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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民社会之病态（第1页）

三、平民社会之病态

门阀特权崩溃，平民势力升进，此为唐宋之际社会演进的主流。此一主流之光明面，为阶级之刬除，脱瀹陈腐，焕发新猷，使民族之混凝进于一体，文教之普及愈益深透，皆无容疑者；惟亦有其黑暗面，社会蜕变之际，旧文化不复适应新世态，理想沉冥，混乱矛盾，行尸走肉，一团黑漆，此又不啻开启出民烦苦之新绪：譬犹河泻龙门，历高而下，行于平陆不无溉注之利，然泥沙瓦砾，包摄随来，及其壅溃，且成新患，则固为彰著之事实矣。是以吾国中世末期以下之历史，其社会病态显露，有可得而论列者：

（一）政治理想之卑

唐末五代之混乱，属于军事变态，固无理想之足云，可以置而不论。入于宋世，已为平宁一统之局矣，然其病根蹯伏，实未厘革，不过刀兵之后，人口大减，稍获苏息，暂聊其生而已；迨养息日久，丁户激增，耕地渐蹙，而乱机又有形成之势。宋太祖之得国，由于军士拥戴，非有深仁厚泽，素结于人民，又时无世家大族，以为政权之支柱。明鉴于五季以来，武夫桀骜，常存侥幸，文人贪鄙，素乏忠耿，皇室高悬，益懔孤危，自策安全，务求其工。故厉行集权，密布法网，惴惴焉惟政权之是保，以防一切可能之异图。盖宋立国之政治理想及其统治方法，乃持道家精神而又参以法家之术者，是以自始富于消极的牵掣之特色，本无忌于有所作为，而亦惟恐其臣其民之能有所作为也。太祖时有司木官，以积材不整齐，上请截之，太祖即批其奏曰：“截你爷头！”道家之术以不齐为齐，是以斥之也。[232]赵普当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乃许登对；又置大甕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则焚去。[233]此虽或出于揽权固位之心，亦镇以无为之意。太宗尝闻汴水辇运卒有贸易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致损折可矣。”吕蒙正对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故慎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234]真宗之名相为李沆、王旦，李沆尝谓：“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235]旦亦不喜事，“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236]此见宋初君臣为治之态度也。遵法慎变，则官吏安于故常；清静无为，则社会流于放任。而其归趋，则在牢持专制主义，以谋统治基础之安固无摇而已。惟宋之专制主义，乃以阴柔绵密之方式出之，常能因应推移，有使人不易觉察者。如真宗耻于澶渊之盟，乃纳王钦若之说，假造天书，以愚臣民[237]，于是祥瑞沓来，东封西祀，举国若狂。[238]其妄诞可笑，识者未始无人而莫敢谏；王旦心知其非，迫于帝意，亦不能不勉强附和，然至临殁，深为悔恨，遗命削发披缁以殓。[239]于此乃见宋政猜忍之本质，而表面之宽大徒烟幕耳。其时政府赖以沟通民间者厥惟科举一途，然由科举以致仕官，时君亦仅宠以虚荣，縻以禄食，使不为我害而有以制人之意多，未欲即付以治平之实权。观宋代相权之削弱，既远不逮唐[240]，而百僚有官无事，乃别为差遣治之[241]，故使错综复杂，以术相制，则知宋用其臣而未始信之。故其武臣不特威惠素著之武臣，如王德用[242]、狄青[243]之流，举不见容；即文臣之杰出者，亦辄见忌，如赵昌言之遣平蜀乱，太宗疑之而止；[244]杜衍、富弼能得民心，朝引以为忧[245]，皆非偶然。至若朝廷立法，诸如文武二柄不专付一人，而枢密院又与兵部互相牵制[246]，台谏之渐混为一，加强地位专以纠绳外朝[247]，两制不许至宰相居第[248]，设通判以分诸州之权[249]，以及官吏之间，伺察极严[250]，种种防维，不难知其用意。此种心理既使统治机构难健全，不能发生充足之行政效能，而重本轻末，居中驭外之集权政策，又行之过度，至欲天下之务，咸集朝廷[251]，朝廷之权，又操于君主之一手，于是上下之间，失其平衡，地方不治，殆属必然。欧阳修尝论此一弊象曰：

三代之盛时地方万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余以建诸侯。至于礼乐刑政，颁其大法而使守之，则其大体盖简如此。诸侯大小国盖数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庙。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训农练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则其于众务，何其繁也！今自京师至于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职必命于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县之吏奉行而已。是举天下皆所自治，其于大体，则为繁矣。其州县大小，邑闾田井，训农练卒，一夫以上略无制度，其于众务，何其忽而简也！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今自宰相至于州县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狱讼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简则力有余，治小以繁则事不遗，制民以浅则防其僻，渐民以深则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简其当繁而繁其可简，务其浅而忽其深。故为国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252]

