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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第3页）

在经历了德宗朝初期，也就是建中、兴元年间，唐蕃因“清水之盟”的缔结而相安无事的时期后，到了贞元二年（786）秋天，吐蕃背盟，重新开始其侵扰唐境的攻势。如果我们仔细翻阅一下两唐书的《吐蕃传》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在“清水之盟”前，吐蕃对唐的侵扰最东一般只推进到灵州道一线。大历时期，吐蕃对灵州的攻势是相当频繁的，但是灵州以东、横山以北的盐州却很少遭到吐蕃的攻扰。虽然在大历末，吐蕃的军队已经在盐、夏一带出现，但规模不大，而且都遭到了郭子仪所领朔方军的成功阻击。[49]

但当贞元二年吐蕃背盟后，其对京西北的攻势却发生了一个显著的改变，这就是它的进军矛头现在已经指向了横山以北的盐州，并且东推到夏、银，甚至更东的麟州一带。只就贞元二年底的攻势来看，吐蕃就一举攻陷了盐、夏二州，并派军驻守，直到次年（787）六月才因粮运及疫病的问题毁城而归。[50]此后，经由盐州向夏州等地的攻势在吐蕃的入侵中显得相当频繁。

吐蕃这一战略情势的改变很可能与“清水之盟”的缔结有关。史念海先生在论及“清水之盟”对吐蕃此后军事行动的影响时曾言：

在清水之盟以前，吐蕃已占据了秦州，但还未完全控制住六盘山东。这时吐蕃向东进攻，主力就是由秦州出发的。清水会盟以后，吐蕃东界到了弹筝峡，它完全控制了六盘山。又过了十多年（笔者按：几年而已），吐蕃修复了故原州城，更使它向东进攻有了基地，于是长武、彬县地区受攻击的次数也就增多起来。长武、彬县地区的多事也由于唐朝的防御重点在凤翔。[51]

史氏的此段论述是为对比长武、彬县地区与陇县、千阳地区而作。事实上，这段论述倒更有助于理解吐蕃在“清水之盟”后势力直达横山以北的状况。

邠州的长武、彬县地区是灵州道与泾水上游两条道路的汇合地点，而陇州的陇县、千阳地区则是回中道与陇关道的交接处，地位当然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德宗以前，唐廷于这两个地区所在的凤翔、邠宁二镇布防最紧，尤其是前者，代宗朝的防秋力量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凤翔。其实在贞元二年八月吐蕃背盟之初，史称其“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52]，走的仍旧是凤翔、泾原、邠宁这几路传统的线路。但吐蕃这次几乎又要迫使帝国君主出逃的进攻，却就在千阳地区遭到了凤翔节度使李晟的成功阻击。[53]所以这也可能确实使吐蕃意识到，当唐军在这几路加强布防后，要突破也并不是很简单的。而迂回至横山以北的盐州后，吐蕃就可以避开这几路的唐军，再经盐、夏，随后沿着防御力量稍弱的鄜坊镇南下。而对于吐蕃来说，唐廷在大历、建中年间两次修复原州城未果[54]，则不仅帮助了它在贞元三年（787）底获得了重修此城、屯兵于此的机会，而且也确如史念海先生说的，使它有了东向进攻的基地。而这东向进攻应该不仅可以沿萧关道及灵州道，更可以迂回至沿盐、夏，再经延州道南下。且其时又当平凉劫盟之后，故而严耕望先生亦说：“自此西北边境遂益不可为。”[55]

吐蕃沿此道东侵，灵盐管辖的盐州就必然吃紧，其军事地位也因此凸显。史称：

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贞元九年二月）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武、银、夏、河西获安。[56]

在诗人白居易看来，盐州城的修筑是一件得与唐前期创置三受降城相媲美的事情。[57]但前者抵御吐蕃的功用，似乎并没有像后者镇遏突厥那样突出。到贞元十七年（801），吐蕃不仅再次进寇盐州，迫使盐州刺史杜彦光弃城逃奔庆州。而且还顺势攻陷了东面的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58]

盐州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唐廷修筑盐州城的工事上，也体现在唐廷派遣作为禁军的神策军与边镇军队共同屯戍盐州的举措中。到贞元十九年（803）十一月，因戍守盐州的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幹平定了盐州将领李庭俊的叛乱，德宗特“以李兴幹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自是盐州不隶夏州”[59]。盐州直隶中央的局面，直到宪宗元和二年（807）四月重归灵州时才告结束。[60]

吐蕃沿盐州东侵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夏州，所以我们看到贞元三年七月，在吐蕃刚刚撤出戍守的盐、夏二州军队后，唐廷立即“割振武之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帅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61]。“夏、绥、银三州皆隶无定河，故为一节度区……亦即一通道也。”[62]吐蕃东侵夏州，就不仅能对延州道及宜川道上的重镇延州造成威胁，而且也可以联合夏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又史称：

（贞元十四年）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盐）节度使。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十月）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盐州西北。[63]

正因为夏州此时地位之重，故而亦诏神策军出镇。[64]而盐州由灵州改隶夏州可能也就在此时。[65]这不仅因为此时吐蕃的攻势集中在盐、夏一带，在贺兰山下的灵州无法分兵顾及盐州，也是因为夏州此时挂有“神策行营”之名[66]，而由出于禁军的韩全义兼领盐州恐怕比外镇将领兼管盐州更让唐廷感到放心。

于是我们看到，当德宗末年，唐廷的军事布防推进到了横山山脉东西两麓的夏、盐二州，夏绥银节度与一个直隶于唐廷的盐州已经出现，但这并不是帝国开疆扩土的象征，而是帝国最强大的敌人吐蕃已经进逼到了这里。（见图12）

