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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3页）

[67]《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68]明治三十二年10月2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23号、同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14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第1010号、10月2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30号、同日深野福冈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1511号、12月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4号。均见［日］久保田文次：《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ぉ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1989年自印本，55～62页。1899年12月5日，梁启超与周善培访问近卫笃麿，告以即将访美（［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1页）。

[69]明治三十二年12月2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5号。

[70]明治三十二年11月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51号、11月10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42号、11月14日长崎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513号。1900年2月，麦孟华到横滨继任《清议报》主笔（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0页）。

[71]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

[72]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2页。

[7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0～202页。

[7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80～181页，贾毅安注。

[75]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84～8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7页。

[77]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80页。时间参见［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17页。

[78]［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66页。

[79]庚子以后，保皇会发动武装勤王的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02年梁启超致函美洲保皇会同志，告以“广西民党现据南宁州，现香港我会派有数人在彼主持，然军火甚乏，现时尚难望大成”（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10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同年徐勤函告康有为：“广西之事智若与扎池十人直往龙州、南宁等处，联络其头目，事成或不成，然智若破家为之，拼死为之，诚可敬也。来各埠函切勿言西事之无用，若智若等知之，则大失其心矣。”（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1页）智若，即张学璟；扎池，疑为罗璞士（孝通），1901年6月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中有“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61页）。1902年9月23日保皇会总会的何廷光（穗田）、王觉任（镜如）等致函美洲保皇会分会，中谓：“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惟惜该党各立头目，各行各事，未能联成团体，以与军兵相抗，恐无济事耳。”（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145～146页）

[8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

[81]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3页。“去年事”疑指梁启超以数万言之书进呈康有为，反对保皇会明办（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8页），或是陈少白带去香港的劝康有为与革命党合作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63页）。

[82]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57页。按此函收信人不会是欧榘甲。

[8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7页。所谓“言革”，主要指1902年4月梁启超、徐勤等人向康有为进言以革命为宣传口号事，但1899年已有言革之人。

[8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2页。

[85]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63页。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86～87页。

[86]明治三十二年11月13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64号、11月21日秘甲第589号。

[87]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8]郭汉民《〈唐才常集〉辨误一则》（《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力证梁启超到港之事子虚乌有，但康有为、唐才常当时确在香港，陈少白所说亦多内情相符，则此事仍须深究。

[89]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57页。

[9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21、234～237页。

[91]《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6页。

[92]明治三十二年7月31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55号、8月4日秘甲第367号、8月12日秘甲第380号、8月30日秘甲第404号。

[93]《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9月29日。

[94]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01页。

[95]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3页。

[9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97]参见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3章《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

[98]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70页。

[9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100]《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会见康有为的动议，宫崎寅藏称是路经香港时由他提议，得到孙中山和同行诸人的赞同（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81～182页）。但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已经有赴新加坡会见康有为的计划（明治三十三年6月10日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300号）。

[101]明治三十三年7月21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102]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77页；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653页，东京，原书房，1973。

[103]明治三十二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