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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综上所述，可以进而讨论如下问题：

一、孙中山一贯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给人以种族复仇的狭隘之感，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二、中国士绅有民重君轻、天下己任的观念以及异端结交江湖的传统，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顾社稷苍生，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国民。汪有龄说：“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68]夏曾佑认为：“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之一支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169]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经元善表达得最为明确：“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致，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70]他们虽以勤王为号召，但倡建国会，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组成权力机关，并实际发挥对内对外职责，确如梁启超所说，是乘势借勤王以兴民政。而且作为未来政府的首脑，光绪只是人选之一，真正的权力机构还在国会。

政见宗旨相近，方式手段趋同，一旦当道的所作所为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革新势力的不同政派便会与一切反政府势力联合，以武力求变政，在宗旨和手段上，很难发现原则区别。戊戌政变后，顽固亲贵把持下清朝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士绅们看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为泄一己私愤，不惜将国家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促使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以拯救危亡。陈三立说：“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171]汪有龄认为：“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屈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72]孙宝瑄也同意：“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173]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174]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行动方式不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指证政见。对于士绅性格的这一面，应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175]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

三、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对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围绕所谓正气会和自立军宗旨矛盾的争论，显示依据革命与改良的概念，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倾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如果不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很难如实揭示。

[1]参见［日］深泽秀男：《自立军起义について》，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汤志钧：《孙中山与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1）；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2）。

[2]［日］手代木公助：《戊戌より庚子に至る革命派と变法派の交涉——当时の日清关系の一断面》，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第7辑，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

[3]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1～382页，东京原书房，196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4日东京警视总监西山志澄致外相大隈重信甲秘第155号。

[4]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30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6]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7]《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据明治三十一年11月28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平山周等人于11月15日由横滨出发。

[9]《湖南现状》，《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10]参见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1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

[12]明治三十二年11月2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68～17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13]《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14]《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15]［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3页，上海，新智社，1903。

[16]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5页。

[17]古哀洲后死者原辑，赵必振增补：《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98～317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张之洞进唐才常等组织哥老会名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276～2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张伯桢：《张篁溪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3～29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8]［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9]古哀洲后死者辑：《自立会人物考》、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98～317、79～99页。

[20]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21]古哀洲后死者辑：《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14页。

[22]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95页。

[23]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3页。此事在明治三十二年，该书误植为明治三十三年。或据以断定1900年5月毕永年在上海活动，误。

[24]《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3页。

[25]《俞廉三奏报唐才中供词二则》，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149页。供词称：“那文廷式于六七月间到长沙，是来办孙革命党的事，又名三合会，广东人最多，约了富有会的张尧卿帮他散票。他们革命党，与康、梁之保皇会相反，彼此不合，他们久已水火，不能联成一气的。”8月21日，文廷式返回上海，所办之事不成功（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26]明治三十三年9月5日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容星桥讣告》。

[27]［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明治三十三年8月9日，［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张伯桢：《张篁溪遗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3～293页。自立军失败后，王质甫辗转逃到香港，次年岁末在香港与秦力山相会（《开智录》第5期，1901年3月5日）。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9]《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3）。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平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421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