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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第1页）

第四节平卢系藩镇的解体

唐德宗李适的即位，标志着安史之乱后唐廷重振其威望与权力的开始。虽然德宗的意愿最后因“泾师之变”的爆发而中道受挫，但二十多年后，其孙宪宗李纯却又一次将中兴唐室的意愿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远较其祖德宗更为显著的成绩。我们现在要将河南的政治地理问题放在德宗、宪宗两个时代来一并进行考察，不仅是因为这两个时代唐廷对于河南藩镇的政策具有相似性与连贯性，也因为经过了这样两个时代，安史之乱留给河南的影响也将逐渐淡去，而河南也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时代。

河南的所有这些改变都以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的“四镇之乱”为契机展开。“四镇之乱”是安史之乱后唐廷与藩镇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对于河南而言，“四镇之乱”的意义不仅是它给河南带来了安史之乱后最为严重的一波危机，同时，如果我们将宪宗在元和年间对淮西与淄青的征讨看作德宗之未尽战伐的延续（事实上，从讨伐的初衷与对象上来看，两者确实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将发现，这波战乱也将彻底改变安史之乱后所形成的河南地缘政治结构。当然，在颠覆旧有地缘关系的过程中，一场新的地缘政治构建的序幕也将被拉开，并导致新的政治范式与政治关系的产生。

一、三镇的决裂

虽然河南藩镇与唐廷的关系在大历时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但彻底地分道扬镳则是在德宗即位之后。只要我们稍微翻阅一下《旧唐书·德宗纪》和《新唐书·德宗纪》或《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德宗在即位之初在财政、军事等领域进行的一连串改革所透露出来的颠覆唐廷“宽仁”形象的显著意味，这无疑也给藩镇造成了强硬的印象。然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对于这种强硬印象所造成的震慑，淄青镇的反应相较于其他藩镇似乎来得更为强烈。比如在德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史称德宗诏罢四方贡献及大量宫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1]到了六月，淄青节度李正己又身先他镇，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史又称：

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2]

淄青的敏感可能源于它已经首先意识到了，在德宗强硬政策背后是“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3]这一更深刻的意图。所以当建中元年（780）五月，德宗成功讨伐了“欲自邀旌节”[4]的泾州大将刘文喜，并使时入朝奏事的李正己参佐“观文喜之首而归”后，“正己益惧”[5]。而当不久后，为唐廷在战后恢复财政立下大功的刘晏被德宗赐死后，“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6]

不过，以上这些应该还都不是导致德宗不久后与包括淄青在内的两河藩镇开战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一下德宗在建中二年以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重振中央威望、打压藩镇的意图相当强烈，但实际上直接针对两河藩镇的却并不多。[7]我们认为，真正刺激两河藩镇神经的应该是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德宗坚决不许宝臣之子惟岳袭位之事：

及（李宝臣）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借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8]

《资治通鉴》在这里相当形象地连用了四个“不许”，足见德宗“不欲诸侯子孙专地”的决心之坚。而在《资治通鉴》的作者看来，德宗对成德事件的强硬态度，正是此后三镇“潜谋勒兵拒命”的根源。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事件后，德宗开始了一连串针对两河藩镇的强硬举措：

（正月）丙子，分宋、亳、颖（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9]

二月，德宗发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戍关东[10]，并亲御望春楼宴劳将士。“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11]。史称：

（代宗时，）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及德宗即位……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或传说飞语，云帝欲东封，汴州奏以城隘狭，增筑城郭。李正己闻之，移兵万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扰，羽书警急。[12]

从李正己移军毗邻汴州的曹州来看，借由成德事件引起的朝叛对抗现在正式将河南的两大藩镇淄青与永平推上了对峙的前线。虽然因为战争的需要，永平军内部分出了宋亳颍这一新镇（一个月后它被赐名为宣武）[13]，但李勉也获得了都统宣武与河阳三城两节度的权力，其在河南的势力现在臻于极盛。而在淄青一边，虽然李正己不久后的去世对其应是个打击，但早已被正己培养为继任者的李纳则顺利取得了淄青的军政大权，并追随其父的意愿，继续联合其他三镇与唐廷对抗。

