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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第3页）

至于安禄山在天宝时代的崛起，以及天宝十四载能拥有如此大的声势发动叛乱，并不是唐朝对河北的军政结构在安禄山的时代又有了什么本质上的大改动。玄宗进行的改动其实是让安禄山在天宝三载（744）一人身兼此时已集多种使职于一体的范阳、平卢两道节度使；在天宝九载（750）又兼领河北道采访处置等使；同时在天宝十载又加安禄山河东节度采访使。[70]而安禄山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充分利用这些扩大的使职权力，并且充分发挥上述既定军政结构的潜力。而如果安禄山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自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以来逐渐形成的河北军政结构的话，那我们必然能在安禄山叛乱时期的河北，以及叛军集团中找出烙有这种军政结构印记的特征。并且我认为，这种从一开始就内植于安禄山集团中的特质，将不仅影响到安禄山叛乱时期河北的政治地理格局，也将从根本上左右着安禄山集团的命运。

三、安禄山军团的性格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对安禄山叛乱，以及叛乱时期河北问题的讨论中来。我们的讨论将以分析安禄山叛乱时期的军团结构入手。

（一）蕃将与部落兵

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在安禄山叛乱当年的五月，也就是其正式起兵南下的半年前：

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玄宗）遣中使袁思蓺宣付中书门下，即日进画，便写告身付千年。[71]

据说安禄山的这一举措被杨国忠等朝野人士视为其反乱的一个重要信号。事实上，蕃将在安禄山半年后的叛乱中确实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的墓志等史料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安禄山叛乱时期其麾下蕃将的资料。[72]

大批的蕃将能集中在安禄山麾下并为其所用，既是玄宗时代蕃族内迁河北境内的结果，也是安禄山凭借其胡人资格，利用其种族与宗教信仰笼络胡族的产物。[73]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蕃将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骑射之技，更在于蕃将多以其所领部落兵的形式出战，其部落兵有组织严整之长。[74]因此，无论是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的起用蕃将，还是安禄山致力于对这些将领的笼络，不光是他们对这些蕃将个人能力的看重，更重要的则是借机将蕃将所领的部落兵收归麾下为其所用。荣新江先生曾指出，唐朝为利用开元天宝以降逐渐迁入营州的粟特胡人来防御两蕃等的入侵，就未将其部落组织打散。[75]我们在关于安禄山手下最重要的将领——突厥人阿史那承庆的资料中也看到，当此后安庆绪失守两京时：

阿史那承庆部落及李立节、安守忠、李归仁等散投恒、赵、范阳。[76]

其实除了阿史那承庆外，下文将要讨论的李归仁、阿史那从礼等人莫不是率领各自的部落参与作战的。而王武俊、张孝忠、康阿义等人应该也是如此，只是他们在叛军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稍逊于前者罢了。可以说，由蕃将统属的部落兵构成了安禄山军团的核心，至于它们的来源地，主要就是幽、营境内的羁縻州，所以《旧唐书·地理志》称河北地区的羁縻州为：

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二）边州的叛军部队

部落兵构成了安禄山军团的核心，而安禄山军团的主体则是来自边州的军队。具体来说，就是范阳（幽州）、渔阳（蓟州）、柳城（营州）、北平（平州）、妫川（妫州）、密云（檀州）这几个边州的军队。

安禄山叛乱伊始，由范阳率十多万部众南下，因此幽蓟地区当是叛军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军队来源地。[77]《资治通鉴》称一个月后被颜杲卿在常山擒获的安禄山大将高邈，就是此前刚被安禄山派往范阳执行征兵工作的。[78]而到至德元载春夏之际，安禄山为支援史思明在河北与朔方军的战斗，又使牛廷玠发范阳等郡兵万人于前者，以至于五月奚、契丹来袭时，“（范阳）城中唯留后羸兵数千”[79]。而到嘉山一役失败后，据说南下叛军“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此处之渔阳通范阳[80]，可见无论南下还是北征，幽蓟将士都是安禄山军队的主干。

