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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代序（第2页）

齐大避寇迁蜀，借用的是华西大学的校址。我上课的班，有5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大约有七八十人。次年夏天，齐大复员回山东；此时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约我前去上海，参加他正在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于是，从没出过四川的我，也就到了上海，作了研究员。

青年党，是个反动的党派，这已是早有定论的了。我是在学生时代参加青年党的，参加的原因，除了是不满社会现实之外，还因不少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青年党人之故。开初，自己好像也仅仅是挂了个名而已，记不得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到1945年，也就是离开芦山那年的冬天，在青年党十届代表会上，却被选为检审（即监察）委员。到达上海，本是为了工作；但是青年党的总部也在那里，另外离当时国民党的巢穴——南京也不算远。这样，却使我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真实情况的机会。最后的结论是：天下的老鸹一般黑！

1946年11月，在以国共两党为首的旧政协破裂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拉拢青年、民社两个小党作为陪衬，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作为“中央检审委员”的我，当时也代表了青年党出席。大会在进入分组讨论宪草时，我所参加的是“中央与地方权限”组。也许是代表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官的，并又对这实际问题颇为关心之故，所以这组的人数就特别多。当时我是刚从县长之位下来，对基层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会上就竭力反对“宪法”中“中央政府”过分集权的条款，主张中央、省、县三级的权力，尤其是人、财、物三者均应保持一定的平衡。本来，这“宪法”恣意扩大“中央”的权力，就是为蒋介石出任“总统”而开道的。我这种不识时务的言辞，在那独裁统治之下，当然是会冒有一定风险的。青年党的一些头儿也不满意我，认为我擅作主张，将会妨碍他们的“前程”。我当时的心情是：我只谈我个人认为正确的意见，当然代表不了青年党；但我今后决心离避，图个安宁，青年党也是制止不了我的。由于我谈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要一手遮天，似乎也不大容易；因此会场便掀起风波，蒋手下的干员如罗卓英（时为广东省主席）、李宗黄（时为新县制实施委员会主任）、王正廷（曾任外交部长）等相继出面与我在会场展开激烈的争辩。这时候，南京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最终，这条“宪草”虽得到了修改，但不期却被一些人把它描绘成大会的“民主”表现，令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官场的黑暗。

那时，解放战争正在东北进行。曾琦一心想讨好国民党，曾跑到前方去打气。一些青年党人对此表示不满，多有意见，认为这种表现太露骨，很不高明，而且也有违青年党的党章；可是也仅止于背后嘀咕而已。在一次我列席由曾琦召集的“中常会”上，当他正吹嘘其东北之行，而在场的人却面面相觑之时，我发言了。我说：“曾先生是在大学教过法律学的，不可能不知道国有国法，党有党章的道理。你这次是代表青年党到东北去的，然而对外所有的发言表态，中常会全不知道，这是与党章不合的。我清楚在座的许多中常委对此都有意见，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我是一名检委，似应如实相告。”当时弄得曾琦下不了台，把脸都气红了。当夜作为青年党二把手的李璜，要我去见他，一见面就说：“你今天在会上，向曾先生所提的意见很好。许多人和他是有几十年交情的，不便开口；而别的一些人则由于不敢，或是不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你这样做，是很对的。”隔了两三天，曾琦也找我去，我本以为他要向我寻衅。出乎意料，见面时他却对我十分客气，对我今后的去向特别关心，当知道我将返回成都教书时，竟非常诧异地说：“我们就将参加政府，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他根本不提那天会上的事了。

我说回成都教书，是出自内心的老实话。本来，我借南京出席“国大”会的机会，曾到成贤街拜访过徐中舒先生，这时他是利用川大休假一年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课。他同我去逛夫子庙时，问起我今后的行止。我告诉他：会后打算回川，准备把家小也接到成都，一是有利小孩上学；二是决定教书。当时徐先生对我说，他写信回去，为我问一下川大的情况。所以后来我一回到成都，川大冯汉骥先生就来向我说，川大约我教书的事已经决定了。回成都后，当有人问及京沪时局，我都是将我所见闻的污糟情况如实道出。那时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打算：想邀约一批青年党人登报声明退出该党。后见所接触的人，怕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对此反应冷淡，这打算就只好一风吹了。但是，我既决心要脱离那黑暗喧嚣的政治旋涡，觉得就这样含糊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了向社会表明自己今后和青年党割断一切政治联系，便于蒋介石就任总统之后的第四天，同时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和上海的《中华时报》上发表了《五九国耻纪念日论袁世凯》的署名专论。申言袁世凯一生的罪恶作为：迷信武力，漠视民意，专制自为，祸国殃民，其前车之鉴，正是值得蒋氏加以考虑的。

