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263~264、320页。
[47]《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34~836页。
[48]《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840页。
[49]《国民会议组织法提出》,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5日。
[50]渊泉:《评胡适修正案》,《晨报》1925年3月5日。该报对第7条的异议为,各团体长期被少数人所占据,已成当局走狗,不能代表民意。
[51]1925年3月15日《金家凤、毛一鸣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315页。
[52]1925年1月26日《陈伯庄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308页。
[53]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21页。
[54]双林:《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周刊》第106期,1925年3月24日。
[55]1925年2月23日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314页。
[56]《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7~518页。
[57]白吉庵:《胡适传》,221~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善后会议》,59~60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马君武与胡适的联名函日期不详,汤漪的复函写于2月27日。据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胡适函草于2月24日。
[58]《胡适辞善后会议会员》,《晨报》1925年3月6日。胡适辞去代表身份的具体日期,参见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21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善后会议》,151~15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四位联署人为:马君武、王伯群、汤漪、褚辅成。
[60]双林:《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周刊》第106期,1925年3月24日。
[61]刘熙:《爱国运动与求学》来信附言,《现代评论》第42期,1925年9月26日。
[62]1927年2月2日《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423页。胡适在正式演讲中未见使用“三民主义”,沈刚伯则称其私下谈话时多次用到该词(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7~8页,台北,学生出版社,1962)。
[63]《胡适氏の帝大に於ける讲演》,《斯文》第9编第6号,1927年6月。
[64]《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3日。参见拙文《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1)。胡适后来将自己讲中国文艺复兴与《新潮》相联系,倾向虽然一致,过程与内容却显然有所不同。
[65]《中国文艺复兴》,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41页。
[6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71~18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7]TheRenaissana,JournalofRoyalIernationalAffairs,1926。Vol。5。No。6。pp。265-279。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4);《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4辑,7~6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知识分子与革命》,耿云志编:《胡适评传》,68~1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认识的系统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如将中国的文艺复兴分为广义和狭义,是胡适后来的观点,而非1923年的看法。
[68]TheRenaissana,JournalofRoyalIernationalAffairs,1926。Vol。5。No。6。pp。265-279。
[69]耿云志:《胡适年谱》,100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
[70]1927年5月23日《任白涛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432页。
[71]罗志田:《知识分子与革命》,耿云志编:《胡适评传》,111页。
[72]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7~8页。参见胡明:《胡适传论》下册,667页。
[73]《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
[74]《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4日。
[75]《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12,728~730页。
[76]详参杨天石:《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中国文化》,1991(4)。此后续有若干学人就此题目撰文,范围及议论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