在审视了淄青与永平的情况后，我们紧接着要来看一下另一个重要的河南藩镇淮西在德宗初年的走向。如果说，德宗的即位对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威慑，乃在于它使后者意识到了期以土地、名位传于其子李纳的意愿可能遭到来自前者严厉的阻遏。那么对于在德宗即位前两个月方因驱逐节度使李忠臣而被代宗委以淮西留后的原淮西都虞候李希烈而言，德宗的即位却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淮西藩帅的资格。史料记载在德宗即位的当月，李希烈便由淮西留后被唐廷正式任命为淮西节度使。[14]当年九月，唐廷又赐淮西“淮宁军”之号。[15]旧史认为这正是德宗宠信李希烈的表现。[16]德宗对于淮西的这种优待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淮西并没有参与到淄青、魏博、成德、山南东道四镇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联盟中，这显然是德宗区别藩镇顺逆与否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其次，淮西镇在德宗即位的当口正处于内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逃难至京师的前淮西节度李忠臣当然不可能被再委以节度之职，而拉拢已经掌握淮西实权的淮西留后李希烈则不失为稳定淮西局势的可行途径。并且，淮西的邻镇正是长期倔强不朝的山南东道，对于后者而言，淮西是其周近军事实力最强的藩镇。这样说来，德宗之宠信李希烈，正有借其遏制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出于维持淮西的稳定、威慑山南东道，还是昭示唐廷对于顺命藩镇的优待，前提条件都必须是确保新任节帅李希烈对唐廷的效忠。总体而言，现有史料都反映了德宗对于李希烈的效忠唐室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可能源于李希烈不久前曾经主动退出已占有的汴州，这或许给德宗留下了好感。不过，朝野对任命李希烈之事所透露出来的气氛却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乐观。当李希烈数请兴师讨伐梁崇义时，史称“上对朝士亟称其忠”[17]，李希烈讨伐梁崇义的积极态度无疑加深了德宗对其忠诚的肯定。所以当“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18]。不过前引史料也暗示，德宗也需要借由李希烈的积极态度来不断打消朝臣们的顾虑。

建中二年（781）六月，鉴于数次敦促梁崇义入朝的举措均没有成功，德宗决意对山南东道进行讨伐[19]：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20]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屈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21]

这可能是围绕李希烈的任命，德宗与朝臣间最激烈的一次争论。[22]不过考虑到此时的德宗对杨炎已生隙憾，后者言辞激烈的谏诤未被采纳也在情理之中，并且可能因为这次谏言，杨炎被其政敌卢杞抓住由头而在随后被德宗免去宰相一职。[23]

至此，河南三镇与唐廷的关系已经完全明朗。淄青作为德宗此次讨伐的对象，已由平叛之勋的功臣转向了唐廷的对立面；永平军则一如既往地作为唐室在河南的代言人与依赖者；至于淮西，则是德宗为此次与四镇开战极力拉拢的对象。

二、运路危机

建中二年夏天，“四镇之乱”爆发。这场战争从爆发伊始，就体现出波及面广的特质，因为德宗为与“四镇”作战，几乎调动了全国的勤王军队。同时，一个不祥的征兆也伴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出现，史称：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24]

《新唐书》的一段相似记载为这种不祥的征兆作了注解：

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25]

支持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后勤保障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但这似乎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南北运路的重要据点徐州、襄州、邓州分别被“四镇”中的淄青与山南东道所控制。好在唐廷对山南东道的讨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以李希烈攻克襄州而大获成功，襄邓线的运路就此恢复。[26]不过在东面的永平军一边，李勉都统的军队与淄青的战役则进行得稍显困难，而两者争夺的焦点就是扼守漕运要冲的徐州。

