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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02（第1页）

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02

且看先生是怎么说的。文章开篇云：

中唐以下之三百年间，为吾国社会之一剧烈蜕变时期。于时旧文化体系由动摇以趋崩溃，而新文化之端绪，亦崭然露以头角。此长期酝酿发育之中，虽尝回流急湍，顿起波折，然至宋仁宗庆历之世，文化更新之局，遂如瓜熟蒂落，臻于功成。自是世局改观，形质焕变，无异为中世近世历史画一明朗之大界。[32]

而此文之作，“乃就此期中平民社会崛兴之事实，考察其于庆历时代之全面文化更新，究有何种渊源与影响？并藉窥此一伟大变革之意义与价值，以明中国近世文化之趋向”。故文章的核心，是这一时段平民社会之崛兴。主要通过科举之影响、经济之演变（含兼并激烈、商业活跃和都市发达三节）以及南方的开发三方面来论证。

在吴先生看来，门阀衰落和平民解放是这一时段基本的阶级升降，“颇似晚周社会现象之复演”。尤其平民解放使原本静凝的社会转趋活络，同时也因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被毁坏，“组织解体，无多拘束之力；由是个性发展，思想趋于自由，人人务于表现才能，生活竞争转激烈，则社会之动进不宁，自有必然之势”。因此，文章也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平民社会之病态”，表现为“政治理想之卑”“国计民生之困”和“社会风俗之陋”三部分。文章最后说，新的社会中“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堪可惊”。盖因

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者也。

一个社会到了读书人也“无行”的时候，世风的污陋，乃是自然的结果。而“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则是最基本的原因。类似场景，或许是社会“转型”时的常态，今人或不无似曾相识之感。而是否能有不安于污秽凡陋的志士仁人，“趋赴理想，矫时变俗”，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恐怕也是所有“转型”社会能否产生一伟大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从先生文章的脉络看，大概是先有侧重平民社会的初稿，后又根据新出版的论著进一步修订。初稿中一些观察和思考的面相，隐约可见日本学者的影响（吴先生在1936年曾翻译桑原骘藏的《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文中明显可见此文思路的影响）。增补的修订中，则多引证陈寅恪发表于吴先生毕业后的意见，盖因陈先生向来重视社会演变时的新旧异动也。

而对一些时贤的看法，则有所商榷。如陈登原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说，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故平民地位低落。吴先生指出，“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故平民地位实在上升。而钱穆先生说，隋唐习见官吏以经商致富，自唐中叶以后此风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少，商贾在政治社会方面活动力亦渐绌（《国史大纲》）。吴先生则认为：中唐以下社会的平等化，“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

中国传统文化本有甚强的“非物质”特征，观先生与时贤的歧异，两皆强调阶级之“贵贱”有其特定的含义，与民生贫富不必同，实对此文化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领会。而“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一语，对宋以降中国社会的体认，极有识见，由此可以开拓出一片开阔的研究领域。

按先生以宋仁宗庆历之时为中国中世、近世历史的分界点，是一个大胆的识断；且前面从中唐说起，亦为一分界点（即中世），这与他的指导老师蒙文通的见解有些不同。不知这是否即先生后来一直暂缓修改发表此文的一个考虑。盖蒙先生向以晚周、魏晋、中唐、晚明为中国古代四大变局，虽也说可以再细分为若干段，并明确承认北宋庆历前后的不同，但终不以为超过了晚明那一大分界点。[33]

以我外行的凡眼看，蒙、吴两先生的卓越贡献，在于强调并明确了中唐以前豪族世家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所谓晚周的一大变化，正是贵族制的崩溃。用通俗的话说，孔子一个最持久的贡献，或即以文化代替血缘的高贵，塑造出一个通过读书而确立其地位的精神贵族，为社会所供养。但一个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虽被毁坏，仍会有“死而不僵”的余波长期存在，并以新的形式“恢复和巩固”陈旧的内容（马克思语）。于是这后起的文化贵族，旋又以门第的方式延续了血缘高贵的传统。

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谱系为基准的门阀实际成为社会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朝代的更替和南北的分治，维系着以衣冠礼乐为象征的文化“正朔”。这不仅构成了对一般百姓的压迫，也足以与大一统的朝廷分庭抗礼。只要看看唐太宗对超越于本朝功业的世族那种不满和三番五次的打压，便可见其力量所在。

这也意味着，在对付豪家世族的斗争中，王朝统治者和以农民为主的平民其实有着共同的对手。隋文帝罢州郡乡官，恐怕与那时基层社会的转变不无关联。而隋末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的确摧毁了豪族世家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农民和豪族世家的人格依附关系便逐渐为佃农和地主的经济契约关系所代替”。农民不仅和地主同样真正成为皇帝的编户齐民，在法权上也“取得了与地主同等的政治权利”。随着豪族世家特权地位的丧失，“唐以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一是皇室及皇亲国戚，一是地主和农民。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不稳固方面，地主正与农民同。[34]所谓“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或可由此理解。而科举制对朝廷和平民的共同重要，也体现于此。