从1947年起，我除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院长魏时珍）、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校长蒙文通）和东方文教学院（院长王恩洋）教过书。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又到三台川北大学（代校长王兆荣）任教半年。暑期回成都仍就东方文教学院之约。因青年党系反动党派，在10月我便自动到公安机关进行了登记。1951年文教学院由政府接收，由于我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立即发生问题。这样，我就干上了体力劳动。开初是与人共拉一辆小板车，其后又单独一人拉木架车。虽然辛苦一点，但自食其力，心情还是安定的。我在东方文教学院教书时，王恩洋院长每次都要亲自随堂听课，日子一久，自然产生感情。1952年，在南充作川北协商会委员的他，知道我拉车的消息后，还写了《贺吴浦帆教授拉车》一诗，致其勖勉关切之意，使我很是感动。他写道：

浦帆教授与吾书，近在蓉市拉板车。

面目黧黑体力健，群众为吕天地庐。

书生拘牵性孤傲，此日平怀略形躯。

今世劳工最为贵，喜君已邻一品居。

能死非勇能生勇，鞠育教养责在予。

慈忍练磨比金石，为供人类效驰驱。

君不见，国运方昌如旭日，空前建设阔壮图。

仁者愿后天下乐，拉车奋迅意倍舒。

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

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

这时，徐中舒、蒙文通诸先生，也对我十分关心。认为长此以往，会荒废所学的专业，创议我试写西夏史。于是从1955年起我就在徐、蒙、王三位先生的支持下，大着胆子干了起来。在编撰中，由于没有图书资料，也是徐先生设法解决的。从此，自己每天找书阅读，抄写材料，对一些问题又不得不进行思考辨别；其外还得从头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学习，自己不但从中逐步得到了提高，也对西夏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直到1956年秋，川大通知我回历史系工作时，大约共抄写了五六万字。在历史系，我的职务是高级资料员。因事务繁多，工作紧张，自然写作西夏史的事就相应松弛下来；然而当时我的心情常常是十分沉重的：总觉得如果让“史稿”就这样半途而废的话，那我就是辜负了先生们的关怀与期望。所以一当业余稍为有点空闲时间，我仍是想方设法地搜集资料，并努力试着写下去。然而，在那时期，运动迭起，常常又迫使自己不得不把工作停下来。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折腾到1980年12月，《西夏史稿》一书才终于出版了，徐中舒先生还为此作了序。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我却认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因为它的出版，使我卸下长达25年的心理负担。浅学无能，再加上命运坎坷的我，终于没让自己的老师失望。就这一点来说，我已是心满意足了。不过，曾经大力支持我的另二位先生却都早已作古，这又令我感到遗憾和疚心。

时光倏忽，转眼已是世纪之末了。今年10月15日是徐中舒先生的百周年诞辰纪念。徐先生是在抗战之年到川大任教的，我有幸成为首批受教的学生；平生又得到他多方面的扶持。每念师德，徒增惭悚。而我现年已昏耄，无所作为，承历史系领导大力相助，要我将过往所写的一些文字编集成册，以志师恩。此事本当自己操劳，但因年迈衰朽，目疾特深，实已难于承担。赖刘复生、徐亮工、杨怡诸学友，及省文史馆馆员杨正苞先生的尽力相助；尤其应特别致谢蔡崇榜先生，他在公务丛脞中挤出宝贵时间，挑起了本书责任编辑的担子，不辞辛劳，将所有工作都做得十分完善妥帖。至于川大出版社，也是事事热情关照，很是感人。所以此书的编辑出版，皆凭众人之力所为，而让我独享其名，内心是有愧的，故附述于末，以表谢忱。

1998年8月30日于四川联大新绿阳村

[1]1华里即1里，等于500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