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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元帅的时代（第1页）

第二节元帅的时代

乾元元年（758）初，在两京得以收复，玄、肃之争也以肃宗的胜利告一段落后，肃宗开始对全国的军政体系进行调整[1]，这一年也成为帝国在乱后确立其新政治格局的开始。河南是此次军政体系调整的重点地区，考虑到两年以来地方军阀逐渐坐大的现实，以及河南即将成为朝廷经营河北的行营所在地，这一年年中，河南开始设置多个节度使辖区。由于这些节镇在很大程度上又同时是为配合战局发展而设置的，因此其建置与节帅人选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的特点。[2]自宋代以来，学者对于包括河南在内的藩镇建置与节帅任命已有相当系统的考证与梳理[3]，但除去由于原始资料的问题导致这些基础性工作仍存在不少错讹外，这些研究或是表地，或是表人，而且均以单一的藩镇为立目对象，因此对于理解建置、人员、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都急剧变化的河南政治形势提供的帮助相当有限。而有关安史之乱后期河南政治形势的研究目前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力图将节镇建置调整与人员变化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同时，当原本统辖数十州的河南节度使退出政治舞台后，河南的问题将不再由一个节镇所主导，对所有这些节镇都给予一定的重视，尤其是重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将成为我们考察的重点所在。[4]另外，安史之乱在此时还没有结束，而河南仍将是与叛军作战的前沿阵地。但与安禄山南下的时期不同，此时的唐廷毕竟已经回到了长安，在与叛军的对峙中不会像叛乱初期那样被动。事实上，回到长安的新政府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制定讨叛策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河南组建行营。于是我们将发现，这一时期河南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动将与行营的组建和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而行营调整的标志就是元帅的任命与更迭。于是，依循着元帅的设置来探讨此时河南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就将成为我们论述的主线。

一、九节度的时代

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第一次调整发生在乾元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如上所说，这年五月，崔光远代替张镐出任河南节度使，而张镐则调任至荆州。与此同时，原荆州长史季广琛被诏赴河南行营会计讨贼事宜。八月，河南方面的战略部署基本完成，这就是《旧唐书·肃宗纪》所载的：

壬寅，以青徐等五州节度使季广琛兼许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兼汴州刺史。以青州刺史许叔冀兼滑州刺史，充青滑六州节度使。

（九月庚午，以）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

庚寅，大举讨安庆绪于相州。命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豫）节度使季广琛等九节度之师[5]，步骑二十万，以开府鱼朝恩为观军容使。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河南政局的调整明显是针对即将开始的相州之役而进行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即使《实录》这样的原始资料，在关于这一时期河南地区几大节镇领州的记载中就已经存在不小的矛盾。[6]事实上，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统军较辖地更为重要，而分镇是为统军服务的。如以上述许叔冀的情况来说，旧纪既称其为青滑六州节度使，又称其为滑濮节度使。实际上，许的势力范围只是在滑濮一带，甚至可能仅限于滑州，其之所以还被冠以统辖青、密等州的名号，只是说明许此时统辖由青、密诸州抽调赴河南行营讨贼的士兵，这才是滑、濮与青、密、登、莱这两块在地理上毫不接壤的地区会被安在同一个节度使名号下的原因。因此，称许为青滑六州节度使可，称其为滑濮节度使亦可。所以，虽然史料提供的有关这些节度使的名称或辖区的记载也可能存在错误，但我们也大可不必对此作咬文嚼字似的考证或理解，否则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

如果对上述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一番辩证地挑选，那么三位节度使的刺史号将是值得注意的内容。许叔冀在当时被任命为滑濮节度使，治滑州，其军事辖区在河南中北部，与此次讨伐对象安庆绪控制的卫、相、魏等州仅以黄河相隔。就实力和战略地位而言，许都是河南这几位节度使中最强也是最重要的。况且滑州是许的根据地，差不多与张巡同时，许在滑州也曾经与叛军对峙了一年左右[7]，培养了相当不俗的部曲，所以肃宗特意让许统领青州方面来的军队，自然是有这方面考虑的。崔光远以河南节度使的名义继承了张镐原来的军队，理所当然驻屯汴州，但其势力范围较先前的河南节度使已小不少，但河南中部一带还是理应在其控制范围内。季广琛为郑蔡（豫）节度，治许州，其军事辖区是河南西部紧邻东京的地区。季广琛的身份比较特殊，其是一年前随永王李璘南下的大将，后来率领了一大批军队离开了永王，这是导致此后“永王之乱”很快被平息的一个重要原因。[8]在几经调任后，季广琛此时来到河南，其此前的军队可能随之一起调任。其实我推测襄邓节度使鲁炅名下的“淮西”之衔应该是属于季广琛的[9]，不过既然《实录》称季广琛为郑蔡（豫）节度，又明记其治所在许州，本就说明唐廷此时战略部署的重点在河南。