当唐廷与淄青的战端尚未正式挑起前，李正己就已于徐州增兵，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27]。运河改道的原因乃在于李正己占据了位于徐州境内作为“江、淮计口”[28]的埇桥。[29]这样一来，江淮漕运不得不改经淮水西运，沿涡水北上，再承蔡水进入汴州的涡蔡水路。于是，淮涡交汇的涡口便自然成为另一个漕运转输的重地。然而涡口左近仍是徐州的辖境，所以“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30]的困窘局面依然会出现。好在涡口右侧、位于淮水之南的濠州是淮南的属郡，而且德宗特别任命了在江淮一带早有威名的张万福出任濠州刺史，史称：“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31]而为缓解漕运危机，时任江淮水陆转运使的杜佑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开辟秦汉故运路：

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32]

这条运路其实是走长江沿线，经宣州北上和州，由东关（位于和、庐二州交接处的濡须水沿岸）入濡须水，再经巢湖入淝水，陆行四十里，于庐、寿间的鸡鸣冈行舟，最终由寿州上承颍、蔡二水。[33]

总之，由于汴渠南端受阻，漕运只能改走淮涡道或淮颍道，最终由蔡水北上。然而，以上这些都只是被动和临时的举措，徐州掌握在淄青手中终究是唐廷的一大隐患。而以唐廷当时的实力来说，重新夺回徐州似乎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淄青已经在徐州增派了军队，而且还因为此时担任徐州刺史的正是李纳的从叔父李洧。而从史书中的一些细节来看，在唐廷与淄青开战后，淄青确实也略占上风。建中二年十月“李纳寇宋州”的记载暗示了李纳所处的相对主动的位置，因为宋州不是李纳的属郡，而是永平军都统下的宣武军的治所。

不过局势也正在此时发生变化，因为趁李纳对宋州展开攻势之际，其从叔父、徐州刺史李洧举州投降了唐廷，而以此事为转折，唐廷与淄青展开了争夺徐州的激烈战役。唐廷方面，除了李勉所都统的宣武军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率兵投入战斗外，德宗特“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臣将之，与洽、环、澄共救之（指李洧）”[34]。此后的战况表明，这五千朔方军在解围徐州的战役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淄青这边，李纳不仅两次发兵围夺徐州，并且还借用魏博之兵共同参战，投入作战的总兵力约在两万左右。[35]到建中二年十一月，淄青、魏博二军最终解围退去，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重归唐廷，而汴河漕运至此也重新恢复。[36]

随着襄邓路与汴河水路的复通，原本笼罩在朝野中的不祥氛围似乎已经褪去。不仅如此，讨伐“四镇”的战役也很快呈现出有利于唐廷的局面。建中三年春天，李惟岳为部将王武俊所杀，传首京师，史称：“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37]

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唐廷对有功之臣的封赏失当，已受重创的田悦、李纳，得以联合成德降将王武俊，并拉拢原本站在勤王一线的幽州朱滔重新发起叛乱。到建中三年七月，鉴于李纳的复振之势，“（德宗）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38]。当年十一月，“李希烈帅所部兵三万徙镇许州”[39]。对于或许早就萌生不臣之心的李希烈来说，这次徙镇不仅未能实现德宗借其讨伐淄青的目标，而且也将成为其不久后加入反叛行列的开始。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朱滔等四盗胶固为逆”[40]。至此，两河战事全面升级。

史料记载李希烈徙镇许州后的第一项举措是：

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41]

汴河水路在复通了仅仅一年后，于此再次中断。次年（783）正月，“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又）取尉氏（汴州属县），围郑州”[42]。发生在汝州的这次战役是唐廷与李希烈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关于这次战役的具体情况，上述材料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只知道李希烈攻陷汝州的进程相对比较轻松，并在袭陷汝州之际，又对尉氏、郑州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希烈并未乘胜进攻东都，或者说，他可能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意向[43]，因为他真正的目标其实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