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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03（第3页）

[80]《永王东巡歌》第九、第十首表达扫静胡尘、收复疆土的意愿更加明显：“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第433页）“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第433～434页）

[81]《李太白全集》卷11，第555～556页。

[82]参见《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然其叙述时序颇有紊乱之处，可同时参看萧颖士自作的《与崔中书圆书》（《全唐文》卷323）及其死后其友人李华所作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全唐文》卷315）两文。

[83]《全唐文》卷409崔祐甫《为皇甫中丞上永王谏移镇笺》。

[84]墓志和行状、传记的区别在崔祐甫与永王事件的关系中就体现出来了。墓志深埋于地下，本不希冀有对外宣扬墓主生平的意义，故而反可以花笔墨去描写某些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容。而这在明显要提交给官方的行状或拟传之于后世的传记中就会处理得比较晦涩，甚至避而不谈。所以说，尽管墓志、行状、传记都是为了对传主等予以赞美，但因创作目的和受众的不同，它们各自宣传的侧重点还不一样，于是就导致了某些可以在墓志中表达的内容不一定能在行状等中反映出来，反之亦然。

[85]《旧唐书》卷148《权皋传》。

[86]《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

[87]《全唐文》卷315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

[88]《唐代墓志汇编》收有此方墓志的录文，录文此句作：“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平察以扶义。”（建中004，第1823页）但此句在《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中则录作：“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卒，乘以扶义。”（第63页）此处句读、文字皆从《全唐文补遗》。

[89]（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90]《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胡注：“方镇位任等夷者，平牒。”

[91]（唐）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注称：此表作于至德元载十二月。按高适于至德元载十二月九日才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所以此表更可能是作于至德二载正月。

[92]《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丹阳”亦作“丹徒”，不过“丹徒”正是丹阳郡的治所，所以胡注此条亦以为：“丹徒县带润州丹阳郡。唐未尝以丹徒名郡。”《新唐书》卷6《肃宗纪》系“丹徒郡（丹阳郡）太守阎敬之及璘战于伊娄埭，死之”的时间为至德元载十月，误。

[93]《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并未记载啖廷瑶诏讨一事。而从《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的叙述语序来看，肃宗派遣宦者啖廷瑶等与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谋招喻永王璘之事，似发生在李希言平牒璘并导致璘攻击希言和成式事后。但若肃宗是在得知璘已攻击江淮的消息后才派遣啖廷瑶等来江淮与李成式合计诏讨的，恐怕未及发生此后啖氏等人在扬子、瓜步等长江沿线的布防工作，璘就已经派兵越过长江了。所以啖氏等应该是早于永王水师抵达江东前就已来到江淮了。

[94]《唐大诏令集》卷39《降永王璘庶人诏》，第180页。《唐大诏令集》题作“诏”，现据《全唐文》卷38改“诏”为“诰”。

[95]因为这份制书不仅早已成为安禄山叛乱时期众人行事的依据，而且一旦对永王出镇江陵之事也作出否定，那就意味着在永王的“罪过”中，负首要责任的就是玄宗本人。玄宗当然不会这样自曝其“罪”，而且这样岂不是又给了已在玄、肃之争中取得关键性胜利的肃宗进一步打压他的口实。

[96]参看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6页。

[97]《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98]《旧唐书》卷98《源乾曜附源洧传》。

[99]《旧唐书》卷98《源乾曜附源洧传》作“兵部郎中”，现据《旧唐书》卷137《徐浩传》改为“宪部”。

[100]参见《全唐文》卷445张式《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彭王傅上柱国会稽郡开国公赠太子少师东海徐公神道碑铭》、《旧唐书·徐浩传》、《新唐书·徐浩传》。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8录《唐太子太傅庾光先碑》称：“唐徐浩撰，史惟则书，永泰二年。”（不过据崔行宣《唐左金吾判官前华州司户参军李公故夫人新野庾氏墓志铭并序》载，庾光先死后赠官为“太子太师”[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5，第908页。核实图版，确为“太子太师”，见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又《旧唐书》卷118《庾准传》载：“父光先，天宝中，文部侍郎。准以门入仕，昵于宰相王缙，缙骤引至职方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据庾光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师）”之衔，及其子庾准得以门荫入仕来看，庾光先在安史乱后的身份当不低。有趣的是，《庾光先碑》正是由徐浩所撰，这不知是否因两人同在襄阳的这段交往经历所致。