上述安排显示出，河南政局的此次调整，重点在中、西部，这当然与这一地区紧邻安庆绪盘踞的相卫一带这一地缘因素有关。因此唐廷在九月任命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便只是一个具有策应意义的任命。不过能的实力也不能小觑，他是安庆绪曾经委任的北海节度使，在他于乾元元年初以所部投降唐廷后，立即被委以“河北招讨使”[10]一职。其实在当时的河南东部，唐廷除了对能元皓有所任命外，对另一些将领，如李铣、殷仲卿、孙青汉等人可能也有所安排。在其时郭子仪向肃宗所上的《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中，就对当时的战略形势有过以下这番陈述：

臣伏请平卢兵马及许叔冀等军郓州西北渡河，先冲收魏，或近军志避实击虚之义也。伏惟陛下图之，遣李铣、殷仲卿、孙青汉等军逦迤渡河佐之，收其贝博。贼之精锐，撮在相、魏、卫之州，贼用仰魏而给。贼若抽其锐卒渡河救魏博，臣则请朔方、伊西、北庭等军渡沁水收相、卫；贼若回戈距我两军，臣又请郭口、祁县等军蓦岚驰，屯据林虑县界，候其形势渐进，又遣季广琛、鲁炅等军进渡河，收黎阳、临河等县，相与出入掎角，逐便扑灭，则庆绪之首，可翘足待之而已。[11]

叛军的主力不在贝、博，因此李铣、殷仲卿等人的“渡河佐之”自然也只是一种策应。而与能元皓一样，他们虽然可能也被赋予讨贼之职，但同样也不在九节度之列。

二、郭子仪的元帅时代

九节度围攻相州的战役在三个月后遭遇失败，到了乾元二年（759）三月，河北南部已落入取安庆绪而代之的史思明之手，史兵锋所及甚至已迫东京。于是，郭子仪以唐军主力朔方军断河阳桥南保东京，其余节度则大多溃归本镇。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改变了不设统帅的局面：

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河南等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权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12]

而河南的军政格局也因之进行了新的调整，这波调整发生在当年的三月到六月间。据《旧唐书·肃宗纪》载：

（三月辛卯，）以滑州刺史许叔冀充滑、汴、曹、宋等州节度使[13]；以郓州刺史尚衡为徐州刺史，充亳、颍等州节度使。

（四月）甲辰，以邓州刺史鲁炅为郑州刺史，充陈、郑、颍、亳节度使[14]；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刺史，充青、淄、密、登、莱、沂、海等州节度使[15]；以商州刺史、兴平军节度李奂兼豫、许、汝等州节度使[16]……贬季广琛宣州刺史。崔光远为太子少保。

（五月，）以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以平卢军节度都知兵马使董秦为濮州刺史。

（六月己巳，）以右羽林大将军彭元曜为郑州刺史，充陈、郑、申、光、寿等州节度使。

许叔冀现在由滑濮节度改为滑、汴、宋、曹等州节度，其势力范围已经由河南中北部渗透到中部。这主要是因为崔光远在去年唐军暂时攻克魏州后被任命为魏州刺史，魏州寻为史思明所得，崔光远南逃，不久被贬为太子少师。与许叔冀的任命相关的还有以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平卢都知兵马使董秦为濮州刺史。《资治通鉴》将刘展与许叔冀二人的任命置于同日，并且明言刘是许的副使。[17]史思明重新占领相卫等地后，滑、濮二州自然成了唐军的前沿阵地，因此要配以副使或曾为九节度之一的董秦这样的人物率兵出任方才合适。刘展很快就被调往稍南的宋州，于是这一前线地区后来与史思明对抗的主要是许、董二人。

