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比如日野开三郎教授就认为不是,参见其《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88页。而《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也载:“壬子,以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艽(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割东畿五县隶焉。”胡注:“五县,河阳、河清、济源、温、王屋。”
[18]《旧唐书》卷184《宦官·鱼朝恩传》。
[19]《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二月”条。
[20]附录着重探讨的是宦官对华州的影响,因为陕州早前就已为鱼朝恩所控制。
[21]《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
[22]《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东畿》载广德元年,即皇甫温出任陕州刺史的同年,“陕西观察使增领虢州”,因此这很可能是一项与任命皇甫温同时进行的政区改置。皇甫温也就此成为首任陕虢节度使,同时陕虢一镇的领州格局也就此奠定。
[23]《旧唐书》卷11《代宗纪》称:“(大历二年正月)甲子,以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使,大理卿敬括为同州刺史、长春宫等使。”张仲光,《全唐文》卷411常衮《授张重光尚书左丞制》作“张重光”,称其职为华州刺史、镇国军及潼关防御等使。
[24]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四《洛阳太原驿道》,第137~144页。
[25]《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九月”条。
[26]有关河阳与泽潞的关系,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79~293页。
[27]《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三月”条:“甲申,改蒲州为河中府。”
[28]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河中》,第441~442页。
[29]以上论述,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79~336页。
[30]《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九月”条。
[31]虢州在乱前隶属河东道,叛乱初期也还隶属河中(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河中》,第441页),此后与陕、华等州合镇(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陕虢》,第379~380页)。陕州在乱前隶属河南道,此后基本与虢、华等州合镇。不过在德宗建中二年讨伐关东四镇时,又一度被割属河阳。(《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丙子”条:“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
[32]《全唐文》卷784。
[33](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外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6页。
[34]《全唐文》卷775。
[35]《唐会要》卷87《陕州水陆运使》:“先天二年(713)十月,李杰为刺史,充水陆运使,自此始也,已后刺史常带使。”
[36]《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37]吴廷燮考证杜亚的前任陕虢节帅分别是皇甫温和李国清(《唐方镇年表》卷4《陕虢》,第380~382页),不过我们在此二人的史料中尚未发现他们在任时兼领运使一职。不过运使复置于此时,并由他们兼任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38]《资治通鉴》卷231“贞元元年七月”条。
[39]《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二月”条。
[40]《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四月”条。
[41]虽然史料未必在叙述其官职或历官经历时都记载得很全面。
[42]《唐会要》卷87《陕州水陆运使》。诏令全文见《全唐文》卷60宪宗《停河南陕府水陆运及润州等使额诏》。
[43]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河中》,第441~442页;《陕虢》,第379~380页。
[44]《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京畿》上元二年:“以华州置镇国节度,亦曰关东节度。”同卷《东畿》上元二年:“陕西节度罢领华州。”卷66《方镇表三·河中》上元二年:“以同州隶镇国军节度。”
[45]《旧唐书》卷114《周智光传》。
[46]《旧唐书》卷114《周智光传》。
[47]事实上,在周智光跋扈时,其曾经说过:“同、华地狭,不足申(伸)脚,若加陕、虢、商、鄜、坊五州,差可。”(《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周智光传》)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完全封堵了关中的东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