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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层次及其艺术分析39（第1页）

文学作品层次及其艺术分析[39]

今天我的讲话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讲一讲文本与作品的区别与联系，这个问题关系到阅读、分析和欣赏的发生的问题，所以要简单地介绍一下;第二个方面，介绍中外的关于作品层次的看法，使大家对文学文本的理论有一种新的理解，只有了解了作品的层次结构，分析和鉴赏才能找到切入点和归宿点;第三个方面，讲关于文学作品的接受、鉴赏与分析的诸多问题。

一、文本与作品的区别与联系

文本与作品的区别是现代文学理论中的一大问题。总的来说，文学是一种由各个维度形成的活动。文学活动最起码有四个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可以画成一个图。“文学活动”图示:

文学的分析和鉴赏属于读者对作品，但在分析和鉴赏中，不能不联系作者与世界，否则我们对作品无法做出最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分析和鉴赏不是孤立的，它是文学活动的一部分，永远不能与整个文学活动分割开来。例如，大家都熟悉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首先我们得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李白，李白因何从白帝城乘船返回江陵呢?这跟李白的一段经历有关。那就是在安史之乱中，李白接受永璘王的邀请，成为永璘王的幕府。永璘王的活动，后来受到唐肃宗的指责，被称为“叛乱”，李白也就随之成为罪人，被流放夜郎。他不得不去服刑。半路遇到唐肃宗大赦，李白恰好到达白帝城。李白心情高兴，从白帝城出发返回江陵，这才有这首诗的诞生。在这里，如果我们真要对这首诗做出自己的分析和鉴赏，那么首先要了解作者李白及其经历，这就是“作者”，还要了解安史之乱，这就是“世界”了。这样我们分析和鉴赏一首诗的活动涉及的就是整个的文学活动。而所谓文本与作品的区别与联系，也就建立在我们对文学活动的理解上面。

又如，杜甫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有的学者分析说，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于邺城，由于指挥不统一，被史思明援兵打得全军溃败。唐王朝为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当兵，人民苦不堪言。这时，杜甫正由洛阳经过潼关，赶回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写成了“三吏”“三别”。《石壕吏》是“三吏”中的一篇。全诗的主题是通过对“有吏夜捉人”的形象描绘，揭露官吏的横暴，反映人民的苦难。这种分析不到位。因为赏析者未能完全理解此时杜甫的思想感情。这里存在一个“历史—人文张力”，存在一个既要求百姓理解战争，积极支持战争，又对战争中官吏的作为不满的思想感情。

文学文本作为文学接受的对象，是文学接受活动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按接受美学的看法，文学文本和具体化了的作品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文本还仅仅是一些印刷品，一些文字符号，它虽然具有潜在的意义，具有召唤结构，但毕竟还没有变成鲜活的、现实的实体，还没有得到读者心灵的感应，因此，它还是第一文本，还不能构成实在的美学对象。第一文本经过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欣赏性的阅读，经过阅读过程中想象的作用，其潜在的意义变成了鲜活的、现实的实体，其召唤得到了读者的响应之后，才变成第二文本，即作品，才成为实在的美学对象。

文学作品并不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客体，并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像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映。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生命。[40]

接受美学把读者通过阅读活动所具体化的美学对象视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标是要用接受美学取代以创作为研究中心的美学。接受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把注意力转向读者，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的创造作用，认为读者才是作品的“真正完成者”。姚斯说:

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做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41]

姚斯的这个理论当然也不新鲜，在这之前，早就有人谈到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莱里说过:“我诗歌中的意义是读者赋予的。”波兰哲学家英伽登也认为文学文本本身只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框架或图式结构，其中留下了许多未定点，只有在读者通过阅读，把这些未定点确定之后，文本才变成作品。文本是作家笔下的语言文字编织的符号，它因为有空白，有未定点，所以可以被读者所阅读、接受和鉴赏，它是文学接受的基础;文本如果不被阅读和接受，束之高阁，那么它永远不会变为鲜活的作品，阅读与接收是变文本为作品的关键环节，接受与鉴赏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文本是作品的前提，作品是文本的实现。文本与作品之间的中介是接受（阅读、理解、分析、欣赏）。

二、中外文学作品层次论

中国先秦时期，庄子就提出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在庄子的理论体系中，最高的观念就是“道”。“道”是“物之初”，是万物的起源，但它只可“神遇”，不可“目视”，是不容易追寻到的东西。所以他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42]

这意思是说，世人所珍贵的道载于书，书不过是言辞，言辞有它的珍贵处。言辞珍贵的是意义，意义有所指向。但意义所指向的，是不可用言辞来表达的，世人因珍贵言辞而传之于书。世人虽贵重书，我却以为不足贵重，因为所贵重的并不是值得贵重的。可以看得见的是形与色，可以听得见的是名与声。可悲啊，世人以为从形色名声就可以得到事物的实情。假定形色名声不足以确知事物的实情，那么知道的不说，说的又不知道，这样，世人如何能理解呢?

庄子这段话的旨趣在于提出“言不尽意”的命题，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提出了作品中言与意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的可贵思想。言辞不是言辞本身，它的价值是指向意义。但言辞不可能说尽“道”的意义。其后王弼在继承庄子的“言意”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象”的观念。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