[101]《全唐诗》卷138，第1400页。

[102]而和李岘的情况一样，《徐浩神道碑》及《旧唐书·徐浩传》、《新唐书·徐浩传》对他在江汉的这段经历描述得也都相当简略。

[103]参见下文的分析。

[104]这里便牵涉到玄宗何以要以永王璘而非其他亲王出任江陵大都督的原因。虽说玄宗时代的亲王遥领节度大使或大都督只有名誉而无实权，但因为这层关系，遥领地的官员与其亲王终有一种胜于他人的亲昵感。这就是肃宗在与玄宗分道之初，尚不知何去何从时，其子建宁王倓向其建议投往朔方时说的一个理由：“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而永王璘与肃宗一样，其实也早在开元十五年就已经遥领荆州大都督了。实际上，盛王琦也是在此时被授予遥领扬州大都督的。（见《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全唐文》卷22玄宗《授庆王潭等诸州都督制》）但与盛王不同的是，当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军队攻陷东京、进逼潼关时，玄宗已经有过“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的设想，只是当时二王并未出阁。（《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所以当潼关被克、玄宗幸蜀时，他颁布《命三王制》令永王出镇也并非逃亡途中的突发奇想，而是之前在玄宗心里已经有一个令诸王出镇的构画了。

[105]有关《旧唐书·肃宗纪》的史料来源，可参见[英]崔瑞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220页。

[106]《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江南道》：“至德二载正月十六日，置江宁郡。”时间略有不同。《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记置江宁郡的时间为“至德二年二月”，略误。据《唐会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润州》等记载（第594页），至德二载于江宁县所置当为江宁郡，而非金陵郡。

[108]此是三个月前萧颖士在写给宰相崔圆的书信中所描述的江淮军事情形，书中还说：“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全唐文》卷323《与崔中书圆书》）虽说萧颖士此论并非针对永王而发，但也确实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江淮的军事面貌。

[109]《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110]《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111]肃宗诏回韦陟的原因本传没有交代。如果韦陟最初被肃宗任命的是“江东采访使”，那么就是接替原采访使李希言。而如果肃宗已经知晓了李希言决意拥护他的态度，那么确实就没有必要再另遣韦陟赴任了。不过这一说法仅仅是一种推测，并且，我们也许没有必要过于凿实韦陟是否先被任命为“采访使”，后又被改任为“节度使”；或者，采访使的任命是否在“灵武”，而“节度使”的任命已在“凤翔”，等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肃宗对韦陟的第二次任命应该是发生在听闻永王起兵消息之后，也就是说，这一任命，以及韦陟的二度赴任都是很仓促的事情。

[112]有关其时颍川太守的任命情况，可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59《河南道·许州》，第838～839页。

[113]《旧唐书》卷111《高适传》。

[114]《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115]不过与《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的记载不同，《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和《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则均载李铣有兵“千余”。

[116]《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117]李璘在击斩丹阳太守阎敬之后，已经成功进驻丹阳治所丹徒县，有关此问题可参见《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考异》。

[118]《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前称李璘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后又称季广琛背离永王，一人便携带了步卒“六千”趋广陵。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凿实这些士卒的人数和其间的矛盾，总的来看，季广琛离开永王时带走了永王军队的大部应该是事实。

[119]《李太白全集》卷24，此诗又名《南奔书怀》。萧士赟云是伪作，此从王琦之说，当为太白之作。第1141、1144页。

[120]《全唐文》卷352。季广琛，史文多作“李广琛”，两者实为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