换言之，编户齐民的体制虽确立于秦汉[35]，却并未稳固，实有长期的反复。尤其中国幅员辽阔，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可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徐中舒先生在论述古代田制演变时，也注意到经济基础和宗法形式的互动，故贵族社会的瓦解和平民社会之养成，进行得相当缓慢，大体始于战国，历经反复，到唐实行两税法以后才完成；至明清一条鞭法实施，乃不可逆转。[36]徐先生所说的各类宗法形式，亦即蒙先生所说的豪族世家，大体都是先秦贵族在后世的变体。

蒙文通先生已注意到，宋儒与汉儒的一大不同，即其谆谆于基层社会教养之道。两宋“儒者极多究心于社会救济事业”，这既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势，同时也“源于理学理论之必然”。而“宋儒于乡村福利，恒主于下之自为”，故“重乡之自治，而不欲其事属之官府”。[37]宋代民间社会已初步构建起来的一个表征，即蒙先生指出的“东晋南渡需要侨置州郡、建立门阀，南宋南渡不需要侨置州郡，也无门阀出现”。[38]

受老师的影响，吴先生后来在多篇文章中，都进一步强调从北宋延续到元代各地义学、社仓等半体制化的基层建构。如范仲淹在苏州创置义田，张载试图在家乡实验井田制，蓝田吕大钧受张载影响而创立“乡约”，以及南宋“社仓”“义役”一类，皆是“乡村建设的实验”或“乡村自治的创举”。而这些“地方自治工作”，就是“儒学的复兴、理学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风俗产生的重大影响。[39]

窃以为这与朱熹等礼下庶人的努力相同，都是一种着眼于地方的基层构建，回应的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大挑战，即秦汉大一统后，怎样在广土众民的局面上延续以前诸侯国时代直达基层的治理模式。封建与郡县虽各有利弊，其实也都面临一个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理的问题，具体即是否及怎样设置乡官。而基层社会的构建，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思路，乃以自治取代被治。物质基础既备，再加上礼下庶人，意味着普通人与“天道”的直接衔接，使平民自治具有了自足的合道性（legitimacy）。若地方社会可以自立，则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就不那么大，甚至可以做到“亡国”而不“亡天下”。

后者或是南宋士人心中萦回的一个切要思虑。吴先生后来指出，面临辽、夏政权的冲击，“宋代道学家的潜在意识中，既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也不无政治危机感”。尤其在宋代“武力不竞”的背景下，“民族文化得其宣扬，深入人心，不特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亦使人情敦厚，风俗善良”。[40]重要的是，这些基层建制确实在元代得到了延续。蒙古入主中夏后，虽“欲悉诛汉人，空其地为牧场”，而乡村之自治自理，反“视宋为尤美备”。其主要原因，就是已构建起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基层社会。[41]若与蒙古入侵对欧洲的中断性影响相比，就更能明白此类基层社会的构建对民生的相对稳定和文化传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了。

不过，这样一种平民社会的完全确立，或真要到明中叶以后，即蒙先生注意到的，明世宗时乃正式确认有一个非官非民的“绅”之阶级存在。[42]不论这“绅”的含义更多是经济的（与土地、财富的关联）还是文化的（即后来日渐显著的绅与士的关联），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故两先生的论述可以互补，对我们理解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与社会，有极大的启发。

现在回想，有这样宽宏学术器局的学人，不论有多么强的经世意愿，恐怕总会想着回到学术，去完成这一构思已经成熟、仅待写出的宏大史学杰构。在先生心中，很可能有着持之以恒的强烈学术召唤，去走完他已经起步的征程。要理解吴先生为什么在实际政治中屡进屡出，或许这是另一重要因素。

假如吴先生心中对整个中世（中唐以下三百年）和近世（宋仁宗庆历以后）早有一套基本清晰的构思，则他早年那些几乎一蹴而就的论文，很可能是宏观构思中灵机一动的附产品。也只有这类意义自足的具体题目，才可以在需要倚马而待的时间里“拨冗”为之。虽枝节片论，似信手拈来，却处处闪现着灵光。反过来，先生以前很多点到为止的零散议论，其实背后有着宏阔的纲维，可以借此贯串起来。此即昔人所谓如网在纲、纲举目张乎？

三、退避中的坚守

若从其发表的作品看，先生中年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享誉中外的《西夏史稿》了。实际上，那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品。在先生以吴浦帆之名拉车度日之时，1954年某日，徐中舒先生忽到访，不遇，嘱先生往见。后谒见于徐府，告知已与蒙文通先生议，不能坐看吴先生废其学，决定由二先生每月资助30元（那时此数略可养家），让这位已不年轻的学生回归学问（后来王恩洋先生闻知，也参与资助）。在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经费的问题，出资者还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有这样的老师，宁非幸事！人生有时真是需要贵人援手的，先生无此转折，或许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了。