图12贞元十九年底的京西北八镇及盐州

四、宪宗朝：遥望阴山

京西北八镇的格局最终形成于贞元十二年（796），当年九月：

（德宗）以河东节度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李景略兼御史大夫，充天德军、丰州、西受降城都防御等使。丰州本隶灵州，至是始析之。[67]

《新唐书·方镇表》“朔方”条又载：

（贞元十二年）朔方节度罢领丰州及西受降城、天德军，以振武之东、中二受降城隶天德军，以天德军置都团练防御使，领丰、会二州（会州疑系衍文）、三受降城。

据说天德军的建镇是因为此时“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68]。至此，在关内地区的最北端形成了以振武与天德军平行防御回纥的格局。但是，防御格局虽已形成，防御力量却未见多大提高。当元和八年（813），旧籍四百人的西受降城士兵转赴天德军时，史称：“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天德防御力量之弱当然与回纥自安史之乱以来鲜对关内造成大的威胁有关，但是如此衰颓的局面却也令当时的宪宗都不得不惊叹：“边兵乃如是其虚邪！”[69]

但即便如此，宪宗也没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虽然其对当时报告这一局面的宰相李绛言：“卿曹当加按阅。”但史料也载：“会绛罢相而止。”[70]而此事的起因，即前不久西受降城因为黄河所毁，宰臣间因修城还是徙城曾发生过争论：

但李吉甫却请徙天德故城（即中受降城），其言：

伏以西城是开元十年张说所筑，今河水来侵，已毁其半。臣量其事势，不堪重修，若别筑新城，所费殊广，计其人功粮食及改屋宇，比及事毕，不下三十万贯钱，此但计费，犹未知出入之处。城南面即为水所坏，其子城犹坚牢，量留一千人，足得住居。天德军士，合抽居旧城，岂可更劳版筑，虚弃钱物。若三城是国家盛制，（张）仁愿旧规，亦须得天德添兵，然后有人修筑。[72]

宪宗最后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徙城较修城花费更少，而且正如李吉甫所说的，如果无意增加天德军的军事实力，那么修城又有什么用呢？

在对待回鹘的问题上，李绛与李吉甫的观点常常针锋相对，但后者似乎更能得到宪宗的支持。同样在元和八年：

对于回鹘的此次攻势，宪宗在次年（814）采纳了李吉甫的建议，即于灵、盐之境重置宥州，属夏绥银节度使，治原隶灵州的经略军（参见图13），并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人实之。又复夏州至天德军废馆，以通急驿。[74]而对于此前李绛因回鹘请婚而建议公主出降的主张，宪宗却并没有采纳。[75]其中的原因，史书记载为：“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76]对于宪宗来说，李吉甫重置宥州的建议则不仅可以防备回鹘，而且还能安抚党项，甚或对于防备吐蕃亦有意义[77]，并且不需要花费唐廷太多的费用。

图13元和九年的京西北八镇

对于李绛来说，其得被宪宗采纳的有关经营回鹘的策略，或许只有元和七年（812）的以下这条：

（其时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78]

宪宗作为唐后期最为振作的一位君主，未尝没有收复失地、积极进取的意愿，且吐蕃自贞元末以来亦已显出疲弱之势，故而史称：“是时，（宪宗）内积财，图复河湟。”[79]然而，纵然回鹘与唐的关系及其对后者的威胁与吐蕃还有所不同，但就宪宗上述少花钱、不添兵的举措来看，帝国君主想要收复河湟的决心恐怕也要打上不小的折扣。

黄永年先生曾经在对比安史之乱前后关中的军事形势时说：

张仁愿在中宗时代修筑三受降城一事，一直被认为是乱前关中边防格局的一个新起点。[81]而在张仁愿之后，朔方军的统辖区域（尤其是开元九年朔方军节度使正式成立后）便呈现出一个由北部的阴山，逐渐向南部的渭河谷地扩展的过程。[82]并最终在安史乱前，形成“东据黄河，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这样一个几乎囊括了整个关内地区的空间格局。但正如黄永年先生以上所阐述的，朔方军的空间体系虽然是由北向南逐渐演进的，但它的战略重心却始终在北部的河套南北一带，而在近畿地区反倒是不设重兵屯驻的。

然而，我们本节所讨论的京西北藩镇的成长过程，却恰恰与乱前的朔方军相反。因为它的空间体系是由近畿的渭河平原逐渐向北部的阴山推进的。到元和末年的时候，刘轲在其《再上崔相公书》中用“缘边八镇”一词来称呼当时的京西北八镇。[83]较之于德宗时代内向于渭河平原的关中五镇之称，“缘边八镇”似乎更带有一种向外辐射的张力。但是当我们一步步解构出这八镇的成长历程，发现这种张力其实并没有多少底气可言。此外，与乱前关中军事重心偏重于外围不同，在下文有关神策军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近畿地区在乱后却越来越成为帝国防务的焦点所在。

总之，无论乱前还是乱后，尽管关中空间重构的诱因都与异族威胁有关，但截然相反的重构过程，以及军事侧重点的倒置，显然已经无法令人将构筑京西北八镇的唐帝国，与昔日那个由朔方军独主关中情势的帝国相提并论了。所以我们看到陈寅恪先生以这样的口吻来评价大中三年（849）河湟失地的收复：

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则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抑又可见矣。[84]

[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75～176页。

[2]迄今有关朔方军的研究颇多，如邱国鋈：《唐代藩镇中之朔方节度使》，香港大学1971年硕士学位论文；吴继芬：《唐代朔方军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86年硕士学位论文；樊文礼：《唐朔方节度使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年；安彩凤：《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唐都学刊》，1998年第2期；安彩凤：《唐代朔方军何以未割据自立》，《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等。

[4]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9页。

[5]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3，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