是，作为两者交锋导火线的，依旧是成德镇的节帅更替。史称元和四年（809）四月：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成德旧帅）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14]

宪宗的初衷和德宗颇为相似，即不仅想要实现两河藩镇“输二税、请官吏”的义务，而且意欲更革其世袭的积弊。但是，虽然和德宗一样，宪宗在之前也已经取得了制裁其他藩镇诸如西川和浙西的巨大成功，但其制裁成德的想法却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无论是外廷宰相还是内廷翰林学士们的质疑，以至于对此事是“议久不决”[15]。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其时翰林学士李绛对此事的态度：

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易定张）茂昭有请，亦恐非诚……（若）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16]

上又问：“今（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议者皆言‘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要失’。如何？”（李绛）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时（淮西）吴少诚病甚，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衅，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17]

李绛的想法与他的前辈陆贽有相似之处，即不仅从河北的传统出发，质疑更革河朔世袭之弊的可行性，而且也同样将淮西与河北区别对待。只不过与陆贽侧重于淮西对帝国的威胁不同，李绛则因淮西“四旁皆国家州县”的地理环境，决意讨伐淮西的态度更积极。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归功于德宗在“四镇之乱”后调整河南政治版图的成果。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德宗所改变的河南政治地理格局，已经逐渐影响并改变了士人对淮西与中央关系的认识。尽管就军政体制的“事体”而言，淮西与河朔藩镇其实并无太大“不同”。

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宪宗与诸学士就成德事宜的商讨，时间从四月一直持续到了七月。并且到七月的时候，宪宗的态度已有一定程度的让步，这是宪宗对成德的第一次让步，即虽然要求成德效仿之前的淄青，实现“输二税、请官吏”的义务，也要求成德分割德、棣二州以献朝廷，但还是承认了士真之子承宗的成德继承权。[18]尽管宪宗此后仍发动了对成德的两次征讨，以及讨伐淮西的战事。而且对成德和淮西的战役朝廷中均有反对或者要求罢兵的声音，尤其在元和十一、十二年，宪宗“南北之役俱兴”时罢兵的声音更大。但总的来看，无论是走强硬路线的宰臣还是宪宗本人，对淮西之役的态度一直还是比较坚决的。而即便那些声言罢兵的保守派，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主张先淮西、后成德。但是对待成德的战役，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多了。而宪宗本人对是否要征讨成德，以及对魏博的节帅任命，甚至在淮西平定后处理常被归于河朔之列的淄青，他的态度也往往前后不一致。对成德和魏博，宪宗最终采取的还是保守策略。而原本亦可能被等同视之的淄青，则是因为李师道的不谙世事而遭到了宪宗的除讨。只是淄青所处的河南地理环境，以及当时淮西已平，魏博、成德已降的大背景，使得宪宗讨伐这个当时唯一跋扈的河南藩镇，并没有遇到什么舆论压力。而战事的进行与善后的工作也可以做得比较彻底。

对比德、宪二帝对两河藩镇的战事，我们可以发现，宪宗君臣比较早地就意识到“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无法一蹴而就，因此，相较于德宗兴师河北时的意气奋发，宪宗对待河北藩镇其实是更委婉妥协了。于是宪宗“元和中兴”的成功，自然也就不是建立在完成这个曾经让德宗孜孜以求的目标基础上的。不过，尽管宪宗君臣对待河朔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妥协了，但他的强硬却被用到了淮西——这个在德宗初年还并不太被后者视为眼中钉的河南藩镇身上。换言之，相较于对讨伐河北态度更为坚决的德宗朝，宪宗朝在意的重心已变成了河南。

而对于此后即位的穆宗及其臣下来说，也许正是没有意识到宪宗“元和中兴”在河北的成功，其实恰是以向河北藩镇妥协为代价来实现的，因此当他们再一次试图将河南、河北等同视之，并且以强硬的措施加之于河北三镇时，他们发现，唐廷现在连宪宗时代所取得的对河朔藩镇的主导权都已经丧失了。

文宗一朝可能是确立唐廷与河朔关系新定位的关键时期。表面上看，文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向位于河北的横海镇用兵，显示了唐廷对河北的再度强硬。不过，文宗的用兵横海与其曾祖、祖父当年讨伐藩镇的背景有很大不同。就文宗本人而言，作为安史之乱后首位不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皇子，文宗本是在不久前敬宗暴毙后的宫廷倾轧中意外即位为帝的。并且，其父穆宗，尤其是其兄敬宗的骄诞荒怠，也是五六年来朝野共知的事情。所以，文宗以一种欲革穆、敬两朝之弊的面貌登台，在登基伊始已因“励精求治，去奢从俭”的种种宫廷举措赢得“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19]的美誉后，再着眼于地方，拿姑息藩镇的敬宗朝所遗留的横海问题开刀，自然有其树立政治合法性与权威的意味在内。

