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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3(第3页)

[171](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6《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8~489页。

[172]《杜诗详注》卷6《观兵》,第507页。

[173]《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

[174]《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二月”条。

[175]这诚然如黄永年先生所推测的,可能是对朱泚能否成功没有太大的把握(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1页),但也可能是因为泾原本镇当时实力已有限。

[176]《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177]《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四月”条《考异》引《幸奉天录》。

[178]《奉天录》卷2。

[179]《旧唐书》卷138《姜公辅传》。

[180]《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181]这正是为什么德宗在听闻不为朱泚所用,又施计及时阻止朱泚军队攻击奉天的泾原旧帅段秀实在长安被朱泚手下杀死的消息后,“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了。

[182]《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183]《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184]《旧唐书》卷144《邢君牙传》。《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罢保义节度,置都团练观察防御使。未几,复置节度,兼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

[185]《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86]《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87]《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闰十月”条。

[188]《旧唐书·李晟传》和《新唐书·李晟传》将表李观为泾原节度使事系于李晟诛田希鉴等人后,而《旧唐书·德宗纪》则系李观为泾原节帅事于李晟诛田希鉴前。

[189]《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190]《权德舆诗文集》卷15《唐故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泾原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川郡王赠司空刘公神道碑铭并序》称:“贞元三年,以偏师八千承诏护塞。”(第241页)不过对“护塞”的地点神道碑没有明言。两唐书《刘昌传》皆言宣武士众是“北出五原”。按“五原”是盐州属县或其郡名。《册府元龟》卷445《将帅部·军不整》则言:“刘昌为宣武军兵马使,德宗贞元三年,昌率其众自坊州赴灵台。”按“灵台”则是泾州属县。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宣武兵是在泾州防秋。

[191]《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十一月”条:“刘昌分其众五千归汴州,自余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192]贞元三年刘昌以宣武兵防秋时,史料已称:“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旧唐书》卷152《刘昌传》)《册府元龟》卷445《将帅部·军不整》的记载倒是为我们揭示了这次军乱的真实情况:“德宗贞元三年,昌率其众自坊州赴灵台,既次三原,遂纵掠一夕。时淮西散兵百余人隶于昌,及是,昌归罪淮西兵,尽杀之。”刘昌诛杀的其实不是本镇的宣武兵,来自叛镇的淮西兵成了此次事件的替罪羊。而刘昌严惩军士的原因恐怕也不是他们的“逗留沮事”(《新唐书》卷170《刘昌传》),“纵掠”可能才是他们受到制裁的原因。关东防秋兵原本的经济条件就要好于边军,因此其远离本镇赴京防秋的时间不可能太长,否则“纵掠”等不稳定的情况就很可能经常发生。

[193]《旧唐书》卷152《刘昌传》。

[194]《新唐书》卷170《刘昌传》。

[195]参见《唐方镇年表》卷1《泾原》,第61~71页。

[196]《资治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

[197]《资治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

[198]平凉之盟以浑瑊为唐一方的主盟者,史称“瑊将二万余人赴盟所”(《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五月”条)。因此朔方军的成员,尤其是护盟的士卒将在其中占较大比重。《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21《大唐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言:“贞元三年,吐蕃乞盟,诏朔方节度使(指浑瑊)即塞上与之盟,宾客皆从。”(第1925页)平凉之盟的结局是吐蕃劫盟,浑瑊“狼狈仅免,陷将吏六十余员”(《旧唐书》卷134《马燧传》),“余将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驱掠者千余人”(《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199]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56页。

[200]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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