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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2（第5页）

[71]《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3页。《唐刺史考全编》卷8《关内道·坊州》（第232页）从此说。

[72]这一考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鄜坊节度称“渭北”之名主要在大历时代。贞元以后尤其在官方文书中“渭北”之名就几乎不再使用了。

[73]参见《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第五》。

[74]《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二月、四月”条。

[75]《全唐文》卷413。

[76]《全唐文》卷413。常衮的这份制文很可能是与上引《授辛德谦丹延团练使制》差不多时间作的。

[78]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2～418页。

[79]《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80]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409页。

[81]《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82]《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83]《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大历十四年：“罢渭北节度，置都团练观察使。”

[84]《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

[85]《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86]《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87]《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记载略误，现从《资治通鉴》。

[88]《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89]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01页。

[90]参见《旧唐书》卷127《张光晟传》、《旧唐书》卷12《德亲纪上》。

[91]《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怀光传》。

[92]《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93]《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怀光传》。

[94]《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95]《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

[96]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02页。

[97]《旧唐书》卷147《杜黄裳传》关于李怀光得以代郭子仪出任邠宁节度，及怀光诛杀邠府宿将一事称：“（杜黄裳）为郭子仪朔方从事，子仪入朝，令黄裳主留务于朔方。邠将李怀光与监军阴谋代子仪，乃为伪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立辨其伪，以告怀光，怀光流汗伏罪。诸将有难制者，黄裳矫子仪命尽出之，数月而乱不作。”《资治通鉴》卷225系此事于“大历十三年十二月”条。而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又言上引李怀光代郭子仪后，杀邠府诸将事。推测杜黄裳保诸将与李怀光杀诸将实为前后相继之一事；而《资治通鉴》所据《杜黄裳传》言李怀光“阴谋代子仪”之语，则属“李怀光叛乱”后士人诬枉怀光之辞；至于监军在此中的表现亦并非前后矛盾。此事之经过，如下解释或许比较妥帖：以怀光代子仪乃是德宗即位后之事，而此事又必出于受德宗信任的监军之首肯，此处的监军当即翟文秀。但后者并非如《新唐书》卷169《杜黄裳传》所说的，与李怀光“阴谋矫诏诛大将等，以动众心，欲代子仪”。“矫诏诛大将”之举或许只是李怀光的个人所为，因此在被杜黄裳识破此事后，怀光亦颇为紧张。按此事若有翟文秀共同参与，纵然有杜黄裳的揭穿和反对，怀光也大可不必过于担心（实际上，《资治通鉴》卷225在转引此事时就没有涉及监军的文字。当然，“怀光流汗伏罪”之语不排除是《杜黄裳传》作者为抬高黄裳之绩而贬抑前者）。事实上，翟文秀在此事中的态度和杜黄裳是一致的，他们都要求怀光将这些与之不协的朔方高级将领调离邠府。当然，最后的结果，李怀光还是在半途诛杀了这些将领，只是此举没有引起朔方军的动乱。不过没有引起动乱并不是杜黄裳的功劳，而且我认为，杜黄裳“后入为台省官”也正是因为经历此事后已经无法在怀光任帅的朔方军中继续任职了。至于翟文秀，可能也正是因为诛邠府宿将一事与怀光结下梁子，并在此后德宗出逃奉天时，因德宗意欲安抚其时救驾的李怀光而为德宗所杀。

[99]《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

[100]《旧唐书》卷129《韩滉传》称：“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

[101]《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五月”条。

[102]之所以说吐蕃势力的起伏将影响到京西南北地区的形势，是因为其实在大历十四年十月吐蕃与南诏联兵十万进寇西川时，对于是否要恢复崔宁的西川节帅、重新派遣其入蜀，德宗是有过很大犹豫的。

[103]《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104]《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05]《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06]黄永年：《“泾师之变”发微》，《唐史论丛》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3～201页。后收入《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1～431页。

[107]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

[108]《资治通鉴》卷229称建中四年十一月李晟自河北率兵奔赴关中救援时，有言：“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估计李晟两年前率领投身到北战场的士卒约在四千。《资治通鉴》此条中的“四千”当还包括张孝忠借于李晟的“锐兵六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