而就文宗此次意欲讨伐的横海镇来说，作为河北藩镇中影响力最弱的横海，其在宪宗平定淮西后就已经结束了世袭的传统，此后的节帅任命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另外我们须注意，尽管敬宗在位的两年对藩镇颇行姑息之政，比如此前一直没有世袭传统的泽潞镇，就在敬宗朝被唐廷首肯了刘从谏继任其父刘悟的泽潞节帅之位。同时，幽州镇的节帅人选也是由内部产生的。[20]但是，敬宗朝大臣对于宝历二年（826）三月横海节度使李全略死后其子李同捷擅领留后的举措，却一直没有在名义上给予承认。其实此事发生的时间甚至还略早于上述的幽州军乱。这就是《资治通鉴》在大和元年（827）二月文宗即位改元后记载的：“李同捷擅据沧景，朝廷经岁不问。同捷冀易世之后或加恩贷。”[21]换言之，敬宗一朝终究没对这个位于河北东部的藩镇实施“恩贷”。所以，文宗随后在调任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不成后对其的征讨，也是颇为自然并在朝廷中没有太多争议的。而如果说对横海的讨伐，文宗还是比较坚决的话，但他是否在用兵之初就决定此后征讨作为河北重镇的成德，或者意欲趁势收复另一个大镇魏博，却还很难说。

其实文宗即位后唐廷与河北的关系颇为微妙，双方都处在一种互相试探的境遇中。文宗固然已决意讨伐横海，但因其时河南收复未久，河北诸帅又多是长庆复叛后登台的人物，所以朝廷在当时确实还“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22]，所以在讨伐横海之前，唐廷对魏博史宪诚、卢龙李载义、成德王庭凑，甚至平卢康志睦都予以加官。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对于经历了穆、敬两朝后的河朔三镇来说，自安史之乱后统治三镇的传统家族——幽州的朱氏、成德的王氏（王武俊一族）、魏博的田氏，也已经全部退出了当镇的统治层。换言之，文宗朝初期统治河朔三镇的，都是刚刚即位不久，也就是根基尚不稳固，彼此间未有世交关系，甚至是逐杀本镇原统治家族的新藩帅。因此，究竟是依然延续德、宪时代所奠立的河朔交好的传统[23]，为李同捷求领节钺，还是协助此时看来态度颇为强硬的唐廷讨伐横海，从三镇的立场而言，可能也还得走一步看一步。于是我们看到，河朔藩镇间的关系在文宗朝初期，现在也出现了一个与德、宪时代不同的转变。那就是互相保援的河朔联盟，随着三镇新藩帅的上台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长期交好的成德、魏博两镇，更因为横海之役的爆发而兵戎相向。作为与横海李氏有姻亲关系的魏博史宪诚，在屡有徘徊之后反倒是站在了唐廷一边，而成德的王庭凑则坚决支持李同捷的世袭并发兵相助。

不过，史宪诚和王庭凑可能都高估了文宗的政治抱负和能力。因为对资历与实力均不算太强的横海的讨伐，唐廷也进行了三年才“仅能下之”[24]，而且还导致了“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25]的局面。另外，横海之役的结果也并没有加强唐廷在河北权威的树立，因为就在战役结束前夕，文宗首肯了位于河北西部、此时处于勤王一方的义武军节度使的内部推任。[26]而对于横海之役后本已投诚，并且尚有唐军屯驻当地的魏博，文宗在面对反抗被唐廷分割，并且已诛杀奉表入朝的旧帅史宪诚、自除新帅的魏博军士时，也只能认可其兵变事实。史书说，这是因为“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27]。于是，当“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时，文宗很果断地就“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28]。而这与其说是文宗为大和初年的河朔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倒不如说，文宗只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体面的下脚台阶。

文宗朝此后大部分时间对河朔藩镇的态度，可以用杜牧“修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29]的话来概括。无论是大和五年（831）、八年（834）幽州的两次逐帅，还是八年底成德王元逵的继承父职，唐廷都不再进行干涉。甚至在开成三年（838），面对宰相与藩帅本人都不认可享有世袭“故事”的义武镇的军乱，文宗却还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消极态度。[30]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大和五年正月幽州牙将杨志诚逐其主帅李载义一事。据说李载义被逐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文宗闻之惊，急召宰相”。我们知道，此次幽州军乱距文宗讨平横海才一年半，而随着此前一直忠奉唐廷的李载义的被逐，现在河北除了横海（已改名义昌军）[31]外，其余四镇的节帅实际上都是自擅帅位者。不过，文宗惊忧的心情很快就随着宰相牛僧孺下述的这番著名言论烟消云散了：

时牛僧孺先至，上谓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臣被召疾趋气促，容臣稍缓息以对。”上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得失系国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寻以嘉王运遥领节度，以志诚为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寻改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