除了中部外，在河南的这次调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即对尚衡的任命。如上文所说，尚衡是在安史之乱伊始就起兵的义军统帅，也是河南的一大实力军阀。在几经换任后，尚衡在这年四月出任青、密等州的节度使。也就是说，青、密的军队现在正式脱离由来自中部的节度使许叔冀的统辖，真正回归属地。唐廷也在继能元皓统辖兖郓诸州后，于胶东半岛附近设立节度使，统辖更为东部的地区。

最后来说一下西部。西部的变化最为复杂，在相州兵溃的九节度中，来自郑蔡（豫）的季广琛是唯一真正受到贬惩的节度使[18]，他被贬为宣州刺史。季广琛遭贬应该是因为在九节度谋议不同的相州之役中，唐军最后采纳的是季广琛与郭子仪提出的引安阳河水浸城的方案，但该方案并未给唐军带来胜利，因此季广琛就自然成了唐军失利的主要责任人。[19]在季广琛之后，河南西部的节镇划分经过了一些调整。到四月，鲁炅以襄邓节度使的身份兼领了临近的淮西及陈、郑、颍、亳节度使，徙镇郑州。与此同时，豫、许、汝等州则由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领。按兴平军节度本管商、金、均、房四州。[20]《资治通鉴》胡注对此解释为：“李奂时在行营，统豫、许、汝三州。此皆临时分镇，非有一定规模也。”[21]当月，前往郑州途中的鲁炅饮药而死，所以唐廷又不得不以右羽林大将军彭元曜为郑州刺史，充陈、郑、申、光、寿等州节度使，统辖原属鲁炅的河南西部与淮西地区。

三、李光弼的天下兵马副元帅时代

与唐廷调整战略部署同时，史思明在成功控制了河北南部后，重回范阳稳固其根本，朝叛双方暂时处于僵持状态。到七月，郭子仪因鱼朝恩之诟被罢职，肃宗以李光弼代为出任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师，知诸节度行营，赴镇东京。与此同时，河南方面的节帅也略有调整，这次小规模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西部，即《旧唐书·肃宗纪》所称的：

（九月丁亥，）右羽林大将军王仲升（昇）充申、安、沔等州节度使，右羽林将军李抱玉为郑州刺史、郑陈颍亳四州节度使。[22]

鲁炅原来的辖区现在正式分成两块，彭元曜可能已经去世[23]，接替他的王仲昇和李抱玉都是早征疆场的将领。王仲昇现在主要负责淮西部分[24]，而河南西部的郑、陈、颍、亳诸州则由原鲁炅部将李抱玉出任节度使。[25]

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分四道南下，其南下过程与当年安禄山大致相似，即先夺滑、汴，次谋东京。首当其冲的许叔冀、董秦诸人很快力屈投降，史称：

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长芦（沧州属县）为质；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宫（冀州属县）人也。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顷之，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神功将其众来降。[26]

史思明厚待董秦诸人，乃是因为出身平卢军的董秦与史思明一样都是原先安禄山河北集团的人物。不过董秦之将田神功此后并没有遵从史思明令其南徇江淮的命令，而且成功袭杀了南德信，并率其众投降唐廷。田神功的投降阻止了叛军向河南中东部的扩展，当然更不用说南徇江淮了。而跟随史思明西进的董秦后来也投降了李光弼，并在随后被任命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改名李忠臣。许叔冀投降史思明后，汴州落入叛军之手，原来由许统辖的河南中部势力至此解体。

叛军在攻克汴州后，乘胜占领了郑州，并向洛阳逼近。此时，李光弼果断放空了无险可守的东京，固守河阳。因此虽然史思明在当月就占领了东京，其实意义并不大。而唐军主力始终在河阳、怀州一带与叛军激战，双方对峙了一年多的时间，叛军并未占到多大便宜。在河阳等地的战斗中，身为郑、陈、颍、亳节度使的李抱玉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旧书本传称其“固河阳，复怀州，皆功居第一”[27]。正因为朝叛双方的主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集中在洛阳附近，因此在河南其他地区，战斗只是零星地进行[28]，影响并不大。到上元元年（760）十一月的时候，

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29]

战况有所扩大。不过李光弼已在此时收复了怀州，唐军尚保有与叛军在东京一带周旋的实力。不过这种局面没有维持更长时间，到上元二年（761）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重新丢失，唐廷大惧，只得益兵屯陕，而河南局势也真正倒向了叛军一边。

四、李光弼的河南副元帅时代

邙山之败无论对于唐廷还是李光弼，都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败后，李光弼率朔方军进驻河中，不久，李光弼又被调离了河中的朔方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