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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03（第3页）

[118]时守左谏议大夫的卢告在受弘敬之子全皞之请而为前者撰写的墓志中，在叙及弘敬为全皞娶徐迺文之女时，曾有过以下这番评论：“自古名人义士，罕闻其比。况公辅大臣，藩方重德，未有为爱子娶妻不问贤愚好丑，不谋于其母氏也。”（第42页）卢告此番言语是向懿宗上奏时所说，此后又被其写入何弘敬墓志中。尽管此番叙述本意是为了懿美何弘敬，但无意中可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何弘敬的此项决定没有与作为其姻亲的粟特人商议，而这本是何弘敬应该做的。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何弘敬的这一措施是否是出于抑制粟特集团的考虑，而这种抑制又是否对此后何全皞的被牙军逐杀负有一定责任。

[119]《资治通鉴》卷252“咸通十一年八月”条。

[120][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2～603页。

[121]《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

[122]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34页。罗弘信家族的事例或可说明，在魏博，将领与士卒阶层的垂直流动是比较剧烈的，而正可与成德的平行流动情形相对照。

[123]参见[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3～604页。

[124]《旧唐书》卷181《乐彦祯传》。

[125]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页。

[126]参见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4页。

[127]《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三年正月”条。

[128]《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三年七月”条。

[129]（唐）蒋偕编：《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0]《旧唐书》卷124《李正己附李师道传》。又同卷《李正己传》言：“（正己）后自青州徙居郓州，使子纳及腹心之将分理其地。”《李师古传》言：“及纳卒，师古继之。（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旧将多死，心颇易之。”

[131]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淄青大将刘悟的倒戈，与三年后魏博大将史宪诚的自代田布，就可发现其中的不同。有关刘悟倒戈之事，《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二月”条的记载最为详尽，其中说道刘悟率军返回郓州城、攻击牙城时，“牙中兵不过数百”。但我们看到，当田布手下的军队溃归史宪诚时，魏博中军八千人却依然跟随着前者返回魏州。并且从田布与这些牙将的对话中来看，只要前者遵行“河朔旧事”，牙军依旧会拥戴前者。而且似乎这些牙将并未把此时尚在魏州之外的史宪诚军队特别放在心上。而有关史宪诚的传记，也都是将其取代田布成为魏博新帅的过程描述为“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旧唐书》卷181《史宪诚传》），甚至为“众乃逼还府，擅总军务”（《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史宪诚传》）。这与刘悟的主动倒戈李师道也有很大不同。

[132]《资治通鉴》卷214“元和十五年十一月”条。《新唐书》卷213《藩镇淄青·李师道传》曾载，李师道本因淮西被平，欲纳三州，并遣子入侍。“宿既还，师道中悔，召诸将议，皆曰：‘蔡数州，战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将崔承度独进曰：‘公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而在当年宪宗欲讨伐成德王承元之兄承宗时，其实承宗也曾对属下将领张遵说：“天子不察，宰臣不言，诸将偷安，土地割裂。”张遵的回答则是：“某亦恐诸将人人异图。”[《全唐文补遗》第四辑豆卢署《（上残阙）邕州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赠左散骑常侍张公（遵）墓志故夫人南阳郡君河南豆卢氏墓志同叙》，第129页]

[133]《新唐书》卷214《藩镇彰义·吴元济传》。

[134]《旧唐书》卷145《吴元济传》。

[135]《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136]《旧唐书》卷145《吴少阳附吴元济传》。

[137]《资治通鉴》卷238“元和七年八月”条。

[138]《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方镇骄兵》，第431～432页。

[139]参见[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88～590页。

[140]《旧唐书》卷156《韩弘附李质传》。《资治通鉴》卷242“长庆二年八月”条所谓“牙兵三千人”，人数略有差异。

[141]《新唐书》卷143《郗士美传》。

[14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赠太傅董公行状》（以下简称《董晋行状》），第582页。

[143]参见[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2～597页。

[144]韩愈在《董晋行状》中说：“初，（刘）元（玄）佐遇军士厚，（刘）士宁惧，复加厚焉；至（李）万荣，如士宁志；及韩（惟清）张（彦林）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邓）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骄不能御，则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第582页）

[145]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6～107页。

[146]这一点在泽潞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泽潞所处的正是适合运用步兵的太行山脉的山区地带。《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正月”条载，李抱真发展泽潞步兵后，“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82页。

[147]在泽潞与昭义合并后，其军种分布呈现出太行山地带的泽潞区以步兵为主，而骑兵则多屯驻于河北平原的邢洺区的差异。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杜立晖：《新出墓志所见唐昭义军的几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21页。

[148]《宋史》卷442《文苑四·尹源传》。

[149]参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

[150]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幽州》，第552～575页。

[151]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5页。

[152]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