其针砭时弊，深中肯綮。《宋朝事实》卷九谓：“五代任官，凡曹椽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致皆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故天下优浑之言，多以长官为笑。”[253]则其弊承自五代，宋初犹然也。欧阳修尝自言：“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情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254]又谷城为汉上富县，乃三十年始得一良令。修撰《狄栗墓志铭》曰：“时予为乾德令，尝至其县，与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识廉吏者，而长老之民所记才一人，而继之者今君也。问其一人者，曰张及也。推及之岁至于君，盖三十余年，是谓一世矣。呜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择乎？”[255]此类事实皆见宋初基层政治之败坏不堪。盖由中世转入近世，阶级消灭，组织分解，社会松懈，一盘散沙，而帝室高踞上位，握权自固，匪特堂深簾远，日渐远离人民，易蹈专横腐败之失，且集权过甚，于上形成庞大之官僚集团，又因受君主分化统治政策的影响，权利之争，党潮辄起，而才不下聚，基础浮摇，既无裨于治，徒增加负担，转成国计民生之赘累矣。

（二）国计民生之困

宋室既不欲再有特贵势力之出现，然使其权者，难以并吝其财；留此一罅，以为尾闾，遂有不得不尔之势。太祖得位，即抱夺权予富之政策，故其于杯酒释兵权之一幕中，明告石守信等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之忧，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舞，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56]又太祖伐江南，尝许以使相之位，及彬事平还朝，太祖吝不欲予，及赐钱二十万，彬退而自解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积金钱耳。”[257]是君以利啖臣，臣亦以利自安，则知政治理想之消沉为何如也！由此用心，设官置兵，非以治民卫国，惟事羁縻，以图暂安。其时养兵之弊尤著，凡遇水旱饥疫，人民无养，则以召募代替济卹，故兵数激增；太祖开宝时为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时为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时为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时更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自后始略减。[258]兵冗费繁，国库难胜，故陈襄《论冗兵札子》谓：“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259]然所费虽多，并不得兵之用。欧阳修尝论其弊曰：

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260]

兵既骄堕，无裨于战阵，一有外患则赖岁币买和。真宗景德元年，澶渊结盟，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记许币之情形曰：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之行也，面请所遗虏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是利用被赏尤厚。

此例一开，仁宗时岁赐西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复对辽岁增银绢各十万。此后每岁耗于赂夷者总计为七十五万五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有《宋郊礼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合而观之，政府开支如是浩繁，焉得不事聚敛？掊克之极，民生艰困，则强凌智诈，兼并益烈。盖宋室对于社会奸豪有力之家，既采放任之态度，而本身又非苛征不足维持，此一基本困难从中为祟，则宋代所行一切保民护农之政，诸如栽种桑柘，农事指导，制造农具，扑灭害虫，限制火田，开垦荒土，置官劝农，兴修水利，以及设置仓储等事[261]，虽尝为法甚备，提倡甚力，然亦仅成消极救济之性质，对于大势所趋之经济恶澜固无挽回之效力也。苏舜钦于仁宗宝元元年上疏有言：“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262]则上下交困甚明。政府之苛征暴敛，既使人民不安其生，遂如叶適之所云：“使之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慵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263]惟社会之动**不安，实深妨于统治，政府欲事弥缝，消灭危机，则冗官冗兵，殆有不得已之苦衷。如刘敞所撰《策问》云：

唐时岁举进士，至烦矣，然所取不过三四十人；今国家间四岁乃一举进士，只简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议者甚疾此。欲倣唐制，则恐贤士失职者众；欲仍旧贯，则吏员不可胜纪。夫贤士失职者众，则怨必兴于下，吏员不可胜纪，则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264]

一种困惑之情跃然纸上，乃有事实之指据，而非无病之呻吟。宋世辽夏二国，虎视北疆，不断招邀汉人，于宋威胁至大。如元昊之叛，使西北困敝者十余年；其倚为谋主以祸中国者，则为中国失志士人张元、吴昊也。[265]此一事件，时人归罪取士过严，其后殿试因之不再黜落。[266]此见宋之厚禄养士，乃迫于不得不然之情势。苏轼《东坡志林》卷五论“游士失职之祸”，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略见于史传者人数颇重，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轼对此自为之解曰：

