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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帝国的东北地区（第3页）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70]

政权的频繁迁变当然是导致边地政治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通过上文的分析我更想指出的是，无论对于哪个政权，如果它仅是将边地视为边缘，而无法对这个因历史等原因以致通行的常规原则无法实现其价值的地区投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那么，这个地区游移甚至脱离中央政权也许就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尽管在地理的疆界内，它可能仍是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但在身份的疆界内，它却对这个政权再无认同感了。

随着幽蓟和燕南分属于辽与宋两个政权，河北正式迎来了它分裂的时代。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幽蓟现在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化外之地，而燕南则在凸显其对宋朝战略价值的同时，更以其著名的“乡义”[71]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这种百姓自相团结的燕南义兵，如同它在转折时期的唐代安史之乱中一样，也将是未来作为两宋变易的靖康之变时“河北忠义”的主要来源。[72]我想，河北极富个性和差异的军政特质，也许注定了在宋代，这里仍将会是一个频繁上演精彩故事的地区。

[1]比如在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中就写道，长庆年间河朔三镇再叛后，“唐王朝无力压平叛乱，只好认命叛将做节度使。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第413页）。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亦称宪宗死后，“河朔三镇又相继叛乱。自此至唐末，藩镇林立的割据局面一直延续下去。宣宗以后，唐中央已无力与藩镇较量，割据局势愈演愈烈”（第586页）。

[2]《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李怀仙传》。

[3]《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4]《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5]《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6]《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当然，在两镇内部也并非没有反对“辄拒朝命”的声音，比如《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载：“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谓（田）悦曰：‘尔借伯父遗业，但谨事朝廷，坐享富贵，不亦善乎！奈何无故与恒、郓共为叛臣！尔观兵兴以来，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必欲行尔之志，可先杀我，无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

[8]《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五月”条。

[9]《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10]《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11]《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12]《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13]《陆贽集》卷11，第325～328页。

[14]《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条。

[15]《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条。

[16]《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条。又见《李相国论事集》卷3《论镇州事宜》。

[17]《资治通鉴》卷238“元和四年七月”条。又见《全唐文》卷646李绛《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

[18]参见《资治通鉴》卷238“元和四年七月”条、《李相国论事集》卷3《上镇州事》。虽然李绛的让步比宪宗更大，他不仅不赞同“割其德、棣二州更为一镇”，而且对能否实现“输二税、请官吏”也没有太大把握。不过据《资治通鉴》卷238“元和四年八月”条的记载，宪宗并没有接受李绛的这一主张。

[19]《资治通鉴》卷243“宝历二年十二月”条。

[20]不过刘悟毕竟是结束了淄青六十余年割据状态的功臣，而幽州新帅李载义取代并族灭的是长庆叛乱中因乱即位的朱克融家族，而且朱氏遭诛或与其本人“虐用其人”（《资治通鉴》卷243“宝历二年八月”条）有关（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李载义诛杀朱氏的一个借口，或史书的曲笔，相似的情况亦可见《新唐书》卷213《藩镇横海·李全略传》中关于王承宗“虐用其军”的记载，以及此后幽州军乱中时人或史书关于张绛因“残虐”而被逐的描述），而李载义之举实际上还得到过唐廷方面的支持。此外，李载义本人可能还与李唐王室有着血缘关系。（见下文）

[21]《资治通鉴》卷243“大和元年二月”条。

[22]《资治通鉴》卷243“大和元年五月”条。

[23]当年德宗亮明其对成德的态度时，魏博、淄青在第一时间就站到了成德一边。相似的，当宪宗在元和四年意欲讨伐成德时，李绛也说：“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全唐文》卷646《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所以元和七年为朝廷认可的魏博新帅田弘正欲“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资治通鉴》卷238“元和七年八月”条）时，“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李师道（更）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即田弘正）非其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七年十一月”条）此后宪宗讨伐淮西，成德、淄青果然不仅频加阻扰，甚至上演了焚烧河阴院、刺杀宰相的戏码。

[25]《资治通鉴》卷243“大和二年十一月”条。

[26]《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上》：“（大和三年三月）壬辰，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卒。”《新唐书》卷8《文宗纪》：“（大和三年三月）乙巳，以太原兵马使傅毅为义武军节度使，义武军不受命，都知兵马使张璠自称节度使。戊申，以璠为义武军节度使。”关于张璠担任义武军节度使的时间，《资治通鉴》记载有误。《资治通鉴》卷243“大和元年八月”条载：“庚子，削同捷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与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璠各帅本军讨之。”其时张璠尚未任使，此时的义武军节度使是柳公济。《资治通鉴》卷246“开成三年九月”条又载：“义武节度使张璠在镇十五年，为幽、镇所惮。”胡注称：“穆宗长庆三年，璠代陈楚镇义武。”原文及胡注皆有误。张璠在镇当为十年，穆宗长庆三（二）年代陈楚镇义武的是柳公济而非张璠。

[27]《资治通鉴》卷244“大和三年七月”条。

[28]《资治通鉴》卷244“大和三年八月”条。

[29]《樊川文集》卷5《守论并序》，第93页。

[30]义武军节度使张璠于开成三年去世时，宰相因义武将士不纳朝命节帅、欲推前帅之子张元益，而议发兵除讨。其实任使义武长达十年的张璠在临终前已请入朝，并“戒其子元益举族归朝，毋得效河北故事”（《资治通鉴》卷246“开成三年九月”条）。只是这个宰相与藩帅都不认可具有“故事”地位的义武镇，最终却由文宗本人否决了发兵除讨的决议。幸而在军士和唐廷双方妥协的情况下，义武的节帅任命危机最终以唐廷赦免谋立元益的将士，罢除不为将士所喜的朝命新帅——易州刺史李仲迁，更除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才宣告结束。

[31]《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

[32]《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

[33]《资治通鉴》卷244“大和七年八月”条。

[35]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唐廷于大和七年八月还是授予了邀求官爵、颇为跋扈的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之衔，但在两个月前，也就是当年六月，唐廷以曾被杨志诚驱逐的前幽州节度使、此时正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李载义出任幽州的邻镇河东节度使。这一含有压制杨志诚意味的节帅调动，很可能就是李德裕的手笔。此外，李德裕是当年二月才成为宰相，并在当年六月李宗闵被文宗外放后，才有机会真正主政的。因此对于之前唐廷处理杨志诚事件的种种措施，李德裕可能并不完全赞同。（这从其于会昌元年幽州军乱后向武宗所说的“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闰九月”条]也可看出）而于新近才主政的李德裕来说，对于杨志诚事件，此时的他或许也只能尽力收拾残局而已。况且对此事的处理，文宗的态度当比较关键，而我推测后者的态度当是比较消极的。其次，在当年七月，史料记载李德裕曾向文宗建议，乘“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之时，“徙（泽潞）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资治通鉴》卷244）。可见对待泽潞，李德裕的态度也是自来就比较强硬的。只是当时的文宗已无意再与藩镇起纠葛，因此文宗实际上是继敬宗之后再一次姑息了泽潞。不过这两起事件或许也还是能隐约反映出，李德裕对泽潞的态度与河朔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