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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民社会之病态（第2页）

又沈括《梦溪笔谈》记有士人招摇一例，亦颇见时风之虚薄。如云：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绐卒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280]

其尤甚者，乃至攘窃他人文章，以欺世盗名，并献之朝廷以得官者。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宋子京》云：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据上所述，其时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甚可惊。盖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挈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者也。

整理后记：

在跟随先生学习宋史期间的1986年春，有幸获读先生赐示的手书未刊稿《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依稀记得说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旧稿。学生习读时，随手抄录了一份以备学习之资，但偷懒作了许多省略，特别是在注文内容中，只是在省略处作了提示以备后查，或注明起讫，或标明起自，或只标省略号。前询托先生长子杨泽泉世兄查找这部遗稿，但遍寻不得，遗稿或已不复存在。如果真如此，则这份很不完美的抄本竟成孤本，也是一幸。原稿未注明作于何时，从引用当代人的著述来看，均是20世纪上半期的出版物或是那时发表的，时间最晚者为1948年。故而推测这篇宏文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48年左右。罗志田教授研究认为，这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可能就是先生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这是可信的，如此则本文初稿的撰写时间应在1937年左右。

今次整理，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对少数正文中的省略，酌情予以补录。对注文内容中省略的部分，根据抄录所作的提示予以补上，不再说明。对抄本中只标有省略号而没有起止提示的，根据正文内容文意补录，并加以说明，以承担误补之责。

第二，文中所引古籍，原稿均没有注明版本，现今也难以一一判定所据版本。整理时，除明显的缺漏误字外，均依抄本照录，不作改动。核对史料时，尽量用可信度高的专业出版社的出版物为准，未一一注明。

第三，原稿引用的国内外近现代人的撰著，包括原注页码，仍旧照录。在注文中以“整理者按”名义作了如下补充说明：国内学者的著作注明该著的初版时间或论文的发表时间；国外学者的译著，注明汉译本的出版时间，尽可能注明该著的初刊发表或出版时间。部分引文原标有页码，今无法找到原版一一核对，故而注明引用内容之章节以备查证。

第四，原稿本为繁体，1986年抄录时改为简体，此乃学生之过。又，当时抄录和这次整理中，限于水平，都可能出现有失先生原意的错误，一切均由学生负责，也希望有识者不吝指教。参加整理的，有研究生姜袅、詹美群等同学，王瑞来、王果二先生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

抄录整理者：刘复生

2014年2月

[1]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起，至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为时凡285年。此言三百年者，以文化演变本无截然之界限，述见始末因果，时多涉及，约举共大数耳。

[2]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出版）卷三，近古卷第二章，有《平民社会之低落》一节，其近古之时限即本文所谓之近世。陈氏以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遂谓平民地位低落，实属误论。盖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就平民地位言，实为升进而非低落，说详下文。整理者按：陈氏此书，上册由世界书局1935年初版，下册1937年初版。

[3]莫尔干《古代社会》第二篇第二章有云：“就已经叙述过的人类经验看来……”按莫氏所谓近世社会，乃指希腊罗马以下之社会，以示有别于以氏族为中心之上古社会也。整理者按：引文抄录时所省，今据1935年译本补录如下：“如前所述，人类之经验，在政府上只是发展了两种企图。（这里所说的企图，含有科学的意义。）这两种企图，全是属于社会之明确的有系统的组织：第一种组织，即发生最古之社会组织，其基础建筑在氏族、胞族及部族的上面；第二种组织，即发生最迟之政治组织，其基础建筑在领土及财产的上面。在第一企图之下，便成立了氏族社会，氏族社会里面的政府，经过人民对于氏族及部族的关系，而与人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纯粹是个人的关系。在第二企图之下，便创立了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里面的政治，经过人民对于领土——市镇、郡与国家——的关系，而与人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纯粹是领土的关系。这两种企图，就其性质而论，确有根本的差异。前者属于古代社会，后者属于近世社会。”又，《古代社会》最早的中译本为1929年（上）、1930年（下）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3年再版。1935年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有少许修改。其后则有1957年和1981年两种译本。著者H。Man，前两种译本作“莫尔甘”，后两种译本作“摩尔根”，20世纪30年代在一般论著中也写作“莫尔干”，不详先生所引何种译本。

[4]《晋书》卷四八《段灼传》。清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亦云：“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宏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5]《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并参同书卷六五《王导传》。

[6]《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列传·柳冲传》。

[8]《隋书》卷一《高祖纪》上，《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考一》。

[9]《通典》卷一四《选举二》，《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11]《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按《氏族志》成书，凡一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

[12]《姓氏录》为书，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高宗自为序，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等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见《新唐书·高俭传》及王溥《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13]《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及《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14]卢从愿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时称允当。宇文融有恨于从愿，尝密奏其广占良田，玄宗以为不廉，欲因为相屡矣，卒以是止。见《旧唐书》卷一百及《新唐书》卷一二九《卢从愿传》。又《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附《崔琳传》云：“玄宗每命相，皆先书其名，一日书琳等名，覆以金瓯，会太子入，帝谓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谁乎？即中，且赐酒。’太子曰：‘非崔琳、卢从愿乎？’帝曰：‘然。’赐太子酒。时两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数矣，以族大，恐附丽者众，卒不用。”

[15]唐宋虽引科举，然恩荫入仕，其途仍宽泛。魏玄同于高宗时为吏部侍郎，尝上书言选举之政曰：“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龄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见《旧唐书》卷八七《魏玄同传》。

[16]《唐会要》卷三六《氏族》条，按唐高祖之立国，对于隋末起义群雄，则持敌意，力加诛夷；而颇优容自隋廷来归之臣僚，虽罪迹彰著者亦然；此盖高祖出身西魏周隋以来之关陇贵臣集团，实有甚浓密之阶级或团体意识也。

[1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谓：“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远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并参同书卷一二《齐制典籖之权太重》及《江左世族无功臣》诸条。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1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14页。整理者按：陈氏该著初版为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