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始皇）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轼之此言，虽论古事，其着眼则未始不在宋世。轼持道家观点，主因其势而治之，不以变更法制，彻底改造为然，认为此乃自速其亡之道；盖显为王安石之变法而发。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267]由苏文二人之语，观其会通，实有见于当世社会之不安因素，承认秀杰人才之优越地位，以维持一“稍安而不即亡”之局面，盖为宋室统治谋，非不忠智，然就国家民族之生命整体言，其为因循苟且，暂救燃眉之策，则无容讳言也。宋世社会有此矛盾错杂之性质，遂演为恶性循环之现象，即统治阶级虽用尽掊克敛财之方法，犹恶国用不足，牢笼秀杰人才之术之未备；而在被统治之民间，困于重赋，难自振拔，浮动流亡，衰殆莫保。《大学》所云“财聚则民散”，正是之谓也。

（三）社会风俗之陋

中国社会风俗至于五代，达于堕落之顶点；于时贪盗**杀，视为寻常，人命微贱，犬豕无殊。时人挣扎求活之不暇，遂于道义廉耻，未遑顾及。欧阳修撰《五代史》，于《家人》及《诸臣》《死事》《一行》《王世》等列传，皆痛斥当时风俗上之绝灭伦理，丧失廉耻。此意发之于《新五代史》者尤为激切，其言曰：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268]

按冯道历事四姓十君，窃位于篡弑武人之间，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诸主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故欧阳修骂之如此。夫礼仪教化之倡导，本属士人之责，惟唐末五代为武人盗贼之时代，士人偷生其间，以苟得为荣，苟免为幸，殊不足以语此。盖士人出路，寄于科举，为文求仕，志在温饱，学无根柢，素忘义命，加以污俗浸染，行为每**检逾闲，不复知有领导社会之责任。此辈贪冒之人，统治者虽召用之，仍不免乎内心之轻贱。故欧阳修曰：

古之士，教养有素而进取有渐。上之礼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礼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见礼于上。……后世之士则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谓干利而进尔，虽有爵禄之设而日为之防，以革进之滥者。下之视其上也，以谓虽自重，上孰我知，不自进则不能以达。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轻。呜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269]

是以科举取士，名虽重之，内实轻视，既官其人，又复防之，上下相猜，其情不固。所以然者，治国临民，非有理想，为君者保位，为臣者邀利，各图其私，而无光明大公之目标，以激举世人心之向趋故也。《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于板，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又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复以《儒行篇》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阁门，辞日给之。则时君亦已知其弊而有意于士风之转移矣。仁宗尝读《贞观政要》，有感于明通经义之重要，曰：“人臣须是知书，宰相尤须有学也。”杨安国对曰：“汉儒多引经决大事，宰相必通一经。”帝谓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务通经，但用一时之艺，苟取富贵。盖进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显位，所以不劝也。”[270]按经术之可贵，以其发明道德之本义，并揭示高远之理想，足以促起社会人生之精神向上。至于当时士人之所醉心，则为凭文辞以逐禄利，安于现实，耽于嗜欲，如是则养成柔靡浮奢之风，使人心陷溺，无以自拔。仁宗之中叶，此种流风，披靡当世，极为显著。举例言之：

其一，浪漫浮华。

一时人心既多持浅薄之功利思想，至士人之生活亦往往纵情肆欲，流于浪漫浮华。宋翔凤引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柳永词后论云：

慢词盖起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竟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一时动听，散布四方。[271]

按柳永好为**冶讴歌之曲，盛行于世，尝为《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是一生潦倒，惟与儇薄子纵游娼馆酒楼，终以成就其平民文学家之地位，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也。柳永之行为，堪为浪漫派之一代表，其脱落不羁，此犹本为平民。其后徽宗之好为微行[272]，不仅为性格转薄之表现，亦因北宋世风大变，贵族与平民久泯，整个社会浸溢新风，自由活泼，少所拘检，故徽宗以皇帝之尊，受其感染，亦遂动情于此种之浪漫生活也。又北宋中叶，奢风大盛。沈括《梦溪笔谈》记石曼卿之在蔡河下曲，与一豪家为邻，日闻笙歌，其豪姓李，方二十岁，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尝赴邀宴，《笔谈》述其情况云：

曼卿即衫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各令择五品。……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273]

此一懵然愚呆之豪主，奉养如此，可见其时尚华奢之风。[274]

其二，浇薄诈伪。

元献（晏殊）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雕落。一日，营妓曰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驰骏马出郊，登高冢旷望，长恸遂卒。元献谓士大夫受人们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279]