随安禄山叛乱的不仅有范阳方面的将士，还有来自平卢节度使麾下柳城、北平二郡的将士。比如史思明及其统辖的部众就来自柳城的平卢军。[81]田承嗣的部众则可能是来自北平的卢龙军。[82]不过平卢并没有像范阳那样抽空它的军事力量，而只是抽调了一部分军队，否则也不会在此后发生平卢军的倒戈，以及整军南迁之事。平卢之所以要在本镇保留大量士卒，很可能是为了要防止两蕃对边境的觊觎。同样的，设置在柳城境内的安东都护府看来也没有为安禄山的南下提供太多兵员，因为据《续日本纪》载，此后的安东都护王玄志曾率领精兵六千余人打破柳城，斩杀安禄山任命的平卢节度徐归道，进镇北平。[83]而据《通典》记载，安东都护府在天宝时代的管兵人数为八千五百人。[84]

北边的妫川、密云两郡提供给安禄山叛乱的兵员也相当可观。从史料记载看，妫、檀将卒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两河一带。至德元载五月，“牛介（牛廷玠）从幽州占归（妫）、檀、幽、易，兼大同﹑纥、蜡共万余人，帖思明”[85]。在安禄山增调支援史思明的军队中，妫、檀部众是其主干。而这批妫、檀将士可能在至德二载（757）正月，又被此前与史思明同在河北作战的另一名叛军将领尹子奇带往河南攻打睢阳。所以史料说：“（正月）甲戌，子奇以归（妫）、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86]在此之前，也就是至德元载七月，《资治通鉴》又载，于雍丘抗贼的张巡在桃陵擒获了叛军将领令狐潮的部众四百余人后，“分别其众，妫、檀及胡兵，悉斩之；荥阳（郑州）、陈留（汴州）胁从兵，皆散令归业”[87]。

可以说，随安禄山叛乱的军队主要就是来自燕地和燕北的士卒，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乱前设置军镇的边州地区。

（三）燕南的团结兵

正如前文所讲，燕南诸郡在安禄山南下之初就出现了反水，并且在前者叛乱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始终反覆于朝叛之间。安禄山对燕南的控制看来并不牢固，史料说他在由范阳南下的途中，一边行军一边更换燕南地区的太守。安禄山先以其将张献诚权摄博陵（定州）太守，又接受了常山（恒州）太守颜杲卿的伪降，随后成功替换了当其南下驿路上的赵（赵州）、巨鹿（邢州）、邺（相州）、汲（卫州）诸郡太守。至于东面的景城（沧州）、河间（瀛州）、饶阳（深州），由于不从安禄山的更换之令，则遭到了禄山将领张献诚的攻击。[88]史料说南下途中的这些河南守令或开门延敌，或走匿，或被擒杀，或自缢路旁，降者不可胜计[89]，因此所谓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其实并不如司马光所说，是这些州县处于“禄山统内”的结果。实际上我们从安禄山与这些守令的表现来看，很难说安禄山对其所谓“统内”的控制是牢固的。而河北州县的瓦解，其实只是由于它们根本无法抵挡边州大军的南下。

燕南军队在安禄山叛乱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无疑体现在以下这条史料中：

禄山使张献诚将上谷（易州）、博陵、常山、赵郡、文安（莫州）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93]

史料明言，这支由张献诚统帅，负责在安禄山南下后平定那些不服从禄山更换守令的河北郡县的军队，是地地道道的团结兵。其实，日野教授很早便已敏锐地发现，以上团结兵所来源的州郡，除了赵郡外，其余四郡正是开元十四年设立恒阳等军镇的地区。而史料称天宝十五载六月李光弼闻潼关失守，撤离河北后，“留常山太守王俌将景城、河间团练兵守常山”[94]。这景城、河间亦是开元十四年设立军镇的州郡。实际上，日野教授正是凭借这一点，认为当年设立的恒阳等五军属于团结营性质。[95]

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无论在安禄山一方，还是勤王势力一方，他们最初在燕南地区较量的军队其实都是团结兵。因此，这很可能说明，团结兵本来就是燕南诸郡军队的主干，而这种军事特征当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了。

我们以叛乱前期朝叛争夺最为激烈的常山郡为例来看一下当时团结兵的情况。《河洛春秋》称，颜杲卿伪降安禄山时，

（禄山）加杲卿章服，仍旧常山太守并五军团练使，镇井陉口。留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领各一人。[96]

这里的“五军”是指恒阳等五军，还是上述张献诚统帅的五郡兵，我们无法肯定。不过常山太守既然兼有五军团练使之职，则可说明团结兵在常山一带军队中的比例和地位均应不低。事实上，当至德二载二月，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时，后者也兼有“团练使”一职。[97]《河洛春秋》说安禄山南下时留下其精锐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镇守井陉口。《考异》引《颜杲卿传》则说：“崇郡（州）刺史蒋（李）钦凑以赵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门。”[98]引《肃宗实录》言：“钦凑领步骑五千人先镇土门。”[99]后两者人数虽小有出入，但差别不大，不过它们与《河洛春秋》的区别则很明显。关于其间的差异，司马光在《考异》中已辨：

