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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然同道（第2页）

[21]1920年12月16日《致胡适之、高一涵》，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23页。函中的“南方”，应指上海的国民党人。

[22]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881页。

[23]1921年2月15日《致胡适之》，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75页。

[24]参见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近代史研究》，1994（5）。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83页。

[26]胡适：《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努力》第12期，1922年7月23日。

[27]《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27日。

[2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4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30页。胡适的看法，均来自谭鸣谦的文章，其中一段分析孙、陈二人的资性道：“中山的资性。近于高明，竞存的资性，近于沉毅，两人都有各个的长处。至中山富于革命的精神，而缺乏革命的政策，竞存坚忍有余，而果断不足，这又是两人瑕瑜互见的。若刚愎自用四个字，则两人同具有这种毛病，而竞存为尤甚。竞存为人，绝对不能容纳他人意见，凡意见出自自己，都是好的，出自别人，都是不好的。故竞存左右，可谓之绝无人才，都是一副传声器，或是一副被动机械，只供他传达号令，或被驾驶，稍足称人才的，都不乐为他用，故这回举动，太过不光明磊落，都是缺乏人才，为一个最大的原因。”

[31]《这一周》，《努力》第16期，1922年8月20日。

[32]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199～20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林志钧、毕侣、钟凛之：《陈炯明倡行联省自治及民选县长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171～17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陈伯衡《对广东党组织成立情况的回忆》称：“联省自治是陈炯明提出的，由陈达材（是陈炯明的机要科秘书）去计划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25、436～437页。

[34]林生：《再述孙陈之争》，《努力》第17期，1922年8月27日。

[35]《革命与反革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404页。

[36]《这一周》，《努力》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37]《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期，1922年9月10日。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67、428～429页。

[39]谭鸣谦：《三论联省政府——辟联省自治的反对论》，《广东群报》1921年6月6日。

[40]张静如、马模贞、廖英、钱自强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1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2页。有关此函的解说，参见陶季邑：《关于李大钊致胡适一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1998（3）。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125页。在俄共成立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机构之前，有关工作由个别侨民进行，柏烈伟是其中重要一员。他曾向维经斯基提供情况报告，并和后者一起前往广州活动（见1920年6月《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30、50、60页）。后来柏氏改任北京大学教授。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77页。

[4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称陈达材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梁文并称其后来退出该小组，未参加共产党。袁振英则说陈达材未参加共产党小组（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8、447、474页）。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65页。

[46]参见段云章：《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近代中国研究丛刊》，2000（3）。

[47]详参吴应銧：《“孙吴联合”与1920—1923年苏俄的对华政策》，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2辑，90～11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3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48]1920年8月2日《陈公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7页。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65页。

[5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上），香港，明报月刊版，127～129页。

[51]《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版（内部刊物），65页。关于《广东群报》的归属，意见颇为分歧。1922年6月30日张太雷致蔡和森等人函称：“《群报》仍为陈之机关报，要改组非我一人之力能办到。”（孙道昌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群团文件）》，10页，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3）则至少此时该刊并非中共广东支部的机关报。

[52]《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