且徐、蒙二老连研究的题目也替吴先生想好了，就是西夏史。这是老先生们体贴入微而又深思熟虑的选择，一方面照顾了吴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关注西部边疆的治学心路，历史时段又在先生用功较多的中古，同时也有回避当时学问“主流”、不与他人争锋的意思。盖以吴先生当时的身份，无业而兼“历史反革命”，若所做题目太“预流”，难保不生枝节。而西夏史又确是一块需要填补的空白，其自身的价值不言而喻。[43]

与一般民族史、区域史的研究不同，吴先生的西夏史立意要高远得多。他以为，在唐末迄元的几百年间，今日的中国实际存在多个持续的政权，西夏立国近二百年，早年虽曾为宋、辽的藩属，但立国后很快通过战争与谈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形成了夏、宋、辽三方鼎立的局面。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政权皆非独存，而是存在于彼此的关联之中。故必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了解那一时段“中国”的全局。甚至要了解宋、辽、金、夏各史，也必须结合其他政权进行研究。[44]

而西夏位于各族环绕的中心，本身又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常以诸“蕃族”的代表自居，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西域的局部统一（宋、辽以及后来的金，其实也都是局部统一而已），为后来元、明、清三朝的大统一奠立了基础。故吴先生反复强调，各政权虽分疆而治，政治上对立（对立也是一种关联），而经济文化等则有合作互补的一面。毕竟人民既各有其特点，又彼此息息相关，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希望加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故即使在政治割据分裂之时，经济上始终脉络贯通，蔚为整体，难以分离。[45]

文化、经济网络对国家的维系作用，甚为重要。这与前引他关于中世到近世的社会构建思路实相关联，是吴先生的一个重要见解。因此，在《西夏史稿》中，他特别注意考证道路、商路、市场的情况。正是这些联系，将“中国”确立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层次——政治空间虽然分裂了，但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却从未断绝，仍相连贯。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数次分裂而又重新统一，正基于文化的感召力和不断的经济联系。[46]

不过吴先生也未能忘怀他那气象宏伟的巨构，1955年撰写的《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应是接续探讨中世、近世社会演变的下篇之一部分，似乎也曾想将其续成一书。但为了随顺时代，不得不多说庆历社会并非“盛世”（因为黑暗反动的“封建社会”本不该有盛世）。只有该文看似轻描淡写的第四节——分析宋代为什么未出现全国性大起义，实即正面论证庆历的新政和北宋的社会构建，才是真正延续原作的申论，然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尽管这样，此文仍到1998年才能面世，此前仅将论及王则起义的一段摘出，发表于《历史教学》。

那个时代，不能做自己擅长也想做的题目之人，不在少数。不过我也猜想，即使先生的境遇顺遂许多，此书仍难写下去。试想，像先生这样把庆历变革视为伟大的文化运动、崭然开出另一光焕新景的人，要改换初衷，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来写，会是怎样的痛苦！确不如搁置算了。

先生后来想要编撰一部通贯的“中国学术文化系年”，大概也是一种退让的思路。以先生那种以睿智见长的治学取径，正不知有多少重要的题目可做。但自己不仅生存近于苟活，在学界也尚处边缘，心有余悸，本不宜过于进取（真要进取，还只能顺着“阶级斗争”的旋律说话）。而“学术文化系年”这类题目，没有眼光的人不能做，目不斜视的人不能做，不吃苦耐劳、勤于爬梳的人也不能做，真做出来又功德无量，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好题；但却既要识力，又要精力。然终因眼疾困扰，先生也未曾得到足够的尊重，缺少今日常说的搭建平台、配备助手一类待遇，虽自动缩减为五代迄元（10至14世纪）的学术文化系年，亦未能彻底完工，存稿仍在整理中。

这样，先生的中年，是在极度坎坷之中，历经磨难，逐步回归学术。那中间，还包括文化自身也遇到“革命”的十多年，老先生们自身难保，蒙文通先生更受辱先去；所以到《西夏史稿》出版，已经是1980年，先生已近70岁了。那时“**”结束不久，学界许多人已欠缺判断力，《西夏史稿》虽有徐中舒先生题序揄扬，不少人却抱怀疑态度。必待邓广铭、蔡美彪先生先后公开称赞，始渐承认其学术地位（此承王曾瑜先生面示）。

那以后，先生的物质生活和学术境遇虽在逐步改善，却也并非事事如意。尤其在徐中舒和缪钺先生先后离去之后，川大历史系一下子没有了今日所谓领军人物，却未能及时竖起吴天墀先生这杆大旗，以规划方向、启迪后学，导致了较长一段衰颓的时光。这不能不说是川大历史系的重大失策，而长期关怀着川大历史学科的吴先生自己，对此想必也是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