司马光的推测当是正确的。不过与《资治通鉴》所说颜杲卿在成功斩杀李钦凑后“悉散井陉之众”[100]不同，《安禄山事迹》则作“以并其兵”[101]。后者的说法可能更为合理，因为这更符合当时广募士卒防御常山的颜杲卿的意愿。而常山团结兵也确实在此后针对叛军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称天宝十五载二月，史思明刚刚攻克常山，兵围饶阳时：

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己亥，至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胡兵，执安思义出降。[102]

事实上和常山一样，日野开三郎教授认为在安禄山叛乱后，燕南地区临时招募或组建的抗贼军队基本上都是团结兵。[103]而从史料中看，团结兵已经成为河北抗贼运动的主力。史称当朔方军出井陉口与史思明等大战河北时：

河朔之民苦贼残暴，所在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及郭、李军至，争出自效。[104]

而当至德元载八月，郭子仪因潼关失守不得不率朔方军整军西撤时，留镇东方的李光弼亦携景城、河间五千团结兵至太原，开始其保卫北都的军事部署。[105]

燕南地区的团结兵能够在安禄山叛乱时期有如此活跃的表现，正如日野教授所指出的，这正得益于安史乱前就已在河北养成的团结兵传统。[106]而河北中、南部能够成为安禄山叛乱时期帝国统内地方勤王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其实也正是拜当地的团结兵所赐。另一方面，相较于河北南部，中部的团结兵势力似乎更强。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乱前河北的军事结构中找到根源。同时，安禄山在其南下时之所以派遣大将张献诚权摄博陵太守，或许就是因为，博陵郡正处于燕南与燕的交接地带，由它划分着两个军事结构及安禄山的控制力都不尽相同的地区。

不过，尽管燕南的团结兵在安禄山叛乱中表现活跃且具有实力，但它终究无法抵御朔方军和来自河北边州的军队。当颜杲卿成功解除了安禄山的井陉守军，并擒获了安禄山大将何千年后，后者就曾对颜杲卿说：

“今太守欲输力王室，既善其始，当慎其终。此郡应募乌合，难以临敌，宜深沟高垒，勿与争锋。俟朔方军至，并力齐进，传檄赵、魏，断燕、蓟要膂，彼则成擒矣。今且宜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因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献诚果遁去，其团练兵皆溃。[107]

至此，我想我们可以来回答本文之前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了。我认为，在安禄山叛乱时期，同样作为其“统内”的河北北部与中、南部之所以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其实源于早在乱前就已经形成的河北军事结构。虽然安禄山在天宝九载获得了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的身份，但与他的历届前任一样，幽州节度使的控制范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境地区。因为它的任务是防范自武后朝以来就一直威胁着帝国东北边境的突厥与两蕃。因此，安禄山并没有像他经营边境地区一样，对燕南实施过有效控制并产生太大的影响。

河北北部的边境诸州，在武后、玄宗时代设立了一系列的军镇。而自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原本设于营州、处置蕃族的羁縻州开始逐渐迁入幽州。在玄宗收复营州，两蕃内附、突厥衰落的开元时代，大批的东北蕃族内迁至幽、营二州的羁縻州内。在与两蕃等作战中逐渐增强的边境军事力量，尤其是幽州、平卢二节度的设置，为安禄山的崛起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而在开元初期迁入唐境的安禄山则利用他的种族文化优势，将大批的蕃族将领及其部落吸收到他的麾下。于是，以幽、营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为核心，以边州军镇为基础的骑兵，成为安禄山此后南征北战的主要力量。

而同样自武后朝契丹叛乱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传统和相当实力的河北团结兵，则在安禄山叛乱初期的燕南地区表现出相当活跃的性格。尤其对于勤王一方来说，他们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具有民兵性质的兵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坚持着与叛军的对抗。这其中，河南中部团结兵的表现更为显著。燕南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团结兵传统，正是其能与安禄山反复抗衡，并无法为后者彻底掌握的原因所在。不过，以步兵为主体的团结民兵终究无法抗御精锐的骑兵，这也正是不少燕南州郡始终徘徊在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支持唐廷的朔方军与源于北边的安禄山叛军之间，缺乏自身独立立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